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后如何创造中国政治新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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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节选2012.11.20
随着新一届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产生，这一年多来围绕着中共十八大意识形态、改革路线、政策和人事等的各种政治也应当可以告一段落了。现在，人们期待着的是十八大产生的新一代领导人，会如何开创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格局。政治过去了，人们就要回归常态。正如习近平早些时候著文所强调的，“重在执行”。
十八大毫無疑问构成了中国政治年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说，十八人本身的实践就是在探索如何把竞争性政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得制度可以同时兼顾到党内民主和权力相对集中的需要。在制度的顶层设计方面，十八大取得了具有实质性的进步。第一，是政治局常委规模的再调整。第二，更重要的是胡锦涛同时放弃了三个最重要的职位，包括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
不过，十八大的布局也传达出很多信息，这些信息表明中国精英政治还有巨大的制度空间来改进。也就是说，中国的精英制度运作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人们面对，不管喜欢是否。很显然，这次人事安排仍然体现出过多的政治陈规，而创新不足。尽管这一年有那么多的政治运作，搞得海内外纷纷扬扬，但到头来看，其实也非常简单，至少并非如外界所想象的那么复杂。有两个因素特别明显地影响了精英政治。
首先是性别政治。女性从未进入过政治局常委，所以当常委职位不够分配或者不能做妥协时，女性基本上可以排除。其次是可以称之为“排队政治”的安排，就是入局与否要看年龄、年龄和党内的资历仍然是主导因素。这次显然是根据上两届的方式，即“七上八下”。这样就很简单，年长的先入局，年轻的可以再等五年。
这些方面显然有过多的妥协，但妥协是有代价的。第一，权力交接班过分侧重于权力分配。权力交接班当然不可避免涉及权力，但权力分配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要达到目标的手段。但至少从外界看，人们看到了过多的权力游戏，很多方面为了权力而权力。第二，一些观察家已经指出，新的执政团队具有过渡性质。五年之后，因为年龄因素，新进的五位政治局常委都要退休。第三，因为大部分常委是一届常委，常委内部就缺少可能考虑长期利益的行动团队。
而行动团队对今天的中国最为重要。中国社会现在处于关键阶段。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开始进入中等增长阶段。如何从高增长阶段过渡到中等增长阶段？这需要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社会问题更为严重。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不再能像从前那样加以治理了。如何以新的方式来治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这更需要包括政治、社会在内的改革。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层。
不过，正是在产生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层方面，中国政治面临最为严峻的挑战。和强人政治时代相比，中国的政治领导力正在很快弱化。这种情形不可避免，没有人会相信中国政治有可能回到强人政治时代的格局。问题在于如何根据新的情况，来产生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层呢？
要开创中国政治新局面，就要求各种政治力量回到邓小平时代的权力大局观，也就是要求领导人超越个人、家庭和小圈子的利益。而把社会、国家和执政党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习近平在带领新一届常委会见中外记者时强调新领导层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的责任。如果各方政治力量能够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内容里来权衡自已的权力.那么这个权力大局的出现并不是难事。
邓小平之后，中国就很快失去了这种权力大局观，政治权力很快滑向小局。在这种权力小局下，中国各方面的改革进展不大，很多方面没有进展，有些方面甚至出现倒退现象。这种权力小局导致了“想改，但改不动”的情形。如果这种格局继续下去，执政党必然而临巨大的危机，更谈不上来承担民族复兴的责任了。
如果过分专注于个人、家庭和小圈子的利益，不管其在位时多么“伟大”和“辉煌”，历史也会很快遗忘他们。但如果他们所做的是为了社会、国家和执政党的整体利益，即使所做的是小小的一件事情，历史也会记得他们。中国的复兴呼吁着当政者走出自我利益的“小局”，而走向社会和国家的“大局”。这种权力大局，正是人们对新领导层的最大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