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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懂父亲谢觉哉] 读懂父亲

    时间:2019-05-05 03:21: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谢飞,“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之子,1942年8月14日生于陕西延安。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4年他的第七部作品《香魂女》与李安的《喜宴》并列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在古城开封,我们见到了著名导演谢飞。谢飞导演儒雅,温和,淡淡的微笑,平缓的语调,一派谦谦君子风范。谢飞说:我和父亲相差五十八岁,我们的交集虽然很少,但我们在人生经历中的许多思维方式是相近的。
      父亲始终是一个“文人”
      《名人传记》:您的父亲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还是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新中国首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名望等身。您是从什么时候了解到父亲这些辉煌的人生背景的?
      谢飞:我小学和中学读的都是部队学校,对新中国成立前父亲的一些经历和事情也知道一些,比如父亲参加长征呀,父亲在苏区呀等等,但了解得不是太详细。“文革”后,我母亲把父亲的传记和日记出版后,我才算对父亲有了更细致的了解。
      我小学住校,中学也住校,高中时又下乡插队去了,所以我和父亲接触不多。当时就觉得父亲很忙,还老出差。
      在我眼里,父亲是个“老文人”、“老革命”,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写,写日记,写诗,写各类文章。我记得他的散文写得特别好,50年代时他经常定期给一些杂志写专栏,我们上学用的教科书上也有他的文章。
      父亲的教育方法是“以身作则”
      《名人传记》:您的母亲王定国曾说:作为父亲,谢老对子女的教育方法是以身作则,他一生的经历就是一部教科书,为儿女做出了一个好的榜样。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谢飞:小时候,他对我们最大的要求是作文“文理要通”。另外,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字写好。
      当时,他请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教我们书法。老太太是一位书法家,小楷写得特别好,每个星期天上午来教我们写毛笔字,持续了三四个月。后来我们发現屋里贴着父亲的一封信,大概意思是,你们一定要尊重这个老太太,不许打闹。写完毛笔字后,毛笔要洗一洗再插到笔帽里,不然它就干了,笔毛很快就会坏。这样一些我们注意不到的细节,父亲都能注意到。
      我中学时开始对艺术感兴趣,想考电影学院。父亲没有干涉我,他认为小孩子要学好基本的东西,然后就可以自由发展。
      父亲没有太多的时间管我们,但他对我们有他自己的方式。当时我的姐姐哥哥在哈尔滨上大学,一个表姐在西安上大学。父亲把自己的想法以及对他们的建议和希望写在回信里,并把回信也拿给其他孩子看,抓住一切机会,给我们提出一些他的建议。
      后来他出版了《不惑集》。他的杂文写得很漂亮,简单,短小精悍,又很有思想,教给人一些工作方法和态度。
      《名人传记》:谢老那么忙,作为孩子能体会到父亲的这些用心吗?
      谢飞:事实上我认为父亲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对我们的关爱。上学时,我们一般周末才回家,父亲会在周末开家庭会议。在家庭会议上,父亲常常让母亲给大家讲家史。他自己也讲那些过去的事情。60年代时很时兴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都是在他们的讲述中知道了一些他们的过去,比如我母亲是位童养媳,出身很苦;我父亲出身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但他一直到了20年代,都没见过皮鞋,更没穿过。
      我们的生活,吃穿什么的由我母亲管着,父亲从不过问。他对我们的关爱体現在他对我们的教育上。
      《名人传记》:您和父亲年龄相差很大,和父亲接触得也比较少,那么您跟父亲的感情因此有疏远吗?
      谢飞:没有。父亲七十岁时,我决定送给父亲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有兄弟姐妹的照片和诗文的纪念册。父亲很开心。
      父亲中风后,我们几个孩子在家轮流伺候他。他说话不太清楚,走路需要搀扶,每天都要有专人料理他的事情,给他读报。
      父亲很有毅力,病痛中仍然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他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喜欢用文字记录生命的变化和自我思考,中风之后右手不能写字,就开始用左手写,歪歪扭扭地把每天的经历写下来。
      《名人传记》:您对父亲工作上的事情了解得多吗?谢老对你们在工作上有什么要求和建议?
      谢飞:他在工作上很努力,很认真。
      他先是在内务部工作,后来他在法院工作,判了许多案。他的那些被人们称道的判案经历,我是后来通过他的传记才知道的。他实际上并不是专门学法律的或专门学政治的,但被安排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他都会做得很认真。他1920年的日记上记载过他坚持学英文的经历,日记上还有用毛笔横过来写的英文。那时他已经三四十岁。
      父亲对我们寄予很大希望。但他对子女的工作安排从来不干预,他总讲:国家是有计划的,你们的工作应由你们的组织安排。“文革”期间,他虽然重病在身需要照顾,但大姐仍然按组织安排,由北京市纺织局调往新疆工作。我随北京电影学院到农村干校,一个弟弟从朝鲜留学回来,也被分配在中朝边界的一个小县城工作。
      父亲对“文革”并不了解
      《名人传记》:“文革”期间,你们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谢老对这项大的运动持什么样的态度?
      谢飞:“文革”期间,我们家比那些被打倒的要好一些,只是我们全下乡了。父亲表面上看是拥护的,但我觉得他可能并不太了解当时的情况。我父亲基本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只是停止了工作。他中风以后大概过了两年就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上卸任了。
      父亲在家里有时看看电视,但当时的电视节目很难看。看到有人贴大字报,他会觉得很奇怪,不太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但觉得没什么意思,于是他就看古诗。但是他信仰毛主席,所以只要是毛泽东发动的运动,他就没有反对过。
      我和父亲都是主动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名人传记》:您和父亲从事的工作基本没有交集,你们之间存在上一辈对下一辈的影响吗?
      谢飞: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体現在一些思维方式上。我觉得他们这一代人最值得我们学习和钦佩的,就是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五四”前后,父亲对马列主义并没有多深的了解,他主要是从正义方面觉得当时社会对大多数人特别是穷人是不公平的,必须想办法改变。   当时,毛泽东他们比较年轻,像周恩来,才二十岁左右,到黄埔军校时才二十五岁,可是我父亲年龄已经很大。他在1919年到1921年的日记中,有很多内容是写毛泽东搞的那些学社,如新民学会等,说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他写道:毛润之比较激进……仔细研读我父亲的成长故事,我发現当年父亲的选择是经过长期观察慎重思考的结果。
      他选择好自己的道路,便开始走下去。他不管自己年龄有多大,始终跟着队伍长征,在革命低潮时坚持了下来,最终实現了自己的理想。我觉得这是他们这代人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因此,我像父亲一样主动选择了自己的未来,最后考上了电影学校,到了今天这样一个位置。
      我和父亲都有自己的信念
      《名人传记》:您被称为我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执导了包括《黑骏马》、《湘女潇潇》等多部影片,在国内外屡获殊荣。您拍的影片大都关注青春,关注人性,并且对善良和美好充满向往和热忱,有一种理想主义在里面。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使您有这样的关注和热情以及对人性的思考?这和您生长的时代以及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谢飞:虽然我选择电影艺术这条道路父亲不干涉,而且我真正搞电影艺术时父亲已经去世了,但是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一定是和他日后的想法有关的。
      我的头两部电影《火花》和《向导》其实都是编造的,写的是一些阶级斗争的故事,很简单很概念化,跟生活真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很快,“文革”结束,思想解放,大家认识到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概括一切,文学艺术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表現真实、复杂而丰富的人性。
      我开始做一些努力。《我们的田野》是我拍的第三部影片,讲的是“文革”时期的故事。这部电影已经比较接近我的切身体会了。“文革”十年,我们那代人怀着一种理想和狂热的革命热情到农村去,最后理想破灭了。这个戏很真实,但人物写得比较单薄。
      这时候我接触到了沈从文的书,这就是我拍《湘女潇潇》的缘起。在中国电影中涉及人的情欲,这个戏是比较早的。沈从文是1929年写的这部小说,那时,他就可以把生活中的真实写得这么好,他当时才二十多岁。而到了80年代,我们才发現它的真和美。
      后来我又拍了《本命年》和《香魂女》,也是在这条路上不断思考的结果。这两部电影拍得就更复杂了一些,人物既是强者又是弱者,既是好人又是坏人,有了复杂丰满的东西在里面。
      我认为艺术表現現实是最基本的,表現文化是其次的,如果再能表現人性,就是比较优秀的了。我认准了这样一个道理,就一定要用我的作品来达到这样一个境界。
      人活着要有精神方面的追求,这个信念不能丢,所以无论是在《湘女潇潇》,还是《本命年》《香魂女》中,都留了一些理想光明的东西。
      我虽然走的是艺术道路,但我跟父亲一样,就是认准一个方向,一直往前走,并且绝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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