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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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我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否存续的问题曾一度凸现出来。当时面临着两种可能：一是民主党派光荣结束，实行苏联式的一党制；二是民主党派继续存在，实行有别于苏联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毛泽东“以苏为鉴”，鲜明地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政治格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及其理论内涵。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的发展脉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标志
　　中图分类号：O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09)02-0010-05
　　
　　在我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否存续的问题曾一度凸现出来。其主要原因：一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一党制，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大都建立了一党制；二是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历史上大都以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建国为基本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一历史任务业已实现，因而是否保留民主党派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三是三大改造完成后，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理论基础上的多党联合政府也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民主党派继续存在的价值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否在社会主义主义条件下继续得以坚持和发展，期待着新的理论建构和支撑。当时面临着两种可能：一是民主党派光荣结束，实行苏联式的一党制；二是民主党派继续存在，实行有别于苏联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毛泽东“以苏为鉴”，鲜明地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以决议的形式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的基本政治格局自此确立。在关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探讨中，我们不能忽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提出的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及其理论内涵。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的发展脉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
　　
　　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提出的国际因素
　　
　　建国初期，中国学习的苏联模式确切地讲就是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不仅是一种经济体制或经济管理模式，而且有着自己特定的内涵；斯大林模式不仅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而且有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其根本问题有两个方面，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构成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基础，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构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斯大林追求的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为此，他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急于推行国有化和集体化，搞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同时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不仅认为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且可以速成，因此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为代价片面追求重工业的超高速度发展。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看成只有一致、没有矛盾的一个整体，而在解决现实生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又提出了“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左”倾理论，因而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开展过火的斗争，等等。总之，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
　　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斯大林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后，曾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1938年，他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1939年在苏共“十八大”上，斯大林宣称，苏联社会已不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阶级矛盾和冲突，实现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这种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直到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他才含糊地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看法使斯大林模式失去了自我调整和改革的基础，导致斯大林模式的僵化并最终丧失了生命力。
　　中国在“一五”计划期间(1953年至1957年)，基本上照搬了斯大林模式，不仅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迅速实现了公有制变革，而且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从实践上证明了中国当时选择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合理性。正因如此，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及对其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时，毛泽东则坚定地肯定了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另一方面，毛泽东也逐渐认识到这一模式的某些弊端，发现有些经验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毛泽东对斯大林模式反思的逻辑起点和最大理论成果就是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1956年4月12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毛泽东主持讨论和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两论”文章。“一论”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有矛盾存在是天真烂漫的想法。“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再论”还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一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首次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为一个全面性的问题提了出来，并鲜明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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