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创作”与《水浒传》文本的思想倾向] 水浒传2011版电视剧

　　摘要 通观《水浒传》全书，儒家文化理念居于主导地位，“忠义”为其突出思想倾向。小说的思想主题必然受主流文化与道德价值标准的制约与影响。《水浒传》的忠义思想在世代累积中自然形成，融合并凝聚南宋至明的平民阶层的道德观念，传达出世代相袭的政治伦理和社会文化的民间影响，反映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自觉认同。
　　关键词：《水浒传》 忠义思想 前创作 民间文化 自觉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水浒传》是明清世代累积型侠义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民间影响极广。关于其思想主题，无论是“农民起义说”、“诲盗说”、“奸逼民反说”，还是“忠奸斗争说”、“发愤说”，都不能抹杀贯穿全书的忠义思想。该书也曾一度以《忠义水浒传》为题刊行，说明社会对其忠义思想倾向的认可。评论者虽注意到水浒故事在成书之前的民间流传，但仍视“忠义”为编次者自身思想的阐发及其对儒学的反思。应该看到，从水浒故事的流传及至成书，自宋至明，民间艺人不断对其讲唱、传播，其思想倾向的形成应是动态发展的过程。本文拟突破《水浒传》文本的局限，探讨其动态成书过程中民间“前创作”对小说思想倾向的影响及其所反映的民间文化心态。
　　一
　　 中国传统的文学叙事与道德、文化渊源颇深。叙事文学的话语活动目的是要通过对事件的叙述来反映思想、价值观，叙事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文化、价值判断。吴士余指出：“小说叙述的美学意义，不是摹写生活、复述故事，或者释放自我意识，而是通过情节的叙述来显示一种价值。”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往往在叙事中表达某种道德观念或价值取向，反映社会文化。
　　 通观《水浒传》全书，儒家文化理念居于主导地位，“忠义”为其突出思想倾向。儒家先贤提倡仁政，主张天下为公、四方修睦。梁山“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分贵贱、无问亲疏之超越血缘、地位的社会关系，是此思想之实践。小说的忠义思想明显源自儒学伦理。儒家以“仁”为本，“孝”为“仁”之起点，“忠”乃“孝”之延伸，主张友爱、和谐。忠是臣属之于国君的道德品质。孔子云：“臣事君以忠。”孟子认为：“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其后，汉儒提出“忠信”、“君为臣纲”，视忠君为臣属之绝对义务。此后，宋儒提出“忠者，天理”，进一步强化忠君思想。在儒家精英的倡导下，专制社会把忠于国君视为臣民之根本义务。虽然儒、墨、法皆倡导“义”，但儒家文化的崇义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最深，为侠义理念之最重要来源。侠义精神被视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与儒家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孔子要求人类行为的道德原则合理、正义，率先提出“君子义以为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显然，他把“义”看作君子之品质和人际交往准则，视其为君子与小人的差异。孟子将“义”看成人类最正确的道路，云：“义，人之正路也。”他主张牺牲自己以成全社会公义，即“舍生取义”。其后，汉儒董仲舒提出“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强调仁义道德的积极意义。宋儒朱熹则将“义”视为理所当然的人类行为。无疑，在儒家文人看来，见义勇为、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等是“义”之行为。经历代儒家精英的倡导，“义”逐渐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价值观。“忠义”贯穿《水浒传》全书，无疑是梁山英雄的主流道德品质。梁山好汉之忠，即忠君爱国。头号人物宋江是忠义双全的典型形象，他遵从忠孝仁义，提出“纵使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始终以“替天行道、忠君爱国”为己任。其巨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除了仗义疏财外，坚定不移的“忠”才是根本来源。甚至，为了忠君之大德，他甘心被毒死。李卓吾赞其“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显然，梁山好汉皆是“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士。“天”即天子，“替天行道”是帮助统治者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对付贪官污吏，“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宋江为好汉们代言：“某等众兄弟也只待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报国，万死不辞。”“义”既是好汉们推崇的江湖义气，又是超越血缘、地域因素的根本道德信条，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主持正义的豪杰精神，甚至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的英雄品格。义是其行动准则，更是其走向聚合的纽带。傅承洲《〈水浒〉忠义思想的纵向考察》中说：“从两个朋友结义到几个兄弟小聚义直至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百单八将大聚义，梁山事业的发展史，便是一部水浒英雄的聚义史。”总体上看，“忠”占根本地位，主导兄弟、朋友之“情义”、惩奸除恶之“侠义”。好汉们骨子里浸透着忠义伦理，在其灵魂深处，儒家文化的烙印何其深刻。其忠义品质是对主流道德的肯定。
　　 学术界普遍认为，《水浒传》是在一定史实的基础上，主要由“街谈巷语”、话本故事、杂剧等民间文艺经文人加工、创造而成。胡适指出：“《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到明朝中叶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它是数百年来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的汇总与编撰，属于世代累积型小说。叶昼指出：“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因此，我们在探讨该书的忠义思想时，视野不能仅停留在文人原创作品的层面，更不能草率地将其思想倾向视为编次者的心志书写。
　　 众所周知，《水浒传》的许多相关故事和人物原型早在宋元历史文献、民间说话、戏剧艺术中出现。小说描写的宋江起义，在历史上发生于北宋宣和年间。《宋史》、《十朝纲要》、《泊宅编》、《东都事略》等历史文献皆有相关记载。例如：
　　 《宋史・徽宗本纪》：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张叔夜传》：（叔夜）以徽酋阁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缨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掳获。（叔夜）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近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宋史・侯蒙传》：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王你《东都事略・徽宗纪》：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清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
　　 王你《东都事略・张叔夜传》：会剧贼宋江剽掠至海，趋海岸，劫巨舰十数。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数里，大张旗帜，诱之使战。密伏壮士匿海旁，约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
　　 《三朝北盟汇编》载宋江队伍投降后奉命征方腊。可见，历史的记载相当简略。宋江等英雄的相关故事却在城镇市井、乡野农村广为流传。据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载，南宋民间文人视宋江为“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之士。龚开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赞》自序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在南宋繁荣的瓦舍勾栏中，以民间叙事为特点的讲唱作品悄然兴起。宋代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载，《石头孙立》、《戴嗣宗》、《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故事以“说话”的方式在市井流传。为了吸引下层接受者，“说话人”必然会在故事的选材、加工上尽力迎合其文化心态和审美需求，诚如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所云：“比较接近下层，往往在评话中反映了以市民为主的平民群众的愿望。”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元集至亨集载有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等故事，突出宋江的忠君爱民形象，为《水浒传》构建了基本情节和思想基础。元杂剧中的水浒戏亦以忠义为思想倾向。据《元代杂剧全目》、《水浒戏曲集》载，水浒剧有二十二种，流传下来的有六种。其塑造的宋江与《水浒传》中的忠义形象较为一致。鲁迅指出：“元人杂剧亦屡取水浒故事为资材，宋江，燕青，李逵尤数见，性格每与在今本《水浒传》中者差违，但于宋江之仁义长厚无异词。”元剧写梁山好汉“秉直正替天行道”，“俺梁山聚集豪英，要替天行道公平，忠义堂施呈气概”，只杀贪官污吏，不反天子，忠义思想更加突出。其接受者主要是下层百姓，诚如郑振铎所言：“是跟了当时的民间嗜好而走去的。”基于此，鲁迅指出，与《水浒传》相关的“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已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
　　 水浒故事及其价值取向，既有创作者依据受众心理的不断改造，又有接受者的口耳相传，不断增补、渲染，日益发展，是《水浒传》的“前创作”。对于施、罗等编次者，这些“前创作”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处理、删改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对其编撰有制约作用。王鸿卿指出：“它既为小说的创造提供触发灵感、想象的‘坯件’，同时又有形无形、程度不同地构成了一种先在的规定和制约”，“其中包含着几百年间说话人――听话人――表演者――观众的观念、趣味、愿望，这样一些东西内在于‘故事’中，以至于若加以剔除或变更，就会失去‘故事’。”因而，他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变更其思想基础。虽《水浒传》编次者的天才艺术创作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其内容源于历史文献的记载可谓是微乎其微，而绝大部分人物、故事与史实并无关联，明显系子虚乌有，取自民间之“前创作”。李庆西在《〈水浒传〉主题思维方法辨略》一文中指出：“《水浒传》不只囿于断代的生活内容，这里所提供的氛围与心境应当看作历史的积淀。”应该承认，施、罗的编次创造了小说的杰出艺术成就，而“前创作”的道德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思想倾向。
　　二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指出，大众文学就是俗文学，在民间流行，为人民大众所喜好，“俗文学第一个特质是大众的，她是出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所生存的”。这里的“民”，不仅仅指“乡民”、“市民”，而应该指“非官方”的一切群体。“民间”文艺以民间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为传播载体，以平民为接受对象，故事内容贴近民间生活，体现民间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价值取向，反映民众的文化心态。余英时指出：“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说话、戏曲、小说等通俗文艺，反映平民阶层的接受期待和审美心理，是民间文艺的载体。《水浒传》经世代积累而成，其忠义思想与市井、民间文化相关。
　　 文化反映社会群体的理想、道德、价值观念等。在对人性及个体行为的规范上，社会道德文化至关重要。就现实生活而言，人的道德意识源于其实际所处的经济关系。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儒家伦理源于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古代宗法社会和专制集团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适应社会发展的道德需求。儒家文化倡导的积极进取、忠君爱国、正义诚信对社会政治的发展，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传统文人对其忠义伦理情有独钟。漫长的专制社会里，在精英阶层的倡导与统治者的推行下，儒学逐渐构成社会文化的主流。个体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必然会在主流文化的长期影响下，被其价值理念潜移默化。
　　 文化对人的浸染日积月累，更为根深蒂固。儒家忠义伦理被精英文人奉为圭臬，长期推行，逐渐内化成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积淀成社会文化心理的重要因素，自然也会对小说创作者的观念、审美产生影响。在主流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共同道德标准对小说的思想倾向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指出，“中国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伦理道德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以及各种观念，如认知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的出发点与归宿”，而小说是寓理性思维于感性形象的艺术，“通过情节展现人生命运的描写来表述一种人生观念，倡导一种理想的社会伦理道德”，儒家文化对中国小说创作有重要影响，“使小说家在不同生活层面的审美中表现了一种对政治教化和道德本体化的思维认知自觉”。所谓创作者的道德本体认知自觉，指在小说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中自觉融入主流道德观。从这个角度看，儒学对文学作品的渗透是何等自然。佘德馀《〈水浒传〉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思》指出：“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思想行为的准则，长期渗透，并积淀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要素，自然也渗透到作家的审美意识和文学观念之中。”在儒学的影响下，中华文化历来重视道德伦理教化。谢桃坊认为，文学创作力图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它必然受到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观念影响，表现出一种思想和艺术的倾向。这种创作倾向如果体现了时代的审美理想，即体现了人们关于至善至美的生活的追求和至善至美的人的观念，则其价值的等级总是与精神生活的等级相一致的。精神生活等级里自然包含了道德价值”。因而，小说的思想主题必然受主流文化与道德价值标准的制约与影响。《水浒传》的成书，不可能割裂与时代文化的联系。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指出：“民间作者可能根本不觉得自己是在进行艺术创造，但他却能自觉地意识到，他的讲述是直接为对象而发的，或是进行道德教育，或是进行道德评价，或是进行道德审判。”《水浒传》由文人根据民间的“前创作”，整理、编次而成。因此，从创作的层面看，其思想倾向的形成体现了民间创作者的群体道德观念。
　　 从文学接受的层面看，接受者的道德本体认知自觉，表现为对作品道德价值取向的积极认同。张佐邦《文艺心理学》认为：“在文艺接受过程中，接受主体倾向于选择和接受那些与自己的知识结构、经验系统、审美需求模式相一致或相类似的作品，表现出一种‘爱同憎异’的接受‘期待视界’。这种‘期待视界’带有强烈的心理定势性质，是接受主体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形成的认同和释解文艺作品的审美经验和鉴赏能力。”就文学接受而言，读者容易对与其审美经验和审美期待接近的作品产生共鸣。文学接受是一个主动的审美过程。马克思指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它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相互影响。接受美学指出：“艺术作品的历史本质不仅在于它再现或表现的功能，而且在于它的影响之中。”就文学作品对于接受者的情感影响而言，它以语言的形式传达思想、价值观念，调节读者的情感张力。小说作品既要让读者获得审美愉悦，又要唤起其道德感悟。管达如指出：“自著小说，本为吾国社会之产物，且多以投合社会之心理而作者。”段宝林指出，平民文学集体流传的根源在于其群众性，“只有真正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美学趣味的作品，才能流传并被集体所接受”。接受群体的审美心理是制约小说生产的重要因素。大众化的小说作品必然是在反映一定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传达普遍的思想观念，才能产生广泛的接受效应。在专制社会统治者及文化精英的倡导与推行下，平民阶层自幼对儒家忠义伦理耳濡目染，逐渐积淀成普遍的道德认同。《水浒传》是在民间世代累积的水浒“前创作”基础上编撰而成的侠义小说，市井平民对水浒故事的接受态度、评价必然会对民间艺人的再创造及其价值重构产生影响。王处辉、胡翼鹏指出：“《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中，江湖艺人和民间评话播讲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来自社会下层的江湖艺人和民间文士，他们在作品的创作和讲唱中迎合受众的审美习惯与心理诉求。”实际上，在水浒故事不断累积、丰富的过程中，其忠义思想是民间接受者心理的无意识投影，是社会道德文化在民间文艺的历史沉淀的结果。王鸿卿指出：“‘水浒故事’不仅仅意味着人物、情节在听众、观众心中的‘沉积’已成为‘趣味’，更意味着其中所内含的政治、道德、文化观念在审美的意义上被认可和允准。”可以说，其忠义思想是在世代累积和孕育中自然形成。成书后，它受到读者的普遍喜好。据《水浒书录》载，其明清时的传播版本多达130余种。从明朝中叶至民国初期，它被刊刻四十余次，深受平民读者欢迎。显然，小说曲折、惊险的故事情节迎合了平民阶层猎奇、尚新的阅读心理，而其忠义思想更符合他们的道德理念。其良好的接受效应，反映出读者对儒家文化的积极心理认同。李蕊芹、许勇强《世代累积型创作说――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指出：“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必然打上那个时代的印痕。作品成书过程中的各种累积不仅是材料的累积，作者的累积，更是不同时代的文化的累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世代累积型创作作品也是一部中华文化史。”《水浒传》在动态成书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忠义思想倾向，传达出民间的文化心态、价值取向的“集体无意识”。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历经千年而不衰。水浒英雄的激情演绎展示出它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力。唐明燕、宋志明《论儒学社会影响的多元性》认为，它“并不单纯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和历代政治制度的附属品，它更积淀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包含着中华民族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和智慧结晶，是一种具有社会行为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水浒传》忠义思想的生成与接受效应证明，儒学作为主导文化，被精英阶层认可、推行，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逐渐在民间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是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的积极认同。
　　 毋庸置疑，《水浒传》的忠义思想，融合、凝聚了南宋至明的平民阶层的价值取向、伦理观念，传达出世代相袭的政治伦理和社会文化的民间影响。在该书的影响下，社会刮起了“水浒热”，产生了大量关于水浒故事的杂剧、传奇、地方戏，其思想基本继承了该书的“忠义”主旨，我们应科学地审视其文化意义。
　　
　　 参考文献：
　　 [1]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
　　 [2] 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3] 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5] 王鸿卿：《〈水浒传〉主题新论》，《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2期。
　　 [6] 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8]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9] 张佐邦：《文艺心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冯利华，女，1976―，四川内江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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