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思想对中原文化发展的影响
时间：2021-07-10 00:03: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定型期。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分支，中原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是在秦汉时期固定下来的。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官方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原文化的发展，中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政治倾向、尊礼重教等特点，都渗透着强烈的儒家意识。而作为汉代大儒之一，董仲舒的思想是推动儒学由学术走向政治的重要力量，中原文化在汉代的发展必然也深受董仲舒思想的影响。可以说，董仲舒思想在中原文化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董仲舒；中原文化；天人合一
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定型期。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分支，中原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是在秦汉时期固定下来的。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官方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原文化的发展，中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政治倾向、尊礼重教等特点，都渗透着强烈的儒家意识。而作为汉代大儒之一，董仲舒的思想是推动儒学由学术走向政治的重要力量，中原文化在汉代的发展必然也深受董仲舒思想的影响。《中原文化大典》一书在论述中原文化精神的构成时，认为道家是其精神原点，儒家是其精神主体，法家是其用事依据。这也与董仲舒融合各家、德主刑辅的思想特征不谋而合。因此可以说，董仲舒思想在中原文化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中原文化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农耕文明和重农意识养成了中原人敬畏上天、酷爱自然的本性；另一方面，中原人一向把天道和人道等同起来看待，很少讲二者的对立面。比如，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要求人们摒弃一切违背天道的行为，消除智慧，进入天人合一的混同境界。庄子讲“齐物论”，他认为天道与人道是相齐的，人应该摈弃一切人为的雕琢和修饰，通过“坐忘”等方式达到一种精神自由的状态。荀子虽然倡导“天人相分”，但他强调的是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天道服务于人道，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老庄和儒家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原各阶层的思维模式。在后来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也有着明显的天人合一思想。
而真正把这种天人合一思想推向意识形态领域的是董仲舒。他吸收《易传》、黄老、墨家等思想，又融合儒家，创造出了一套新的适应封建集权制国家的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是该理论体系的哲学支撑。汉武帝时代，他参加对策，连续三次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任命为江都相，这三次对策的策文主要讲的就是天人感应问题，后人称为“天人三策”。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在他这里，天是万物的主宰，即支配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也支配着人类的精神生活。他主张“天人相副”，人与天有着相同的结构，“天以岁终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因此得出“天人感应”之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此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君主是受命之天子，因此君主应行天之道，即实行仁政。与天之喜怒相对应，若君主实行仁政，就会得到上天的奖赏，若实行暴政，就会得到上天的惩罚，即遭受天谴。这一理论虽然有限制君权的作用，但统治者更看重的是它对人民的控制作用，统治者“代天立命”，就能更加名正言顺的管理人民。董仲舒的理论被汉武帝采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之后两千多年的封建集权社会里被统治阶级所信奉，并常以祭天、祁年等活动来表达对上天的敬畏之情。中原的普通民众也深受此说影响，“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即是证明。
到了宋代，理学家程颢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进行了发展。他不赞同董仲舒的天人相与说，认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是建立在天人不同的基础之上，仍然是把天人割裂了。“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河南程氏遗书》卷六），程颢把天人合一描述为“仁”的道德境界，将天人合一建立在了理性的基础之上。到了朱熹，他把“理”置于天人之上，天是理的载体，人是理的体现，故而“天人一理”。朱熹的理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原统治者推行的民众必须信奉和遵循的准则。而中原文化在两宋之后的式微也与此有关。
二、强烈的政治倾向
中原文化本身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文化。在我国历史上，中原长期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从三代开始到南宋，中原文化其实就是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也是历代统治者所信奉的正统文化，那么它必然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以服务于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这种倾向首先表现在中原人天下一统的国家观上。自秦统一中国以后，尽管时有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旋律，而像汉代、唐代、北宋这样的高度统一时期均出现在中原。统一于中原，也即统一于中原文化。其次，中原人有着强烈的尊君意识，并由此衍生出官本位意识和对权力的崇尚。中原人长期生活在封建等级秩序严密的政治中心区域，权力是地位和名利的象征，他们渴望权力带来的荣耀和威严，“学而优则仕”，升官成为中原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其影响至今未变。最后，中原文化的政治倾向还表现在中原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上。中原人生活在政治中心和宣教中心，受着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培养了对政治的高度敏感度。中原人在茶余饭后喜谈政治，在政治运动中，也往往表现出高度的热情。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特征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基的。我们不能说中原文化的这种政治倾向是在汉代才开始形成，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倾向是在汉代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中原文化的这种政治倾向与西汉时期儒学的转型是分不开的。董仲舒是西汉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是学术儒学走向政治儒学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推手。在他之前，孔、孟、荀的儒学多停留于学术层面，缺乏真正的政治实践功能，没有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汉初，陆贾、贾谊、叔孙通等儒生已经开始把儒学应用于朝廷的政治实践，但收效不大。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可信，同时融合道、法、墨、黄老、阴阳等诸家思想，创造出了一套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理论。他的天人思想、教化思想、人性论等最终都是为其政治理论服务的。《春秋繁露》一书就是董仲舒政治思想的荟萃，他强调“正名”对政治的重要性，认为名实相副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他提出“王者必改制”的思想，认为好的政治应该实行德治，刑要设而不用；君主要实行仁政；政府要进行调匀工作；当官的“不与民争利”，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他倡导“大一统”，主张尊君，“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对君道、臣道、人道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规定，并且提出了诸多具体的实施措施，如盐铁经营权收归政府，禁止个人占用过多土地等，这些措施对于巩固封建中央集权颇为有用，因此得到汉武帝的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羊学大兴，经学形成，儒学从此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以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传播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由此一变。以儒家精神为主干的中原文化也在此时期得以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