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据分析中国高层政治
时间：2021-07-05 00:00: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高层政治既神秘，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题。
同样的问题对于李成来说，就显得不是那么不可捉摸。尽管他也承认，有不可预测的因素会影响到他研究的准确程度。
李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资深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中关系，以及中国政治和中产阶级。他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国会中国工作组顾问团队、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百人会”等机构的重要成员。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点球成金》是去年美国热映的一部电影，主要情节是皮特扮演的棒球队总经理利用计算机数据分析，对球队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让奥克兰一家不起眼的小球队能够与纽约扬基队比肩。
李成的研究方法和电影里的皮特很有些相似，都是建立庞大的数据库，然后分析其中规律，最终得出结论。只不过，李成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政治高层的人事变动——这常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没有规律的几个研究课题之一。
人物周刊：你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更替。你的研究工具是什么?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收集到足够有用的信息?
李成：早期都是凭借中国官方公开的资料，尤其是《人民日报》、新华社。我是从1987年开始建立资料库，积累的东西也在不断更替和升级，现在已有两万个中国精英的资料，包括党、政、军、地方、企业、教育，比如高校系主任以上的都会有。另外还有专题分类比如说海归、清华校友网，金融精英等等。但主要是高层党政干部，比如十三大以来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材料。
我有很多助手，我会投入很多精力训练助手。数据输入要花很长时间，如果做得不好，结果都是无效的。现在随着中国的开放，很多资料都是公开的。即使这样，十七大的371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会有一两个人资料不全，即便他们的级别都已经非常高了。
人物周刊：对于很多中国民众来说，高层政治还是显得很神秘。你通过对公开数据的整理能得出什么结论?
李成：有许多趋势是可以总结出来的，可以看出很多新的格局。在1987年，当时还是十三大，我就首先预测了中国技术官僚的崛起。之前的十二大是没有技术官僚的，三十来个省和直辖市的书记和省市长、近三十个正部长，只有一个人是技术官员，就是李鹏，当时他是电力部部长。就是一个人，才2%。5年以后就变成30％。
但是看副职数据就可以分析预测了，尤其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第一副部长，他们中较年轻的都很有可能晋升。1980年代，包括1990年代初，西方社会是否认中国有技术官僚的，但从这个角度分析，技术官僚将构成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层的主体。
当时干部的文化结构都是很低的。1978年，大学毕业生在政治局里面只有23％，在县级干部里面是2%，军队将领是4％。后来政治局就几乎是100％，其他也都是90％以上。当然你可以说有些学历不正规，但毕竟还是拿了学历的。这些情况通过大量数字是完全可以反映出来的。
另外，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地方和学校的渊源，比如清华的毕业生有多少。我在1991年博士论文中就用数据指明了“清华校友”的崛起。1990年，当时很少有人去清华做社会科学研究，我就去研究清华的关系网，所以精确知道他们这些人以后会上升很快。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校友网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网?
李成：也许不一定是最靠谱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网。黄埔军校是中国军官的摇篮，国共军队当中很多人都是黄埔军校的，你说能没有渊源吗?没办法，这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关系，太复杂了，要花太多精力，而且有时候复杂到你很难做出结论。但是中国1955年授衔，十大元帅有5个都是黄埔军校出去的，大将比例更高。同学关系太重要了，现在很多人去读EMBA，就是搞关系去了。
资料库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但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家庭背景，在资料库里是看不出来的，这个需要一些外界资料。这些资料当中很多也是错的，一方面是某人并不是高干子弟，却把他说成高干子弟，这种情况有很多；另一方面，很多人其实是高干子弟，但媒体从来没刊登报道过，而且这个比例很高。
人物周刊：美国一些利益集团或者一些大公司会不会从你这里定制一些研究报告，比如他们想知道中国的某一方面领导人在想什么，或者某些策略走向什么的。
李成：我以前做大学教授的时候有，但是到布鲁金斯工作后比较少，本身工作很忙，而且所有的成果都是公开的。我们不做秘密的东西，但我们会给美国领导人做简报。
简报没有什么，其实就是咨询，这是经常做的，我们也会给中国领导人做简报。我们所有的研究报告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的部分。
人物周刊：布鲁金斯学会是没有秘密报告的?
李成：是的。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如果损失你的独立性，价值就大打折扣。不仅我们中国中心没有，其他中心也没有。作为个人，有些研究人员也许会做一些，但这不能代表布鲁金斯。可以离开、请假，比如说你到政府部门去做顾问，就得马上离开布鲁金斯，如果你给竞选总统做选举顾问，不能用布鲁金斯的名义。
人物周刊：对于即将召开的十八大，你现在会做什么样的研究分析?
李成：现在只是大的一些比较和模块分析，但实际上，在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的构成等方面，我们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只能知道一些候选人，最终还是取决于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及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十八大召开之前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的最后一次讨论。
做了二十多年的观察，我当然知道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其强项和弱点在哪里。有很多办法今天是对的，但到明天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了。比如说退休年龄制度，这是合理的，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也能够保证公正，但问题是一些地方官员五十多岁就要退下来，这是正当年华的时候，如果继任者能做好还可以，如果做不好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最终也是要改变的，应该更多地通过选举的机制。
地方官员五十几岁就要下来，这就造成了59岁现象。关于选举，中国有很多人怕，有误解和畏惧心理。你可以做渐进的嘛，我完全同意渐进，完全同意党内民主。
人物周刊：你还是想通过公开的数据和学术框架来进行研究?
李成：对，不然要犯判断错误。首先你不要太听信谣言、传言，最后使自己难堪，很多传言最后证明是假的。比如某位领导人去世的谣言，很明显是假的：第一，有常委在海外出访；第二，去世要马上公布的。他的外甥还在外面吃饭，儿子还在作报告，我们看了相关信息，你就知道这是假的。
人物周刊：可现实情况是，中国政治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这会对你的研究造成什么样的干扰?
李成：我在写十七大预测分析文章的时候，已经有人告诉我关于接班人的内部信息，尽管当时觉得这个信息有一定的可信性，但我还是不愿意修改我的分析，因为我更注重研究的结果。
人物周刊：如果以一个美国智库专家的角度看，你觉得中国社会当下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李成：从历史角度来讲，中国是在崛起，但这个过程不会是直线的，有曲折变化。中国有很多强项，但也有很多弱项，包括政治制度的问题、人口结构问题、资源缺乏、环境污染等等，所以中国需要找到新的平衡点。
中国政府现在更多讲的是软实力，这很重要，中国的软实力也在上升，但是软实力的根本还是健康的公民社会，所以中国目前遇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而且占主导地位的是不主张民主的和改革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整个世界没一个地方没有问题。美国、日本、印度、欧盟都存在问题，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缺乏共识，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多元社会带来的，但这也让新政策的推进变得很艰难。
在一定程度上讲，某些危机不一定是坏事情，如果不是以很多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这样的危机我觉得可以使社会重新认识自身。每个国家的制度，不管有多大成绩，都有潜在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中国未来的辉煌最终必然要寻求政治上的突破。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