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
时间：2021-07-05 12:04: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 协商民主；结构分化；公民参与；政策理性
［摘 要］ 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协商民主理论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它能推进政治结构分化，提升政治主体能力；其次是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再造政治运行过程；再次是有利于提升公共政策理性，推动政治关系和谐。与之相应，协商民主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也存在至少三个漏洞：在结构上，可能被借用为政府扩张的动因；在过程上，可能被稀释为无果而终的对话；在政策上，异质为“强势集团”为自身争取政策利益的“白手套”。要发挥协商民主理论对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做到：盘活体制内的政治存量，提高政治主体协商职能，培育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协商“结构增长”；通过“赋理协商”和“赋权协商”，实现利益有效表达与利益综合的有效衔接；开放媒体和社会监督，建立健全协商制度程序。现实情况下，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浸润协商理念比单纯地追求协商实践形式更加重要。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2826（2009）04-0012-08
现代政治发展的前提是具有一定的民主载体和民主存量，民主政治的进步则是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政治发展不是简单的结构衍生和制度更替，也不是简单的模式选择和功能强化，而是指向于“民主法治”、“有序参与”和“有效治理”的全方位现代化变迁过程。通过比较不同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阿尔蒙德提出“政治发展就是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系统、过程和政策的变化。”［1］（P418）结构、功能、价值都是政治发展的有机变量，“结构与功能对应”、“功能与过程对接”、“过程与价值耦合”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弥补“竞争性民主”的缺陷，协商民主理论正式进入政治学视野，不论是从“雅典式直接民主”复兴的角度背书也好，还是就公共领域的形成以及公共意志的集合论证也罢，协商民主在20多年间似乎已经占据了对“竞争民主”的优势。在中国，当大多数知识分子亲近“自由民主”，并以之为民主政治发展方向时，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却步履维艰。协商民主似乎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自2001年来俞可平、陈家刚、林尚立、李君如、陈剩勇等陆续翻译、撰文引进和提倡协商民主理论。特别是2004年在浙江大学举办的“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地方民主的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央编译局2006年出版的“协商民主”译丛，更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协商民主”的高潮。尽管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中还面临不少困境，但是仍然能够契合中国现实，促进民主政治发展。
一、协商民主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1.协商民主推进政治结构分化，提升政治主体能力。
政治结构的分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1］（P81）这实际上表达了两种意思：一是出现新的政治角色，二是政治主体能力提升。新的结构必然承担新的功能，通过权力边界的划分确定新的政治关系，通过政治过程的再造增强政治系统的能力，这才能促进政治发展。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着眼于提升民主实现的程度，不但有利于承担或涉及协商职能的专门组织、公民团体出现，更有利于重构政治关系，强化政治主体能力。特别是在后发展国家，在直接选举进展缓慢、政府供给能力不足的条件下，国家的合法性就越与协商相联系。
协商民主主张公民平等参与，就公共事务理性交流、争辩、协商，最终形成符合公民意志的决策。“当每个人参加政治交流，组织利益集团，参加投票或交纳捐税时，他就从非政治角色转变为政治角色。”［2］（P6）在我国，协商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先发于竞争性选举的形成，产生了制度层面的“政治协商会议”机构。主要承担党派、界别组织间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协商功能的政协组织，虽然不具备直接决策的权力，但是作为一个稳定的决策前“协商”机构，还是在结构上长期存在并发挥功能的。在基层，协商作为一种民主形式促使政治交流不断增多，公民角色被拓展到选举以外。浙江温岭就引入了“民主恳谈会”这样的制度，成为决策之前一种民意集中机构。［3］类似的经验还有“一事一议制度”，把涉及村里的重大事情（主要是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先由村“两委”会集体讨论，确定议题或提出初步意见后，再交给村民代表进行“一事一议”，由村民代表讨论决定，这些措施都弥补了“村民自治=村民选举”的缺陷，村内协商独立成为新的民主结构，村民也从“选举动员”型身份扩展为“协商参与型”身份，并从偶然身份向常规身份转变，村民的公民角色常态化了。同时，越来越多的网民可以突破时空限制，通过网络表达民意，逐渐形成影响决策的“虚拟组织”，通过网络成为参加政治交流的“网络公民”，这些都形成了新的公民角色和结构。长远来看，政府对网络民意的重视，特别是网络民意结合政治权力转化为现实政策的成功案例，也必将鼓励网络公共领域和公民角色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总而言之，基层和网络推行协商与对话的实践，将抽象的“协商”转化为现实的“机构”、“组织”和“公民角色”，各种力量被整合进政治系统的同时，政治输入结构分化不断合法化。
2.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再造政治运行过程。
在阿尔蒙德看来，任何政治体系所发挥的功能都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考察，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2］（P16）协商民主一改原来“谋权”的政治过程，转向“谋事”、“谋公意”，促进政治过程的“三化”变革：一是伴随政治文化世俗化而来的公民参与扩大化，二是伴随政治结构分化而来的政治系统重心下移化，三是伴随政治社会化而来的政治交流双向化。
协商民主能够扩大公民参与。“无论是初期的民主政治，抑或是转型期的民主政治，还是成熟的民主政治，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公民参与”。［4］（P10-11）协商民主的特点就是通过公民参与，形成解决问题的决策，这个过程与政治文化世俗化的过程是共谋共生的。功能—结构主义视野中的政治发展是政治结构分化和文化世俗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协商民主本身就是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等组织间的交流协商，公民参与是一个必要条件，它促使公民参与合法化、现实化，扩大了公民通过自身改变环境的机会，“公民参与的经历促使他们具备了以后继续从事公民参与的良好心态”，［5］（P45）从逻辑上看，协商民主扩大公民参与，公民参与加快政治文化世俗化，反之亦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协商民主推动政治重心下移。当代中国建设人民民主的社会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从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民主也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状态，在社会的基础的条件下，民主政治就变成国家政治生活领域的独角戏了。二是从社会参与层面，离不开人民的广泛参与。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主建设被局限在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在少数情况下，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弥补社会参与的不足。［6］换言之，当代中国的政治重心还在政治体制以内。理论上统一在一起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在实践上经常处于分离状态”，［7］协商民主充当了衔接二者之间的桥梁，与自由主义理论关注政治产出（社会福利）不同，协商民主关注政治输入（公民参与），合法性被视为公共协商的结果。［8］协商民主“敢把皇帝拉下马”，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往寻常百姓家”，在纵向上将国家政治民主链条向下延伸，在横向上扩大了社会民主关涉的领域，加固和扩展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底座，促使政治系统从权力中心主义张目下视，重视来自社会基层的主张，提高了利益表达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