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史上的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之比较】中国翻译史上的高潮
时间：2018-12-24 03:21: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从明末清初至五四运动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了两次翻译高潮，即科技翻译高潮和西学翻译高潮。它们在翻译形式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也在延续时间、译者队伍、著述情况及翻译主张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关键词：科技翻译 西学翻译 相同点 不同点
1.引言
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许多西方耶稣会士以“科学传教”为名进入中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与当时的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科技著作，由此引发起科技翻译高潮，被称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有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及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等。与这次科技翻译高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翻译活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向西方探求真理，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掀起了西学翻译即中国翻译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是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等。我国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与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本文略谈两者的相似点，着重讨论两次翻译活动在延续时间、翻译形式、著述情况、翻译主张、翻译影响和意义方面的不同之处。
2.两次翻译高潮的相同点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后至五四运动前的西学翻译都采用过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在科技翻译时期，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开了“中西合译”之先河，熊三拔、汤若望皆仿效此法与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陆续译出一些西方典籍。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翻译高潮前期，不审西文的中国士大夫与粗通中文的来华传教士也使用了中西合译的译书之法，他们中比较有名的是英国的伟烈亚力、傅兰雅和中国的李善兰、徐寿等。鸦片战争以后
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广学会等都有多部合作译著问世。
3.两次翻译高潮的不同点
中国翻译史上第二、三次翻译高潮由于涉及不同的翻译实践，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的思想方法，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
从延续时间上看，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止于18世纪中叶，延续了将近一二百年的时间。而西学翻译活动则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止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持续了八十年左右的时间。
两次高潮的译者队伍也存在很大差异。科技翻译时期，在我国从事翻译的主要是外国来华的耶稣会士如意大利的利玛窦、罗明坚、熊三拔，西班牙的庞迪我和日耳曼的邓玉涵、汤若望等以及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冯应京、李天经等。西学翻译时期译者队伍比前一时期得到壮大。冯桂芬把翻译工作提到了为“天下第一要政”服务的高度。著名的翻译评论家马建忠主张振兴翻译事业以挽救民族危亡。梁启超在当时的维新派领袖人物中较早地译介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严复被称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他学贯中西，首倡翻译标准，一生译著颇丰，是近代卓越的翻译实践家和理论家。林纾被称为“文学翻译的始祖”，他第一个把西方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1］(P91-92)康有为赞之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从著述情况来看，明末清初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共译书400余种，其中有关科学的占130种左右，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译著就多达75部。［2］(P447-448)从学科上来说，天文学和数学是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洋科学的中心。“中国圣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耶稣会士翻译了大量的科技书籍。徐光启共译历书一百几十余册。这一时期的典型译著有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等。在西学翻译时期，国人主译或国人与国人合译作品大大增加。严复独自完成了11部译著，其中他所译《天演论》、《原富》等“八大名著”最为有名。林纾一生翻译的西洋小说约有180余种，共一千数百万字，是其他译者无可企及的。［3］(P120-121)林纾的代表译著主要有《巴黎茶花女逸事》、《黑奴吁天录》、《伊索语言》等。
从译论发展情况看，明末清初，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的翻译家未能留下系统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但他们在一些著述中所阐述的对翻译的看法却极具创造性。徐光启强调求知，求真理，和抓重点，抓“急需”。他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之藻主张“借我华言，翻出西义”并指出“学者之病有四：浅学自�，一也；怠惰废学，二也；党所锢习，三也；恶闻胜己，四也。”杨廷筠指出了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急迫性，“……而我华人，又鲜肯虚心参究与其功力者。所以后先数辈，率皆赍志以殁，而学不尽传。”王徵提出了翻译资用思想，并指出在翻译材料选择上，应重“关切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之所急需”者。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时期，则在我国的翻译思想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马建忠提出“善译”说，指出译文应“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他还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建议设立翻译书院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说道：“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议之理；三曰，养能译之才。”“三义”论从译材选择，译名统一及译才培养三个不同角度进行了精辟的理论论述，时至今日仍具有借鉴意义。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明确提出了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这著名的翻译“三字经”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4］(P65-71)他还提出了“达旨”或“译述”的翻译方法并主张重视“译才”。林纾主张“存旨”，要求翻译达到“神会、步境、怡神”境界。他
强调指出，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5］(P48-51)
4.结语
明末清初进行的科技翻译，促进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为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但这一时期没有留下宝贵的翻译理论财富。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的西学翻译时期，中国的翻译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翻译论争非常激烈，翻译理论精彩纷呈，取得重大发展。总的说来，两次翻译高潮推动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在中国翻译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剑果.简述中国翻译高潮［J］.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3)：91-92.
［2］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447-448.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20-121.
［4］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65-71.
［5］张景丰.从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谈翻译理论的发展［J］.语言与翻译，2002，(3)：4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