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斯大林模式\苏联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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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李伟研究员认为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是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这样的论断过于简单化。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根本原因是不能突破旧经济政治体制的束缚，最终导致发展迟缓、国力下降、矛盾激化。还有，曾昭禹先生也认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所昭示的方向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彻底否定斯大林，必然是连马克思也一起否定掉。这一结论也太极端。只有分清斯大林、“斯大林模式”、苏联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几者的区别与联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那个年代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设想的局限性，才能完整地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及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
　　关键词：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科学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3；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6—0174—05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李伟研究员的文章《否定斯大林是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载《探索》2010年第1期，以下简称《李文》)，将1991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否定了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对这一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因为从主要方面来说，“斯大林模式”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践行的一种经济与政治体制，而苏联从斯大林逝世一直到联盟解体，这种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更，也就是说没有完全放弃“斯大林模式”。另外，他在文章中，将斯大林本人的历史功绩、苏联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斯大林模式”混在一起进行评说，也显得不够严谨。社会主义并不只有一种“斯大林模式”，苏联在历史上所作的贡献也不是“斯大林模式”的必然结果。分清这些概念，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无独有偶，《探索》2010年第4期刊登的东方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曾昭禹先生《斯大林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能突破吗》(以下简称《曾文》)一文，也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念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文章认为：“斯大林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公有制、有计划发展经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只能坚持和完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必须坚持和发展，突破不得”。对此我们也无法认可。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设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不适用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所有发展阶段。因此，这一设想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斯大林模式”下的经济管理体制及其在苏联的践行
　　
　　“斯大林模式”在经济角度上看，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联在实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以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实行的一种管理体制。这一体制的根本特点是将除农民土地以外的全部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贯彻重工业优先战略，从上到下下达层层的指令性计划来管理企业的物资调配、生产和销售。农业实行全盘的集体化，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受国家计划的严格管理。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达，那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在这种体制下，企业是行政的附庸，只能算是国家这个大工厂的一个车间或生产小组，没有丝毫的自主权。这种体制在苏联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尽快医治战争创伤、集中国家的力量建立一个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对于发展国防工业并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积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前，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生产能力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但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到1937年时，苏联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英、法，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居世界第三。“在这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如重型机器制造业、汽车和拖拉机工业、坦克和航空制造业、电力动力工程、新机床和仪器仪表以及高合金钢的生产等。”“从1925年到1935年，电力生产由世界第11位升至第3位，煤炭开采由第10位跃升为第4位，生铁熔量由第6位升到第3位，拖拉机生产则达到了世界第一。”正是因为在短短的20年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基础工业，才使苏联能经得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成为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主力军。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又依靠高强度的指令性计划体系恢复经济。“到1948年，工业生产指数已超过战前水平。电力生产早在1946年就已突破1940年的指标，煤炭生产的指标在1947年被突破，钢、水泥和生铁、石油分别在1948年和1949年超过1940年指标，机器制造业在1948年的生产量也超过了战前水平。”。
　　但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有两个无法克服的弊端。首先，一个国家不像一个家庭或者一家企业，其需求千差万别，计划部门的人员无论具有多少知识和能力，都不可能制定出面面俱到、并且又符合各方面实际需要的计划，非要这样做必然会导致官僚主义和计划失误造成的损失。1920年苏维埃俄国的内战结束后，联共(布)试图用严格的计划来恢复国民经济。在一些工程开工前，有关部门将需要的材料计算到多少包水泥、多少根钢梁、多少位劳动者，甚至需要多少个面包、多少件棉衣等，看似无懈可击，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漏洞百出。为此列宁批评道：“无所不包的计划：唯心主义的空想”。其次，这种体制压抑了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济主体缺乏生机和活力。因此，从50年代后期开始，在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下，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在1959到1965年间，苏联工业的年均增长幅度为9.2％，1966到1970年间为8.5％，1971到1975年间降到7，4％，1976到1980年间只有4.4％。由于许多年内一直不重视消费品的生产与供应，国营商店内物品短缺，价格上涨。到80年代后期，消费领域的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1987年为7.3％，1988年为8.4％，1990年为10％～11％。
　　对于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弊端，斯大林以后的几任苏联领导人并非没有看到，并且也先后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如1955年5月，对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进行了大改组，组建了两个新的计划机构，将生产计划的部分权限下放到地方和各加盟共和国。1956年，将工业和建筑的管理权集中于全苏和加盟共和国的部分地区，其目的是将管理权下放。1957年，在全国范围内划分经济行政区，将工业管理体制由“部一管理总局一企业”向“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一业务主管部一企业”这种模式转换。1965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专门讨论工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在两个方面作出决定：一是以缩减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数量为中心扩大企业权力，二是以利润提成为中心加强对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刺激。1973年3月，全国工业实行以联合公司为基础的二一三管理制。1983年，显著减少国家给企业规定的不合理指标，提高企业在分配奖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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