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普罗文学的载体―左联与卡普的比较研究】 左联
时间：2019-01-26 03:40: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与朝鲜普罗列塔利亚艺术同盟（简称卡普）作为中韩两国的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在各自的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1930年和1925年成立的左联与卡普都处在两国现代文学高速发展时期，同时中韩两国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两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都有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共同经验，而且在普罗文学产生的土壤、发展过程、小说的主题等方面都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本论文主要对这些共同点加以比较研究。
【关键词】左联 卡普 普罗文学
1．左联与卡普的成立与指导思想。普罗文学运动在中韩两国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现象，它恰好反映两国的时代课题，那就是重新建立民族尊严和争取国家独立。它作为社会运动的重要一环，与本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息息相关，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
左联、卡普的成立与普罗文学的发展是在国际大背景下产生的，主要受到苏联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而且两个团体的许多作家有留日的经历，如中国的矛盾与韩国的金基镇。苏联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运动得到很大发展。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到“拉普”（全称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文学理论，辐射到欧美国家和一些亚非国家。其中日本的左翼文艺运动对中国左联与韩国卡普有直接影响，而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的成立对中国的普罗文学意义深远。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4•12”政变迫使国共双方合作破裂，阶级矛盾顿时复杂起来。在国民党残酷镇压的情形下，无产阶级文学阵营在内部进行长达两年的“革命文学争论”后得出必须联合的结论。于是1930年3月2日，在中国共产党与鲁迅等作家的努力下，以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作家为主体成立了左联。1930年11月，在苏联哈尔柯夫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革命家作家大会上，23个国家的100多名代表出席，会上成立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而中国的左联就是其中的重要支部。
1925年8月，朴英熙、金基镇、李浩、李逸、宋影、金永八、李想和等人发起成立卡普，并将早期的无产阶级作家文学组织帕斯魁拉和焰群社合并在卡普旗帜之下。1919年“3•1独立运动”之后，最初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由一些在日朝的留学生带回本国的，而且他们把在日本成立的左翼文学组织也搬到韩国。从此社会主义思想在整个朝鲜迅速蔓延，直到1925年4月朝鲜共产党的诞生。此时李光洙、崔南善等民族主义作家强烈批判无产阶级文学路线，导致整个朝鲜文坛瞬间分裂，这种状况使得拥有无产阶级思想的作家们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同盟――卡普。卡普的成立更加激化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亲日作家在文学路线上的斗争。
左联与卡普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1927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信奉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员迅速增加，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在中国广为普及。这种环境下，左联可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指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所以左联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态度，明确地提出了行动纲领。那就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相应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要求左翼作家诚实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成为一个始终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者。左联作家们翻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原作，为创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韩国社会是完全被日本统治的殖民地社会，加之种种内外因的作用下，卡普起初没有提出明确的指导思想。但是从韩雪野在1926年发表的《无产阶级艺术的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宣言和组织纲领。他在文章中写道：“阶级斗争是现代的特点，是未来新社会的助产员。无产阶级艺术是这个斗争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因此它必须是富有斗争因素和力量的艺术”。1927年卡普改组之后便提出了明确的新纲领。纲领中指出：“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以无产阶级艺术运动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组成部分来彻底排斥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对抗专制势力，力求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并促进他们的团结。”
2．对左联、卡普的共同题材分析。中国“左联”与韩国“卡普”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产生的文学团体，而且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以救国、振兴民族为己任，所以在创作题材方面有着很多共同点。他们都从社会大多数人的人性出发描述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农民的悲惨生活和无产阶级运动与其组织者的伟大形象。
2．1 农民的悲惨生活。中韩两国的农民受着本国封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压迫，同时也受到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使其必将成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将沦落为佃农，所以农民为了生存只能背井离乡。农民的悲惨生活引起了“左联”与“卡普”作家的广泛关注，并且在各自的文学领域中掀起了注目农民与农村的高潮。
中国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的矛盾对农民的悲惨命运极为关注，他的作品对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如《农村三部曲》是“左联”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农村小说。韩国作家李箕永的《土地》、赵明熙的《农村里的人们》、崔曙海的《红焰》等作品都反映了农民的悲惨生活。
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金融资本的掠夺，中国的农副产品的价格跌落，导致农民的日常生活日益贫困。茅盾在“农村三部曲”其中的一部佳作《春蚕》中就揭示了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到头来变成一场空的残酷现实。老通宝勤劳俭朴、忠厚老实，具有中国农民对生活十分执着的韧性和忍受精神。为了指望春蚕丰收，老通宝“今番更加虔诚，手也抖了”。尤其是在“收蚕”的日子临近的时候，茅盾更是运用了较为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写了老通宝一家人辛勤的工作场面。但是因为受到镇上的张财主的欺压、警察与强盗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主义压迫，老通宝一家丧失土地，沦为佃农。
李箕永的小说《故乡》里首先描述了主人翁金喜俊周围的环境变化，如街道上有了电灯和电话，开始假设铁路和公路，也有了抗洪堤坝。这些都是日本人以发展朝鲜经济的借口，实则是掠夺朝鲜物资和劳动力的有力证据。铁路和公路是掠夺朝鲜物资的交通手段，而建立水利设施则是掠夺朝鲜的大米等粮食，建设工厂是为了榨取朝鲜的劳动力。正如蔡万植的小说《浊流》中把日本人建设的公路和铁路比作人的血管，通过这个血管朝鲜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港口城市釜山，再运到日本大阪。在这样的环境下元得村的农民日益贫穷，十之八九沦为佃农。这些走头无路的农民只能变卖土地在日本人开设的工厂里做工，或者是卖掉全部家当到中国谋生。总之，以元德村为代表的朝鲜农村的经济在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下逐渐走向崩溃，因此朝鲜农民的生活也必然贫穷和凄惨。
2．2 无产阶级运动的团体性与组织者。中国和韩国的普罗运动都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随着两国共产党的建立也带动本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文学创作。无产阶级运动从早期的个人行为发展成为团体运动，在这个过程中组织者功不可没。他们带领本国的农民和工人开始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从新找回了国家尊严。中国“左联”与韩国“卡普”作家们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描述了这些无产阶级运动组织者的光辉形象。描述这些组织者形象作品有“左联”作家蒋光慈的《短裤党》、《咆哮了的土地》、阳翰笙的《地泉》三部曲、丁玲的《水》和叶紫的《丰收》等作品而“卡普”作品中姜敬爱的《人间问题》、赵明熙的《洛东江》、金南天的《棉花与大豆》都在各自的作品中突出地反映了这个主题。
《短裤党》是蒋光慈的代表作，作品中反映了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历程，整个作品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气氛。这部小说为最早正面表现党所领导的工人革命斗争并满腔热忱地塑造共产党和先进工人崇高形象的作品，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并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短裤党》借法国大革命时一群最穷的革命党人即“短裤党”之名，来描写“上海穷革命党人的生活”。党的领导者杨直夫（以瞿秋白为原型）虽然患有严重的肺病，没有能力参加到工人武装暴动的行列冲锋陷阵，但他的每一根神经都牵连着外边的斗争，最后拖着病体参加总结武装斗争失败的大会并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鞠躬尽瘁、忘我战斗的革命情怀。纱厂中国共产党支部书记李金贵率领工人纠察队攻打警察署，准备夺取枪械，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壮烈殉难，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性和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小说中工人武装斗争热烈紧张，扣人心弦，充满了雄壮美。但由于组织不够周到，造成大批人员伤亡，反映出革命的残酷性和艰巨性。
赵明熙的短篇小说《洛东江》描写的朴成云是洛东江边一个渔民的后代，他从简易农业学校毕业后，在郡厅当农业助手。1919年“三•二一”独立运动爆发后，小说里的主人公放弃了农业助手的职业，投身到社会运动当中。运动失败后，被监禁一年半。出狱后，他和父亲一起随着逃荒的人流，远离故土，来到中国东北。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回到故乡后，重新组织社会运动团体，负责洛东江下游沿岸的活动，他在故乡办夜校，并与接受过新教育的劳士女士订婚。朴成云组织农民反对地主、日本人的压迫，在组织抢收芦苇的斗争中被捕，后因病重被释出狱，最终含恨而死，但他的未婚妻劳士在朴成云死后发誓坚决为革命奋斗到底。小说塑造了一个抗日群众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的形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朴成云是殖民地百姓与命运曲折的社会运动家的结合体，也是以农民和工人为主要组织对象的革命形象，虽然他以悲剧命运结束一生，但他给后人留下了光复祖国的决心，同时这部小说是韩国无产阶级小说从新倾向派小说跨越到真正普罗小说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3．结语。中韩普罗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发展成为各自现代文坛的主流，都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并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左联”与“卡普”都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行动纲领，不断完善这一思想，寻求本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两个组织都通过国际物产阶级组织吸取了先进思想，而且与本国的无产阶级运动紧密结合，它们心系国家和社会。通过两国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可以了解到他们同情本国农民的悲惨生活，赞扬普罗运动，肯定组织者的领导作用。其次“左联”与“卡普”成员在和反无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过程中逐渐成长并成熟起来，成为各自文坛的主力军。如“左联”与法西斯的“民族主义文学”、“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的争论；“卡普”与无政府主义者、折中派、海外文学的激烈斗争中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艺批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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