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在册权贵”
时间：2021-07-11 00:03: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评传》一书中认为：“斯大林不是靠他的个人品质，而是靠无个性的机关帮忙才掌握权柄的。不是他制造了机关，而是机关制造了他。”阿夫托尔哈诺夫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正是斯大林制造了‘机关’，然后机关又制造了斯大林。在此之前，斯大林已把列宁的党机关和列宁的党干部消灭殆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专制。”（《苏共野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阿夫托尔哈诺夫的说法要全面一些，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列宁对新制度的设想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写作了《国家与革命》，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对未来政权有很好的设想，这就是建立廉价政府，所有官员经过选举产生，可以随时罢免，各级官员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等等。
列宁执政期间，在分配方面大体是坚持了巴黎公社原则的，在党内没有实行高薪制。1920年9月，俄共九大“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党员负责工作人员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必须规定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生活条件、工资数额方面，等等）。这种不平等现象是违反民主的，它会瓦解党和降低党员的威信。”《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把享受特权提高到有“瓦解党”的危险的高度，可见当时对廉政的重视。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的中译
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苏联和俄国出版物经常出现一个词——“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用以表示苏联社会的一个特殊官僚阶层或等级以至个人。这个词我国曾有不同的译法，但都不怎么理想。
在苏联，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有两义：其一指制度，俄共中央编制的“职务名册”，或叫“官名录”，俄共据此配备和任命高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可直接译作“职务名册”。另一个含义是指人或群体，即担任“职务名册”中规定职务的官员，可以意译为“在册权贵”。这些人是官僚，不过不是一般的官僚，而是按照“职务名册”任命，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官僚。
“在册权贵”的形成
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旋即制定一系列新的干部制度。
1923年11月8日，俄共中央通过决定，确定了中央直接管理的重要职务名册。职务名册共有三个：1号名册是根据中央的决定编制的，包含约3500个最重要的职位，包括人民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部的主席团和部务委员成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合作社机关的领导，还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总管理局局长，托拉斯、辛迪加、大工业企业的领导人。2号名册是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分配部批准的，包括总管理局、管理局副局长以及其它职务。未进入1号和2号名册的职务，由各国家机关编制，并由中央组织分配部批准，形成3号名册，或部门职务名册。列入1号和2号名册干部的调动和任命，必须通过中央组织分配部报请中央批准，党的地方机关不能自行调动。按“职务名册”任命的官员，就是后来被称为“在册权贵”的核心。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还算不上最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他从1919年起任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还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和其他领袖人物不同，他不讨厌书记秘书的工作，不厌烦组织工作，反而热衷于行政手段，为此还受到过列宁的批评。斯大林领导了党的机关，实际上是“在册权贵”的缔造者。1923年4月，在俄共十二大上斯大林谈到必须让共产党人掌握所有管理部门和全部工业的领导，党借此掌握机关和实现自己的领导。“在册权贵”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人。
在“在册权贵”体制形成中，“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党员的运动”起了重大作用，其间俄共突击征收了约25万人入党。1923年俄共十二大有党员38.6万，到1924年5月俄共十三大，人数剧增至73.5万人，突击入党的新党员占1/3。十四大为108.9万，十五大为120万党员。1924年，最高领导集团92%的人是1917年以前入党的职业革命家。到1939年，1924年选出的中央委员有94%被清洗出统治集团，取而代之以1924年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入党的人。在1920年代，任何一个中央委员都有权出席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有发言权，可以看任何文件，到1980年代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1920年代存在两个倾向：扩大职务清单，即增加官位；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这导致1928年底决定，每3个月修改一次“在册权贵”名单。从1932年起，“在册权贵”的名单作为绝密文件保存在中央档案室。
“在册权贵”靠提拔和任命，而不是通过选举产生。起初，优先考虑的是拥有革命前党龄的，但这样的人很少，不超过1万。俄共的基本党员是在国内战争期间及以后入党的工人、农民和职员，他们逐步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党内受过教育的干部非常少，多数专家都在党外。据当时党员登记统计，90%以上的党员即使受过什么教育，也不超过初小的水平。早在内战年代，已经出现对政委和登记分配部特派员瞎指挥的异议。对“在册权贵”的不满最早最强烈表现出来的是那些需要专业知识的部门，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等。1920年代下半期，曾采取措施来加速对“在册权贵”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为此动员了全部党校系统、工农预科和短期训练班，党员大学生被分配到党的系统工作。这样就形成了“在册权贵”的再生产机制。1920年代中期，国家管理系统的工作人员数量比革命前增加2倍，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增加了9倍以上。
确定“在册权贵”的方式，主要是填写和审查各种各样的表格，同时经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其忠诚和信奉党的路线情况的审查。这种方式是违背党内民主原则的，所以对一般党员保密。党的机关制定决定过程也是秘密的，并不经过党内讨论和交换意见。“在册权贵”实质上是党和苏维埃官僚的上层，是一个封闭的等级，只有展示自己对“党的总路线”的绝对忠诚才有可能留在“神圣的”队伍中。不听话的人会受到严重的惩罚，丢失原先的地位和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