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透视_线性透视·角透视·解释模式
时间：2019-04-03 03:19: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透视法的论证中，潘诺夫斯基综合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理论探索与具体的艺术史研究，提炼出一种独特的关于西方艺术的历史哲学及问题范式，据此扩大了前人提出的透视法定义，并由此立论解释线性透视，结合古典时期遗存至今的图像及其文献证据，进而推论出古典角透视；将《作为“符号形式”的透视》作为参照，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当今艺术理论之争议的性质及其趋向。
关键词：线性透视；角透视；解释模式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6－０105－０4
在《作为“符号形式”的透视》（以下简称《符》）中，潘诺夫斯基综合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理论探索与具体的艺术史研究，提炼出一种独特的关于西方艺术的历史哲学及问题范式，由此展开了透视法的解释。这一历史哲学及问题范式既内在地构造了，也制约了他关于透视的理论观点与解释模式；它含蓄地导向了他日后提出的图像学理论，也从根本上影响了他对早期荷兰自然主义绘画等的研究。关注《符》且以之为参照，我们可以比较深入地理解相关争论的性质及其趋向。
一
潘氏界定透视法借用的是丢勒的定义，并认为他的解释已经是以现代定义以及作为一个截取视觉金字塔的截面建构为基础的，即把图像平面看作一扇“窗户”，通过它，我们获得一种统一的空间感。我们业已知道丢勒的这一技术定义源于阿尔贝蒂与达芬奇的界定，他们都把图像平面虚拟地当作一扇“窗户”或玻璃板，在该图像平面上，“投射的是空间量的连续统一体……并且被理解为包含着所有各式各样的个体对象的空间”①。但正如施耐德所注意到的，潘氏是在进一步修改莱辛的狭义透视法定义的前提下来借用丢勒的定义的②，“基本而言，我们采用莱辛的第二种定义，只不过我们省略了被严格坚持的单一视点的条件，而更字面地来阐述它。因为不像莱辛，我们将晚期希腊与希腊化罗马时期的绘画当作真正‘透视’的，对我们而言，透视……是再现许多对象及环绕它们的空间的能力，以此方式，物质图像之支撑的观念被一种透明平面的（借之我们相信我们在观察一个想象的空间）观念所代替。这个空间以看似纵深缩进的方式包含着所有对象，且未受到图像边际的限制，而仅仅是被它所切割”③。这样一种更具包容的定义使得潘诺夫斯基能够在线性透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古典角透视的推论。联系潘氏早年的理论探索与艺术史研究，他对于透视定义的这种扩容是要达到对于西方艺术史整体的“内在意义”或“艺术意志”的把握，它目的论地预设了西方艺术史总体上具有一种“内在意义”的连续性或“艺术意志”的必然性（而非一种单纯线性的历史哲学模式），这一举措也显示了潘氏关于西方艺术史的基本观点，引发了大量颇为有趣的质疑与争议。
潘氏认为，线性透视空间是一种完全理性的空间，即一种无限的、同质的与不变的纯粹数学空间，使得这一空间建构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对知觉空间的大胆抽象，它与心理生理学空间的结构是不同的。根据《符》对线性透视图像的具体解释，通过视觉系统的生理心理性调节机制，观看才具有了相对稳定的视觉形态（即潘氏所说的“光视像”）。问题在于，从完全生理性的“视网膜像”转换到以心理解释为基础的“视觉图像”时，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观看之道有何不同？此外，“光视像”和“视觉图像”仍有显著差异，因为前者仅是经过初步心理性调节的视像，而我们最终看到的“视觉图像”却是一种同质性与无限性的图像空间（即透视构造的图像）。根据遗存的古代图像与文献，潘氏认为古典时期没有发明出文艺复兴时代的线性透视，线性透视在构造图像空间方面的权威并不是绝对的，不同时代或不同文化自有其构造空间的观看之道，但潘氏同时认为，线性透视对于我们现代视觉习惯是具有支配性影响的，它使得我们倾向于忽略和弥补边缘扭曲现象，并且作为一种决定着我们的观看的视觉体制，进一步使得我们忽视了“光视像”和“视觉图像”之间的显著差异。对此，潘氏提供了两个例证，一次是由17世纪初的数学家舒克哈特和天文学家开普勒观察到的，另一次是由19世纪末的心理学家和物理学家观察到的，“没有人比开普勒更认可这一点……最有趣的是，开普勒完全承认……他一直被线性透视规则引导，以致于相信直线总是被看作直的，却从未停下来想想，眼睛实际不是把对象投射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将对象投射于一个球的内表面上……假如今天也仅有极少数人察觉到这些弯曲，那也确实部分的归因于我们对线性透视建构的习惯，且进一步通过看照片而被强化：一种就其本身仅对一种显然特定的现代空间意识，或者世界意识才是可理解的建构”④。由于我们的日常视知觉完全沉浸于这样一种透视法与现代性视觉体制的支配之下，我们才忽视了以上这三种像之间的差异。线性透视装置所辐射的强大的惯例效力及其制像的场效应则屏蔽了人们察觉与认知这些差异的可能性，身处其中的人或能感受到这个场的巨大引力，却很难与之拉开一段有效的、将它视为一个具有现实价值的“问题”的“历史距离”，如同一场遗忘症。
潘氏之所以能症候地解析透视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时使得透视法具有“内在意义”的深层结构遭到了消解，其存在根据在19世纪末以来的艺术先锋运动中遭到了质疑与解构，它变得“虚假”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我们自然会与潘氏探究这个问题的初衷相共鸣，即“所有我们能做的是努力去想象这个成就在那时意味着什么”。要看到，潘氏的追问是处于古希腊柏拉图对透视法的指责和现代先锋艺术运动对透视法的贬斥之间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责透视法非但没有如实摹仿远低劣于理念界的尘世事像，甚至还以主观表象与任意性大肆煽动虚假与幻觉；而从19世纪末以来，由于先锋艺术运动的崛起，自文艺复兴以来历时约五百年的透视体制正处于瓦解状态。这一时期的艺术家们认为透视太“理性主义”，压制了主体自由与灵性体验。由此，在这样一种历史主义的历史时间的参照系下，透视法的“内在意义”及其追问才得以完整地凸显出来。而从任一单方面来考究，对于透视法的追问都不免显得古怪或不合时宜。颇具意味的是，在《符》中潘氏甚至将透视法作为一种越出了它原初被发明的时代的、超历史的解释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