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动脉长安街秘事
时间：2021-07-06 00:01: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为了迎接国庆60周年,长安街正在进行大修。此次长安街大修拓宽路面,提高路面抗碾压能力,目的是适应重型武器装备对路面的要求,为国庆60周年大阅兵作准备。此次大修将于2009年8月30日完工。
事实上,长安街并非一条普通的街。新中国成立60年来,几乎一切重大政治事件,长安街都是历史现场……
空中俯瞰,北京像一口锅,天安门和它身后的故宫为最低点,这个城市的天际线在长安街内蠕动,出了二环,才猛然变高,到了三环边上,北京才出现摩天大楼。
宽阔的长安街,像条钢铁和水泥铸就的大江,东连CBD商圈,西接国家各部委大院,将整个城市拦腰截成南北两半。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前方是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右边是人民大会堂,左边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中间是雄伟壮观的广场。”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北京,其实只是长安街沿线的北京。
“神州第一街”是怎样形成的
真正意义上的长安街,诞生于1949年新政权建都北京,并决定将行政中心置于旧城中心之时。
关于国家行政中心的位置,当时,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案,即由梁思成(梁启超长子、时任清华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与陈占祥(时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兼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提出的,将国家行政中心建在三里河附近。不过,这一方案未被采纳。
1949年的开国大典,是对长安街未来政治功能的一次预演。当时,国家领导人即考虑到,需要有场地供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游行。旧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都不能满足这一要求。
事实上,1949年开国大典游行时,长安街上左右各有一座门,即长安左门(今劳动人民文化宫正门前稍东)和长安右门(今中山公园正门前稍西)。当时的游行队伍,特别是坦克车前进时,要绕过这两个门,但绕过去之后,距离天安门和毛主席已经不远,调整队伍很仓促。也因为这两个门的阻碍,“军旗过时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门,看不着毛主席”。于是,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计划被提出。
而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正是长安街生长出来的地方。它们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皇城通往中央官署衙门的总门。平日里,百官上朝面奏皇帝都要从这里进入,无论官爵高低,都须下马下轿,将马拴在北小栓胡同,然后步行进长安门。
此时,长安街的街名为“天街”。每年新科状元骑马经长安左门走过街道,已属“皇恩浩荡”,是唯一被允许在长安街上骑马的时刻。
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在中山公园内中山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拆除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事宜。因为当时矗立在天安门前的这两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不太方便,每年都在此处发生数百起交通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下决心将其迁移。
在此次会议上,林徽因代表丈夫梁思成,强烈反对拆除这两座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考虑当时的情况,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动员大家服从市委的决定。由于代表中党员居多数,最后在“掌声雷动”中通过了全拆、快拆的方案。
这两座门拆了一天一夜,据传,拆门时“梁先生哭了”。
此后的1954年国庆前夕,北京市政府拆除了东西长安街两座牌楼,还将西长安街西单至新华门东侧约1.1公里长的路向北拓宽,使路面得以拓宽到32至50米。原来并不宽阔且有牌楼隔断的长安街,被拆成一条宽阔通畅的大道,开始具备“神州第一街”的气度。
“天安门上太阳升”
长安街是北京乃至全国规划最多的一条街。
第一轮规划始于1950年,到1954年,陆续设计了15个方案。当时,天安门广场的规模虽然很小,但所有的方案都将长安街作为城市的东西轴线,将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作为集中体现首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地位的地点。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之际,第二轮规划也随之开始编制。当时,北京市政府专门举办城市规划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及各部部长都参观了展览。在此轮规划中,天安门广场面积多大、建筑多高,以及放几座建筑等问题,意见很不一致,最后,毛泽东亲定长安街的红线宽为100米。出于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持续的战略考虑,长安街路面被定为一块板的形式,以便必要时可作为飞机跑道。
1958年,为迎接建国10周年,中央政治局决定建设一批重大建筑工程,即“十大建筑”。第三轮规划由此开始。这轮改造过后,解放前3.7公里长、宽窄不一的长安街,变身为7公里长,30—80米宽,开始显现出“神州第一街”的气度。
1966年8月18日,长安街迎来了它的转折时刻。这天凌晨,毛泽东天不亮就起床,早早赶到天安门。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凌晨1时就在这里等候他的检阅——10天前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文革起,红卫兵兴。
这是毛泽东自1949年进城以来,第一次穿上军服。当红光满面的毛泽东与第一缕阳光一同降临在天安门广场时,长安街沸腾如红色的海洋。此后,全国共有1300万“朝圣者”走过长安街,他们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一路费用全免。毛泽东先后8次登上天安门检阅这些狂热的崇拜者。
从此,天安门、太阳、毛泽东的图案,开始占据中国的第一面墙壁。1970年9月,由上海12岁的学生金果临作词,19岁的徒工金月苓作曲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发表。有了这首歌,强化天安门、太阳、毛泽东三位一体印象的视觉、听觉工作全部完成,以至于长安街一度被更名为“东方红大街”。
那时,每趟火车靠近北京时,广播里都会突然传来激动、颤抖的声音:“旅客同志们,列车的前方到站,是伟大首都北京,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能手握红宝书幸福地站在一块画有天安门的幕布前留影,已经是值得长久回忆的美好时刻。
然而,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长安街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追悼广场。“天安门上太阳升”由此成了人们心中永远的歌声。
政治动脉之外的政治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东南沿海开始的,而最早的标志性事件,则是从长安街开始。长安街上“一礼堂、一商店、一城楼”的先后开放,无疑是共和国改革开放最浓缩的诠释。
1979年,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1986年,天安门城楼开始允许非国家领导人级别的政府官员有组织地参观,两年后,普通老百姓也可以登上天安门城楼;1991年,长期只许外国人和极少数中国人进入的友谊商店对普通老百姓开放。
此后,长安街原有的坚硬的政治外壳逐渐变得现代、圆融。
1984年,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投资,在东长安街延长线建国门外大街兴建了国贸中心,成为当年最引人瞩目的引进外资项目。1990年,香港“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在北京饭店靠近天安门方向的西侧,投资修建了贵宾楼饭店;接下来,香港富豪李嘉诚在北京饭店东面、王府井与长安街交会处的黄金地段,投资建设了东方广场。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广场的兴建,让长安街上20余个部级单位、40余个市级单位、100余个区级单位、1800余户居民在半年之内被搬迁,开创了政府机构集体为商业项目让路的先河。
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中国改革开放加速。一年之后,一個名叫陈丽华的港商开始在毗邻天安门广场的黄金地段建设中国第一家高级私人会所——长安俱乐部,其服务对象正是先富裕起来的群体。
如今,这家入会费1.8万美元的俱乐部聚集了众多富商巨贾。然而,长安俱乐部的意义不在于吸纳了多少先富人群,而在于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人对私人财产和私人生活的包容和尊重。
这一时期,长安街建筑风格的演变,也折射出国人的观念变得愈加开放、包容、多元。建国初期,苏式建筑曾大行其道,改革开放后,一系列前卫时尚、富有现代气息的建筑相继在长安街两旁拔地而起,它们体现了国人对商业、环境以及历史看法的改变,把中国人对技术和发展的信念,同融入世界的追求结合起来,给城市带来了活力和欢乐。
如今,长安街依然是中国政治活动的舞台,依然有人民群众的盛大游行,依然是中国的政治动脉。1983年元旦,武警部队“国旗班”成立。3月1日凌晨,威武雄健的国旗班迈着整齐庄严的步伐,手托国旗从天安门门洞出发,越过金水桥,越过长安街,在国歌声中,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从这一时期起,庄严的升旗仪式,与雄伟的天安门一起,成为凝聚全民新的精神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