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要义
时间：2021-07-05 04:00: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我们历经艰辛探索，终于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目标型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要义。它既具备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属性，又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具有很强的现代适应性。未来我们要兼收并蓄、定力十足、上下协同、渐进平衡地推进政治建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走下去。
[关键词] 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 现代适应性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17）08-0045-06
国家间竞争从根本上讲是国家组织能力的竞争，政治道路的优劣又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组织能力的强弱。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竞争日趋激烈时代，政治道路问题是关乎民族存亡兴衰的根本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忘初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也是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在国家治理上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
（一）移植西方式政治道路的失败
鸦片战争后，西方用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的帝国开始了艰难的转型，中国的有识之士向西方寻求治国良方，西方式政治道路开始被中国模仿。这一模仿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戊戌变法。改良派主张学习英国、日本等国，实行君主立宪。核心主张是设立国会、制定宪法，以制约君主之权。第二阶段是清末预备立宪。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对中央官制等进行改革，并委任沈家本、伍廷芳等拟定政制改革草案。第三阶段是辛亥革命后民国临时政府期间，对资产阶级政制的尝试。孙中山提出了以五权分立为基础的政制思想和建国方案，并在政权立足未稳、国家尚未统一、内政外交极端艰难的情况下， 进行了紧张的政制创立活动，开启了中国政制现代化的新里程。1第四阶段是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时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在清末和民国初年政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由“六法全书”保障的政制体系，移植西方式政治建设进入顶峰。
中国在短时期内迅速从形式上建立起的西方式政制体系，终因外来制度水土不服无法落地等因素，归于失败。这表明，单纯地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不可能取得成功。
（二）模仿前苏联式政治道路的实践
中国革命是在前苏联革命直接、广泛、深入的影响下发生的。前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个实践者，它的成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苏维埃政权时开始的。1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旧法统体系，前苏联政治被运用到中国政治建设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政治建设“苏联化”了。
前苏联政制对新中国摧毁旧法统后尽快恢复建立政制起了积极作用，但它的消极影响也是巨大的。
（三）新时期博采众长、自主发展，政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道路。我国深刻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实践经验，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国家制度规范化、政治运行平稳化。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同时，我国还积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殊为不易。我们深刻认识到了民主政治及其建设、法治政治及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政治的模式并非只有一个，政治发展道路并非只有一条，政治建设并没有标准答案。经历曲折，我们终于理性自觉地选择了自主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容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最根本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要义，规定和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
（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最根本的保证
在典型的西方国家宪政制中，是先有国家、宪法和民主等宪制及其运作，后有政党的。可以说是民主制、宪制创造了政党，而非政党缔造了国家和宪制。在这种宪制下，政党合法性的根基是个人基本权利尤其是结社自由，而非对政权的缔造、巩固与建设。政党哪怕成为执政党、参政党，也不直接享有公共权力，而是通过议会或者政党推举出的当政者、参政者行使公共权力。政党的治理不直接包括国家治理。政党可以有政纲，但却无政权。政党可以进行必要的自律性管理，但却必须要严格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展开。宪法和政党法对政党行为有着严格的制约和限制。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选举型政党”，我们党作为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领导党，是一种“目标型政党”。与此对应，我们党的治理与西方式政党的治理也存在根本性差异。
在我国，是先有了中国共产党，后诞生了新中国，然后才有了宪法和民主等宪制及其运作。可以说是党缔造了新中国和宪制，而非民主、宪制创造了党。非西方、被侵略、贫穷落后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救亡图存、求发展是中华民族的首要使命。这一使命决定了党的合法性的根基首先不是个人权利，而是缔造、巩固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实现民族延續、国家复兴和人民幸福。从性质上讲，党不只是一种普通的社会组织，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唯一的、长期的领导党和执政党。从国家到政府到社会，作为领导党，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公共事务。党的治理既包括自身治理，也包括治国理政。作为执政党，党直接享有公共权力，通过党委（组） 等行使各种公共权力。国家治理是党的治理的重要内容。党既有政纲，也有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