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外敦和好\内要自强”论: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
时间：2019-02-09 03:14: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李鸿章是近代外交的代表，他的外交思想对近代前期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他的“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外交理念。 关键词： 晚清外交 李鸿章 “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外交理念
晚清的历史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有太多的屈辱和灾难。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在被列强用鸦片、廉价的商品和炮舰打开了大门之后，不得不面对陌生的世界，带有半殖民地色彩的近代外交也就应运而生了。提到晚清的外交就不得不提李鸿章，他是晚清外交的代表，他在三十多年的兴洋务、办外交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外交理念，我们今天就分析他的“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外交理念。
一、“外敦和好”
“外敦和好、内要自强”这一方针可以说是晚清政府对外政治方针和洋务运动的总纲，它的“内”和“外”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外敦和好”是为“内要自强”服务的，那么在执行的过程中“外和”是否促进了“内强”呢？
“外敦和好”，李鸿章对这一点作了具体阐述，主要包含两个观点：第一，“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即幻想双方信守已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维持现状，也就是承认和接受已经形成的半殖民地秩序，而不是力图加以改变。他怕因改约而引起列强的不满，招致更大的麻烦。第二，坚持“羁縻”政策，对列强以“信义笼络”，也就是即使遭到列强侵略时，也要尽可能地采取非武力的、妥协退让的政策。
晚清政府对这一政策是认真贯彻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中法战争中，战前用“不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不可衅自我开”的方针为战争定下了基调，认为中国一向“兵单饷匮”，即使一时战胜，也未必历久不败；一战战胜，也未必各口皆守，如“兵连祸结”，就会动摇全局，所以在镇南关大捷后依然下令停战，更是以胜求和，签定《中法新约》，中国的西南门户被打开，半封建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的“不败而败”正是源于这种“外敦和好”的思想，正所谓“和者，朝廷之本心”，李鸿章也因此成为众矢之的，被比作秦桧、贾似道。
这种政策的实施，给中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不仅使清政府“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一系列不平等，而且束缚了自己反侵略的手脚，更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从而导致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但是，长期以来，有些学者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清政府积贫积弱的状态下，李鸿章的这一做法是比较明智、比较务实的。对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是为维护本国的主权和利益服务的，这种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为了维护个别利益而牺牲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屈从于列强的方针政策，是不可取的。那么晚清政府为什么还要实行呢？李鸿章提出这一政策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二、“内要自强”
李鸿章的依据就是这一政策的下半句：“内要自强”。李鸿章曾说：“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意为通过一时的忍让来保和局，在和局的基础上“徐图自强”，只有“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致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他的意思就是通过忍让来保和局，以和局来促发展、求自强，进而再保和局。“自强”是根本，“自强”与“保和局”二者之间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关系。李鸿章对这一方针的理解好像很有道理，其实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行，即使有部分的实行，其结果也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我们可以看看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清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洋务派，他们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开始了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洋务运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结局，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它取得的成就与日本同期进行的明治维新相差很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它没有跳出封建统治者的狭隘思想的限制。
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清朝的腐朽统治，曾国藩说：“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剿发捻，勤远略”，深刻地说明了洋务运动的目的。在洋务运动期间，他们的指导方针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军火日新月异，不惜费而精利独绝，故能横行于万里之外”，所以向西方学习就局限在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上。他们的这种观点也就使得武器和制造技术虽有所进步，但政治和军队却越来越腐败，导致在战争中“将则以不谙战阵者为之，兵则以吸食洋烟者充之”，结果“军无纪律，遂至不战而溃”。如中法战争中驻守北宁的清军将领徐言旭不懂军事，又骄傲轻敌，“事前既疏于布置，临敌复勇于溃退，敌犹未至，望风而遁”。除此之外，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把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恢复封建剥削制度视为诸种“善后工作”的“第一要务”，清政府规定“有主之地”一律归“原业主永远执业”，“责成业主招佃垦种”，而且全面恢复城镇中的封建统治和旧的生产秩序。
综上所述，“自强”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从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看，无论中外“和好”的时间有多长，“自强”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保和局”来看，李鸿章为实现其想象中的“自强”，面对列强的侵略，往往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以求长期的稳定，从主观动机来说，“求和局”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大量的史实证明，一味地妥协退让不仅没有息事宁人，反而让他们变本加厉，助长了列强的侵略野心和气焰，如甲午战争后签署《马关条约》，列强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他们对中国加大资本输出，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把中国一步步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对于这种轻易妥协退让政策所导致的丧权辱国的恶性循环，在中国海关税务司任职的美国人马士曾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这种和解注定了中国的命运，它向全世界宣告着，这是一个富有的帝国，它准备给钱但是却不准备打仗。”反过来，只要中国抗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维护民族权益的，如左宗棠收复新疆，曾纪泽费尽周折地修改《里瓦几亚条约》，都是很好的例证。
李鸿章所奉行的“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外交理念，二者之间并不能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要想“自强”，首先就要实现民族独立，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并且要以武装斗争为手段，不能对侵略者抱有幻想，这是近现代史证明了的。李鸿章的这种“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观点虽然貌似有理，但在实践中却是行不通的，必然会以失败告终。
参考文献：
［1］戴逸，顾廷龙.李鸿章全集［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2］中华书局编辑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
［3］房列曙.中国近现代史［M］.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