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民间外交
时间：2021-06-28 16:00: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全球化从两个方面改变和塑造着当代世界政治的基本制度、规则和组织：一是通过时空的压缩赋予普通公民更大的参与政治与外交活动的空间、信息资源，二是通过跨国相互依赖的深化破解了外交领域的“国家中心主义”。这两个方面的“全球化政治”制约和分化了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垄断地位，赋予普通公民和民间外交以更大的活动能力和空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应该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民间外交的价值和作用，从而适应全球化政治的挑战。
关键词 民间外交 全球化 相互依赖
中图分类号：D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5-0032-36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意味着两个方面：即将开始一种新游戏；老游戏的规则和基本概念不灵了，尽管人们想继续保留老游戏。”[1] 贝克在这里所谓的“老游戏”指的是，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世界政治。在这个游戏中，国家居于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以“民族国家”为界限，出现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两个领域。在前一个领域，国家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等级结构；而在后一个领域，国家作为居住在其领土上的全体居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拥有垄断性的权力和地位。
世界政治的“老游戏”有其固定的制度和规则。如国家对特定领土的主权、主权的相互承认和外交、权力的垄断性，以及国家对公民的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力与福利保障等等。在这个制度框架下，游戏的组织也是固定甚至是唯一的，那就是具有法律主权地位的“民族国家”。贝克指出：“这种简单的游戏就像国际象棋中的皇后，两个棋手拥有同一种棋子的走法和棋路。”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出现了一个新的活动空间和活动框架：政治变得没有边界和国籍，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追加的演员、新的角色、新的资源、生僻的规则、新的矛盾和冲突……”[2]
理解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
“全球化”这个概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从学术界扩散为社会大众的“公共话语”。《纽约时报》知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地球是扁平的》不仅是商界精英摆在案头的必读书，而且出现在北京过街天桥的盗版书地摊上。然而，在人人都讲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究竟是什么东西？全球化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多数人理解的全球化，就是一堆经济统计数据：全球贸易数量、跨国投资数量、国际金融流量等等。然而这些抽象的经济数字似乎距离人们的生活还相当遥远，当人们习惯了街头的麦当劳、沃尔马以及可口可乐的口味之后，就会觉得全球化也不过如此。即使在国际问题研究界，除了专门介绍全球化理论的一小群人之外，全球化似乎也只是一个时髦的术语而已，国际政治依然是由国家主权、权力和利益组合而成的“零和游戏”。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热钱”在全球流窜推动油价、粮价飙升，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一拖再拖，全球化在很多国家已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反全球化成为新的舆论和社会运动潮流。
全球化并不是简单的由贸易、投资和金融数据组成的经济现象，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戴维·赫尔德等人认为：“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经济当然是其中的主要推动力，除此之外全球的军事、技术、环境、移民、政治以及文化的流动模式也在塑造这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过程”。而且，这个“大规模变革更新”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本质上偶然的历史进程”，一些国家、社会和社群日益卷入全球秩序，而其他的国家、社会和社群则逐渐边缘化。[3]
依据赫尔德等变革论者的看法，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4] 这个定义的核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流动；二是网络。流动展现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交往过程急剧加速的特征；网络体现了全球化冲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交往的制度结构。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我们可以为全球化的世界政治后果提供一个简洁的理解框架。
（一）时空压缩。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流动。当然这些要素的流动并非当代全球化的现象，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沟通亚欧大陆、以及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但是在张骞、阿拉伯商人、哥伦布和麦哲伦的时代，这些要素的流动的强度、速度是很低的，一头骆驼背负的丝绸到了欧洲需要几年的时间；要素流动的广度和影响也十分有限，因此价格昂贵的东方丝绸只能少数的王公贵族才能享受。因此，当代的全球化区别于历史上的要素流动，关键就在于当代各种要素的流动强度、速度、广度和影响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在现代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全球化真正实现了物质、信息、人员基本上共时性的全球流动。加勒比海湾的一场飓风直接影响到上海商品交易所的成品油期货价格，苏丹南部沙漠的部族冲突成为干扰北京奥运会的一个问题；“布拉德·皮特的老婆安吉莉娜·朱莉生了一对龙凤胎”，这条消息会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短信传给身处乌拉布通大草原深处的你。全球化区别了两种人的生活方式：一种是“全球人”，他生活的每时每刻都与全球相关联，全球任何时刻、任何地点发生的事态都与他的日常生活相关；另一种是“地方人”，他的生活空间与认知范围不超过方圆100公里。[5]
“全球人”不仅是一种生活形态，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形态，“全球人”的生活形态会通过某种方式影响世界政治的运作形态。比如身居美国中西部某个小镇的普通居民，在“地方人”的生活中根本不会接触到与中国有关的东西，中国只是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国度，与他或她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于是他或者她不会对中美关系有直观的见解。如今，当全球化深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每周去沃尔马超市购物的时候都躲不开“Made in China”的标签的时候，中国就进入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对中美关系理解和看法就会大不相同。这种细小而微妙的变化造就了当前中美经贸领域众多摩擦和冲突的社会背景。
全球化推动的物质、信息、人员的加速流动使得被地理空间与民族国家隔绝的世界政治日益融合在一起，著名地理学家戴维·哈维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时空压缩”。[6] 在时空压缩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国家以及作为其代表的政府官员失去了外交的绝对垄断权。信息流通过各种传播手段加速扩散，普通公众也能够在几乎同步的状态下获取来自遥远地域的信息，与此同时，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反应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手段向全球传播。18世纪欧洲古典国际关系时期的宫廷政治、秘密外交在全球化的今天已经变得难以想象，各国外交官在处理一项国际事务的同时往往处在国内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中。
（二）相互依赖。作为要素跨越地理空间与时间流动的后果，赫尔德认为，全球化在制度层面形成了独立能动者之间有规则的或者模式化的交往、活动网络。[7] 在这个网络中的独立能动者已不仅是国家，而且包括了跨国公司、国际公民运动、非政府组织、宗教、跨国毒品交易、跨国恐怖主义等一系列跨国行为体。他们通过密切的、有规则的、模式化的互动形成了一系列的跨越国界的共同体，各种利益关系纵横交错、相互依赖，编织成一张复杂的网络。全球化的世界政治中，国家已经很难发挥其法理上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不仅在国际舞台上失去其主权的独立，而且在国内政治中也很难维持其绝对的权威。全球化时代的主权是“一种在复杂的跨国网络政治中讨价还价的机制，而不是一种有明确领土界限的藩篱。”[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