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述评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女权主义者将社会性别分析与国际政治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这一学科。本文主要介绍了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学科发展的历程，包括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及其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以及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三个主要流派。文章在最后对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理论/国际政治/社会性别/妇女/女权主义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性别”(Gender)^{社会性别是一个与性别(sex)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性别是指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的差别；社会性别则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男性特征(masculinity)和女性特征(femininity)是对于男子和妇女的群体特征（共性）的极端的表述，两者构成并且衍生出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参见：李英桃：《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权力”概念》，《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7期。}成为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次高潮的核心概念，向19世纪以降在西方自盛行的“生物决定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成为妇女运动的锐利武器，对于提高妇女地位、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社会性别研究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从未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没有社会性别分析的位置。
　　80年代末，一些西方女权主义者和国际政治学者将社会性别分析与国际政治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此学科名称的缩写形式是FIRs(FeministInternationalRelations)，一般被译做“女权主义国际关系”。但这一领域的一些研究者也用InternationalPolitics，WorldPolitics和GlobalPolitics等命名自己的著作，事实上并未达成一致。笔者较倾向于在中文语境中使用“女权主义国际政治”。}这一学科。以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对国际政治进行分析，是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特点，也是女权主义理论对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贡献。弗朗辛·德阿米克(FrancineD’Amico)和彼得·贝克曼(PeterR.Beckman)深刻地指出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意义：“冷战结束后，新的世界未来正等待着人们去创造。在创造未来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声音都十分重要，这不仅出于公正（尽管它本身是有说服力的），而且我们再也不能继续忽视占人类一半的妇女的观念和希望了。”^{FrancineDAmicoandPeterR.Beckmaneds.,Womenin
WorldPolitics:AnIntroduct
ion(Bergin&Garvey,1995),p.xii.}
　　美国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者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ChristineSylvester)以美国凤凰城亚利桑那动物园的那只著名的会画画儿的大象鲁比(Ruby)及其作品来比喻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及其观点^{ChristineSylvester,FeministTheor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inaP
ostmodernEr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pp.1-2.}，指出改变传统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对于国际政治的意义。针对一些传统国际政治专家认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幼稚”、“不具理论价值”的情况，另一位美国女权主义者辛西娅·安罗(CynthiaEnloe)强调：“在开始清楚地阐述新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途径之前，我们不需要等待一位‘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CynthiaEnloe,Bananas,Beaches&Bases:MakingFeministSenseofInternatio
nalPolitics(PandoraPress,1989),p.201.}
　　
　　一理论的产生
　　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
　　首先，妇女运动的发展和社会性别研究的深入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备。
　　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蓬勃发展，1975年联合国在墨西哥城召开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大会成为世界各国妇女运动走向全球联合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之后，哥本哈根世界妇女大会和内罗毕世界妇女大会相继召开。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期间，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妇女人数进一步增加，“那些曾经处于边缘的人正在进入主流”^{ElisabethPrügl,“FeministStruggleasSocialConstruction:ChangingtheGenderedRulesofHomeBasedWork,”VendulkaKubálková,NicholasOnufandPaulKowerteds.,InternationalRelationsinaConstructedWorld(M.E.Sharpe,Inc.,1998),p.123.}。同时，“社会性别”逐渐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的多数学科中，形成不同流派以及自己的一整套话语，如父权制、认同政治、赋权等。这些都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其次，国际政治现实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70年代早期发生的石油危机等事件促使国际政治学者将更多注意力投向经济、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活动上来。“相互依赖”在挑战现实主义的同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冲突和权力政治等问题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这种挑战更加明显。传统现实主义学术框架没有预见、也未能很好地解释苏东巨变的发生及其原因。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暴露出现实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许多国家不是为国家边界，而是因种族、宗教或民族认同等而战；核战争中无赢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环境退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的战争和平分析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对现实主义最根本的挑战来自受马克思传统影响的学者，特别是第三世界学者。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这些学者强调平等和社会公正而不是秩序和控制问题，他们试图将国际政治研究从过分关注西方转向关心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和被迫屈服于西方殖民主义的领域^{J.AnnTickner,GenderinInternationalRelations:FeministPerspectiveonAchie
vingGlobalSecurity(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2),pp.12-13.}，要求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强烈。可以说，超越冷战的现实要求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机会，用以对抗传统观点的狭窄与封闭，将国际政治引向更宽容、更富包容性的思想和行为。
　　第三，各国际政治流派的探索和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批评，为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生存与发展敞开了一定的学术空间。
　　尽管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但在国际政治学术中一直存在各种不同声音。例如，其中既有马基雅维里主义、霍布斯主义，也存在格劳秀斯、康德的理念，更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发展。后两者的建树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对相互依赖、合作、制度的深入研究，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该流派与女权主义理论有较大的合作可能。当然，由于康德主义、理想主义或新自由制度主义等同样几乎不涉及社会性别问题，其一些主张者甚至阻碍妇女获得教育权、选举权，否定妇女的能力和贡献，它们的这些局限同样也是女权主义者的批判对象。但女权主义批评的主要火力仍然集中在现实主义理论上。
　　80年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进入所谓的“第三次争论”^{“第三次争论”这一术语来自：YosefLapid,“TheThirdDebate:OntheProspectsofInternationalTheoryinaPos
tivePositivistEra,”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33,1989.第一次争论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争论、第二次是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的争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的争论在第三次争论中居于主要地位，所以，有些学者将之称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的争论”。}。这一被称为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的学术争鸣，从各个方面将重新审视国际政治的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文化、伦理道德、认同政治，以及个人等长期为传统国际政治忽视的内容开始回归国际政治，这些为女权主义者挑战传统国际政治中社会性别没有意义的假设提供了机会。“80年代后期，国际关系理论进入所谓第三次争论。第三次争论开放了对理论属性和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疑问，这就挑战了我们在理解世界时存在的社会性别没有意义的假设。”^{JillSteans,Gender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AnIntroduction(PolityPress,1998),p.33.}
　　第三次争论以来国际政治学术界对传统的（正统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冲击是值得用重墨描述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人物卡尔(E.H.Carr)得到了重新解释：卡尔“变成”一位乌托邦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他将政治科学定义为不仅是“关于是什么”，而且是“关于应该是什么”的科学。第三次争论提出了发展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的道路。例如：从“国际政治”到“世界政治”，从实证理论到建构理论，从“士兵和外交家”到沉默的声音，从历史到理论，从战略到安全，从微观国际历史到宏观全球历史，从过去到未来，从冷战国际关系到全球道德科学，从“浪漫化”国家到质疑国家，从高级政治到深层政治，从二元论到平衡论，从基础到停泊地，^{SteveSmith,KenBooth&MarysiaZalewskieds.,InternationalTheroy:Positivi
sm&Beyond(CambridgeUniversity,1996),pp.328-339.}等等。
　　第三次争论以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使命使得国际政治领域格外活跃，学者也好、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也好，都在探求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瞿秋白在追述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时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窗纱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3-24页。}这也是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情景。在这样的机遇中，克里斯蒂娜·西尔维斯特兴奋地写道：“第三次争论是我们的争论、我们的时机、我们的空间、我们的机会”。^{ChristineSylvester,op.cit.,p.163.}
　　第四，冷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主张和进行的对伊拉克、南联盟等地的军事打击更加剧了批判正统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探求新理论的紧迫性。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指出，“冷战的结束造成国际关系的变化和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全球性武装冲突的威胁已经减少，而国际关系有所改善，各国间和平的可能性也见增加。虽然全球性的冲突的威胁已经减少，世界各地区继续受到侵略战争、武装冲突、殖民或其他形式的外来统治和外国占领、内战和恐怖主义的祸害。”^{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第11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重要文献汇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但海湾战争作为“冷战后第一次主要冲突对国际关系、社会政策和知识领域提出深刻挑战，……正统理论对海湾战争的反应是一场灾难，是对垂死的理论的破坏性和悲剧性的控诉。该理论是为暴力反应和大国强制措施设计的，根本不适合冷战后所需要的敏感、预防性的全球战略。”^{JimGeorge,DiscoursesofGlobalPolitics:ACritical(Re)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LynneRiennerPublishersInc.,1994),p.
2.}当然，海湾战争等充满暴力的西方战争外交政策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探索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任务严峻地摆在国际政治研究者的面前。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心是将“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对传统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女权主义者使国际关系理论化的第一个成就就是对其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提了出质疑。”^{JillSteans,op.cit,.p.59.需要明确的是，“批判”在这里绝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和抛弃现实主义。}
　　
　　二学科发展历程
　　1988年6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举行了“妇女与国际关系”学术讨论会。同年，该院刊物《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Millennium:JournalofInternationalStudies）冬季号发表相关会议文章，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科正式确立。从那时算起，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科产生至今仅十余年时间，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萌芽与初创阶段：涓涓溪流汇成女权主义国际政治新学科
　　随着六七十年代西方妇女运动发展并深入到理论研究的各个领域，女权主义研究也开始涉及战争与和平等所谓“高级政治”，重审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男性偏见。例如，简·爱尔希坦(JaneElshtain)出版《公共的男子和私人的妇女》（1981年）、《妇女与战争》（1987年）；汉娜·皮特金(HannaPitkin)《命运之神是一位妇女：社会性别与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思想中的政治》；罗伯特·康奈尔(RobertW.Connell)《社会性别与权力》（1987）等。一些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女权主义学者开始探讨第三世界国家与妇女的地位问题，例如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他者世界：文化政治文集》（1987）、库马里·贾亚瓦迪那(KumariJayawardena)《女权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1986）等。涉及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妇女地位和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影响的著作包括埃斯特尔·博瑟鲁普(EsterBoserup)1970年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经济发展中的妇女角色》、吉塔·森和卡伦·格朗(GitaSenandCarenGrown)《发展、危机和可选择的图景》（1987）等。在“联合国妇女十年”（1976-1985）实施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引发了学者和政治家的研究兴趣。
　　1988年“妇女与国际关系”学术讨论会后，《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冬季号收录了其中8篇相关文章，包括安·蒂克纳(J.AnnTickner)检讨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的著名的六原则的文章《汉斯·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原则：一种女权主义的重新阐释》以及《隐藏在国际关系背后：妇女和国际竞技场》(FredHalliday)等。
　　从会议和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到，在学科开创初期，研究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揭露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中“妇女被隐藏在国际关系背后”的事实；直接对西方经典政治理论、特别是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居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流派进行女权主义批判，并试图提出新的解释；研究在实现“联合国妇女十年”发展战略中妇女在代表性和受益程度上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等。这些文章多数以批判和揭示为主，展示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状况。
　　伦敦经济学院随后开设了相关的硕士课程，英国的其他高等院校也陆续开设了类似的课程。
　　（二）发展阶段：大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研究文献涌现出来
　　学科创立后，大量以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为主题的出版物涌现出来。这些出版物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1991年，英国开放大学出版社(OpenUniversityPress)和《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联合编辑出版了《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一书，主编为丽贝卡·格兰特(RebeccaGrant)和凯瑟琳·纽兰(KathleenNewland)。作为1988年《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专刊的续集，该书收录了包括两位编辑所写导言在内的10篇文章，每一篇文章都代表了对国际关系领域诸课题的专门研究。除了再次突显国际政治中社会性别歧视的来源和表现、在第三世界发展计划中妇女所处劣势地位外，该书还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妇女状况、俄罗斯妇女状况的研究，从国别的角度探讨了妇女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变化对妇女的影响。
　　其次，围绕不同主题和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视角，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出版了大量颇具代表性的专著。例如，《国际政治中的妇女》(FrancineDAmicoandPeterR.Beckman)通过对业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重要人物的女总统、总理、政治家、活动家的分析，展示妇女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香蕉、海滩和基地：对国际关系的女权主义理解》(CynthiaEnloe)将外交官夫人们、军事基地和第三世界国家旅游区的妇女、好莱坞拉美女演员等被传统国际政治忽视了的人的活动纳入国际政治分析，揭示国际政治中的妇女活动是如何被忽视的，以及国际政治受到社会性别影响的程度。再如，《妇女的世界化：女权主义国际政治》(JanJindyPettman)则用社会性别视角全面分析了认同政治、国家、公民权、种族主义、战争与和平问题、政治经济学等。安·蒂克纳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实现全球安全中的女权主义观点》中用社会性别分析传统国家、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安全概念，展示了不同女权主义派别对全球安全的看法。在《后现代时期的女权主义理论》(ChristineSylvester)中，作者则从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的视角追溯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上的三次理论争论，妇女和女权主义理论对争论的影响和作用，这些争论在社会性别方面的缺失等等。而《社会性别和国际关系》(SandraWhitworth)则在综述学科发展状况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国际计划生育委员会(IPPF)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政策受到社会性别影响的成分。
　　第三，更多的学术刊物介入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这一领域。显然，这绝不仅仅是刊物介入的问题。由于这些刊物在西方是高层次、权威性的学术阵地，它们的介入意味着一些权威人士介入了讨论，女权主义者也开始进入学术“主流”。继1988年“妇女与国际关系”专刊之后，多期《千禧年》杂志都有涉及这一领域的文章。在女权主义杂志《征兆》（〖WTBX〗Signs）、《女权主义研究》（FeministStudies），以及《妇女研究国际论坛》（Women’sStudiesInternationalForum）上都陆续登载了相关的文章。1993年，美国主要的国际政治杂志之一《选择》(Alternatives)冬季号出版了《女权主义者写国际关系》(FeministsWriteInternationalRelations)专刊^{Alternatives:SocialTransformationandHumaneGovernance,Volume18,
Number1,Winter1993.SpeicalIssue:FeministsWriteInternationalRelations.}，其中包括关于中东政治、南非的公民权问题、妇女与德国统一的关系等内容。
　　最近几年，对于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日渐丰富，《外交》(ForeignAffairs)、《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等也纷纷加入争论。《国际研究季刊》1997年冬季号刊登了安·蒂克纳的文章《你们只是不理解：在女权主义者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之间令人烦恼的婚约》，该刊还于1998年3月首次进行了关于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对话”；1998年9/10月的《外交》刊登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的《妇女和世界政治的演变》，并于1999年1/2月号刊登了有关此文的讨论；《外交政策》也于1997年秋季号上发表了有关文章。在国际政治学界，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研究处于方兴未艾时期。在近些年西方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著作和论文集中，“数量的增长伴随着主题和理论的发展”^{FredHalliday,“GenderandIR:Progress,BacklashandProspect,”Millennium:JournalofInternationalStudies,Gendering“theInternational”(AnniversarySpecialIssue),Vol.27,No.4,1998,p.836.}，女权主义理论已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对于女权运动的“反动”。《反挫：对美国妇女不宣而战》是美国作家、普利策奖获奖记者苏珊·法拉第(SusanFaludi)的一部研究80年代美国妇女状况和美国社会文化领域对美国女权运动评价的专著。作者在《反挫》一书对80年代美国社会中认为美国妇女已“基本得到平等地位”、“已经获得解放”、“已经自由了”的说法进行了反击，作者还分析了美国社会80年代对女权运动的强烈反对、美国妇女所处的逆境，指出“在美国妇女进入被许诺的平等王国前，她们还要走很长一段路。”^{SusanFaludi,“Introduction,”Backlash:TheUndeclaredWaragainstAmericanWomen(CrownPublish,Inc.,1991),pp.
xxii,x-xiv.Backlash意为机械的后冲，反撞；陈一筠在《妇女研究论丛》1993年第2期的相关文章中将之译为“阻击”；张宽在《读书》1995年第8期中将分析这篇文章的文章命名为《男权回潮》；本文作者在《妇女研究论丛》1998年第2期发表的相关文章中译做“逆动”；亦有学者将其译为“反挫”，本文采用这种译法。}桑德拉·惠特沃斯(SandraWhitworth)也注意到“遍布北美和欧洲高校、媒体、流行文化的反女权主义的政治气候”^{SandraWhitworth,Feminism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MacmillanPressLtd.,1997),p.x.}。弗雷德·哈利迪(FredHalliday)指出，有四种明显的国际趋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一是全球化中男女不平等状况由于穷国与富国之间日益增加的差距而进一步扩大；二是各种强调特殊性的意识形态兴起并蔓延，例如美国的一些基督徒右翼分子为了使妇女服从男子而引用《圣经》中圣保罗给以弗所教徒的信^{在《圣经·新约全书·以弗所书》中有这样的句子：“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以及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印度教等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都对妇女造成不利影响；三是苏东解体及因此所失去的福利、平等就业、设置托儿所的规定、对各种公共性别主义的限制等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四是国内和族群之间的战争和在这类冲突中重复发生的强奸事件。^{FredHalliday,op.cit.,pp.840-842.}
　　可以说从学科建立开始，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就是在国际上和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各种阻力下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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