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大转机

时间：2021-07-06 04:01:19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文化大革命”进行10年之后，中国政治在1976年发生重大转机。引起这个转机的，是粉碎“四人帮”这件大事。
　　1976年，中国社会在经历1975年各方面整顿之后，因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重陷困局。这年接连发生一系列政治、社会乃至自然界的事件，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和扑朔迷离，同时也带来不少变数。
　　周恩来病逝
　　周恩来病逝，是1976年的第一件大事。他在民众心中具有极大的人格魅力，也是困局之中人们的希望所在。邓小平遭到批判之后，周恩来又去世，人们除了悲痛外还格外伤感和失望。政治上，他的逝世使高层人事问题更加凸显。“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日常工作一直由周恩来主持。他病重后，1975年初，毛泽东同意由复出不到两年的邓小平代周恩来主持工作。这年秋冬，曾经支持邓小平的毛泽东对他产生怀疑和不满，不能容忍邓小平领导各方面整顿、有限改易“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政策，决意“批邓”。对邓小平失望之后，由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一时主意未定。周恩来去世后，国务院总理一职首次空缺，使得这一问题变得迫切。
　　邓小平主事期间，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被毛泽东批评为“四人帮”，一度受到抑制。毛泽东批邓之后，“四人帮”重启势头。按照排名，王洪文是位列周恩来之后的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位列邓小平之后的副总理。虽然王洪文已失去毛泽东的信任，但张春桥却颇得毛泽东赏识和倚重，“四人帮”觊觎在这轮人事安排中获取更大权力。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既没有选定张春桥，更没有看上王洪文，而是提议既非常委又在副总理中排名第六的华国锋出任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决定华国锋出任代总理的通知。当时中央有王洪文、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华国锋是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出任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毛泽东这样安排人事是否还要对华国锋观察一段，不得而知，但是对“四人帮”却是一个很大打击。“四人帮”大为不满，但又不能发作，只有张春桥在私下所写的“有感”中发泄了对华国锋的不满。这意味着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把高层权力较量的目标对准了华国锋，从而埋下新的权力角逐的伏笔。
　　“四人帮”在高层树立自己的新对立面，在底层也不断积怨。历经“文化大革命”，人们已经抱有怀疑甚至抵触，更多人对“四人帮”心生厌倦。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以简化治丧仪式为由加以限制甚至禁止，控制表达哀痛和纪念的舆论，更加引起民众内心愤懑。这种不满到清明节前后终于爆发，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民众自发举行活动，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酿成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最终在强力压制下得以平息，但它的政治含义却十分深刻。如此大规模的民众自发的公开抗议，1949年以来还是第一次。这场后来被称为“四五运动”的民众抗议，事实上还得到了包括中共元老和老干部在内各个阶层人士含蓄的同情。
　　华国锋任总理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提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设立第一副主席，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华国锋进一步确立了在高层的地位。
　　华国锋接手中央日常工作之后，一方面要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另一方面要维系经济和社会最基本的运行。他竭诚拥护毛泽东思想和路线，但行事风格比较稳健和务实，意识形态色彩较淡，希望维持基本稳定的局势。“四人帮”鼓动“批邓”运动，凭借在高层的地位和掌控的舆论工具，层层揪“走资派”，插手一些部门和地方事务，局势陷入新的混乱，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对华国锋和处于政府事务一线的国务院领导人来说，“四人帮”无疑是极大的掣肘因素。这时的毛泽东健康状况已经恶化，进食和行走都很困难，见人不易。4月30日，借陪同外宾见毛泽东之机，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一些地方的问题。毛泽东写下几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这几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后来被解释为华国锋继位的政治依据。
　　国内局面愈来愈严峻。“四人帮”推动的“批邓”运动，导致工业和交通运输生产的急剧下滑，商业亏损，农业减产，财政紧张。7月6日，朱德病逝。28日，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民众生命财产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天津、北京也受到强震影响。8月，华国锋亲为中央慰问团团长赴唐山慰问，安排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事宜。“四人帮”却对唐山地震轻描淡写，攻击抗震救灾是“拿救灾压革命”，“压批邓”。“四人帮”愈来愈把华国锋和国务院一些领导人当做权力较量的对手。天灾加人祸，形势更加风雨飘摇。
　　“四人帮”闹事
　　9月9日，毛泽东病逝。举国悲痛的同时，一场围绕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在高层展开。毛泽东逝世当天，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治丧事宜，江青要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问题。江青、张春桥还多次催逼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交出毛泽东处的文件和材料；王洪文的秘书给一些省市自治区打电话，要求有重大问题及时向王洪文报告；“四人帮”掌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人给江青写信，提出由江青担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不仅难以继续容忍江青等人的严重干扰，而且从种种迹象中觉察到他们对最高权力的觊觎和争夺，决心解决他们的问题。
　　江青等人位高权重，身份和地位都非同一般，尤其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张春桥是毛泽东在意识形态方面最为倚重的人物。解决他们的问题，殊非易事，华国锋必须与政治局其他成员联手行动。华国锋首先想到的是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叶剑英是党内和军中的元老，威望甚高。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起，他一直是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的对立面。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1975年又和邓小平联手整顿军队。邓小平被批判后，叶剑英受到牵连。虽然1976年2月中央一纸通知，他被以生病为由失去主持军委工作的权力，但仍有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合法身份。解决“四人帮”问题，首先必须倚重叶剑英。李先念是政治局委员，一直担任副总理。1971年华国锋调到中央工作，即在国务院与李先念共事；1975年，他们还与纪登奎同为副总理，关系较好。李先念资历颇深，是党内元老，在上层也有相当的人脉，尤其是政治倾向和情感上厌恶“四人帮”。汪东兴不仅是政治局委员，而且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并兼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掌管中央枢机的安全，其地位远不是一般政治局成员所能比拟。汪东兴又长期跟随毛泽东，深受毛泽东的信赖，并且与“四人帮”长期有矛盾。解决“四人帮”这样的重大政治行动，倘若没有汪东兴的赞成和支持，几无成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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