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视野下的城市中产阶层
时间：2021-07-06 08:01: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从社会建设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城市中产阶层的起源和形成进行了梳理和考察。笔者的主要观点是：在西方国家工业革命早期，竞争伦理、谋利动机、经商欲望和新教信仰造就了一个以商人、工场主和专业人士（主要包括医生、律师和神职人员）为主体的中产群体。他们所享有的共同的经济和社会经历，促进了西方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形成。这种阶级意识和身份认同成为推动西方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之后的多次社会建设和改良运动的重要经济与思想力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的时间里，也产生了一个商人、民营企业主、专业人士以及职业经理人为主体的中产群体。其中的部分有识之士也已成为转型中国社会建设重要的支持者和领导者。然而在城乡二元体制格局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较小的规模，较高的异质性，以及价值理念上的分歧，阻碍了中国中产阶层阶级身份认同的形成。
[关 键 词]社会建设社会体制中产阶层
[作者简介]曹飞廉（1979-），女，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研究方向：社会建设、社会组织、社会分层。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72（2014）02-0017-08
一、 绪论
在西方国家工业革命早期，竞争伦理、谋利动机、经商欲望和新教信仰造就了一个以商人、工场主和专业人士（主要包括医生、律师和神职人员）为主体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此后，在政治上他们开始谋取地方和议会的政治权力，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文化。②正是这种如E. P. 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论述的阶级意识的发生一样，一个商业和专业界精英集团享有的共同的经济和社会经历，造就了西方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③，并成为推动西欧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之后的多次社会建设和改良运动的重要经济与思想力量。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里，也产生了一个以商人、民营企业主、专业人士和职业经理人为主的社会中间群体。然而他们是否就形成了一个如西方国家这样有明确阶级身份认同的中产阶级了呢？在本文中，笔者将从社会建设的视角出发透视中西“中产阶级/层”这一群体。并对如下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
西方国家的城市中产阶层起源和形成过程是怎样的？其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这种中产身份意识的确立与西方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建设和改良之间又是怎样互为因果的？当前中国的中产阶层的内部构成是怎样的？其除了扮演拉动内需的经济角色以外，在社会与政治领域还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已有的研究显示他们缺乏如西方国家那样的中产阶级身份的认同，其具体原因是什么？其阻力究竟在哪里？那么在未来，这群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共同缔造者和参与者，其相近的经济与社会经历是否将促使这一阶层产生一种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身份意识？并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的主导力量？
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写作，对理解当下中国中产阶层以及中国阶层结构的现状和未来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影响有所贡献。
二、 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的起源与形成
在西方近代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中产阶级的出现。就中产阶级对思想观念、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产生的影响，西方学术界自上世纪初以来，一直就存在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一条是从史学的路径对西欧中产阶级的起源进行社会史的探究；另一条是从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视角对中产阶级进行研究。
在对西欧社会史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以商人、工场主和专业人士为主体的中产群体（middling groups）开始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社团纷纷建立了起来。约翰·斯梅尔（John Smail）在《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一书中通过考察英格兰北部一个最重要的纺织业中心哈利法克斯以揭示出公共领域中自愿团体的兴起与中产阶级（middle-class）意识形成之间的关系:
1750年以后的几十年里，哈利法克斯一项最突出的特点是大批社团的建立。自愿组织（voluntary associations）是18世纪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它们使得地方商人、工场主和专业人士“在社区共同发挥一种远远超过仅靠各自个人收入捐赠能够产生的影响”。由于英国社会并没有从组织形式上为这个集团提供发挥他们自身影响并获得社会声望的现成条件，所以他们必须创立自己的机构，而这些机构有助于形成阶级认同。社团、争议和对国内政治的参与，是哈利法克斯商界和专业界精英迅速创立他们的中产阶级意识和表达自己不同于其他集团的阶级认同的手段。
哈利法克斯政治文化的转型，是哈贝马斯描述18世纪“公共领域”形成的一个例证。哈贝马斯提出的作为一种特殊政治话语形式的公共领域所具有的关键特征中有三项尤其重要。首先是在公共领域里运用理性作出批判性的判断。其次是一定程度的信息自由和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印刷业的存在而获得的讨论的公开性。第三是公共领域内部个人与个人本质上平等的认定。
通过社团和争议，公共领域的形成使这个商人、工场主和专业人士构成的集团与社会等级上低于他们的集团明确区分开来，将他们排斥出权力范围之外；同时，公共领域的形成也为确立他们不同于社会等级上高于自己集团的认同感提供了话语。①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英国工业化过程的早期，就涌现出大量的自愿组织以实现市场与政府无法满足的社会功能，这种以社团为主要载体的公民社会的形成对中产阶级的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美国文化史家彼得·盖伊在《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 一书中全面论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在公共与私人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19世纪政治、经济和社会各层面的大变革中，中产阶级无不扮演着领导性的角色。不管他们有过多少次保守的退缩，仍然是一股足以带来不稳定的激进势力。主导大部分西方国家向民主化政府体系转换的过程的，正是布尔乔亚（有少数特立独行的贵族从旁协助）。在英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典（更不必提的是美国），政治的民众基础都大大扩大了。在矿业、工业、银行业、保险业、传统地方产业和国际产业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部门，布尔乔亚的影响力当然较他们在政治部门的影响力更大。中产阶级被释放出来的活力——发明家、工程师和金融家的活力——缔造了一个新世界。
中产阶级的活力也让他们勇于面对因都市化和工业化而起的各种史无前例的问题：贫民的居住环境过于拥挤、传统慈善机构的明显不敷需要、工人阶级对基督教的疏远等。不过，这些问题因为都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解决起来也相当棘手。当那些握有权力的人（资本家、工业家、立法者）碰到新的问题和需求时，只能在黑暗中摸索。19世纪中产阶级在私人领域的理念相对清楚：他们向往的是建立一个紧密和谐的小家庭，在余暇时光吸收一点高级文化。随着他们逐渐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处境，他们也想把这种理念推广开去。推动扫盲运动、建立教育协会和印行平价的经典，都是他们为卖力苦干的下层阶级开出的处方。他们希望，这些贫穷劳工可以因此得到启发和学到办法，或多或少能像他们一样追求并获得家庭幸福。”①
从彼得·盖伊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西欧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已具备明确的政治态度与立场；强烈的经济活力与野心；温和的社会改良的方案与实践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