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教士、医生、外交家的在华历程
时间：2021-07-03 20:00: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踏足神州
1835年10月26日，广州港外，强劲西风卷起万顷碧波，一艘大船在碧波中，随西风而来。
船上，一位浓发、鹰鼻、身量英挺的美国青年，眺望着珠江口。他就是彼得·伯驾(Patar Perker)，一位美部会传教士。
伯驾1804年6月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一个穷困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个瘫痪病人，母亲人单力薄，家庭入不敷出，负债累累。但是，身为公理会信徒的父母对他关爱至深，让小彼得从小感受到基督的福泽。他十六岁那年，也成为公理会的成员。伯驾年轻时就天资聪颖，并萌生救世情怀。他对宗教的感悟和信念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因家庭环境窘困，使得伯驾的早期教育并不好。后来他的姐姐嫁给了一个有钱人，他的家庭状况才略有好转。他也才能于1827年进入阿默斯特(Amherst)学院学习，开始展现出青年伯驾不凡的学习能力。3年后，他从这问学院毕业，就设法转入耶鲁大学读书。在耶鲁，他参加了美部会，并坚决要求到那些“基督徒从来没有触及、人民从来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去传教。在美部会的帮助下，他免费进入耶鲁神学院深造，并免费学习医学。大概也是从这时开始，他注意研究中国问题。1834年，他学完了医学博士课程，得到了学位。随后，便准备前往中国传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将上帝福音的光芒引入地球另一半黑暗部分”，他甚至向美部会表示，他将永不回国。
人生理想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伯驾迅速、积极地为即将降任身上的使命做准备。这一年10月，他重返耶鲁大学，同时在该校的医学院和神学院修习研究生课程。1833年8月，他取得布道资格，1834年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34年5月他在费城被正式按立为传教士，他的传教事业万事俱备。
1834年的6月4日，伯驾乘上奥立芬主动为他提供的“马礼逊号”商船，并与奥立芬及其子女同船，从纽约出发，踏上传教征途。
伯驾急切开展自己的事业。先在一位教士裨治文帮助下，开始学习中文。但是，伯驾的身体状况不佳，影响了他事业的开展。水土不服，使他饱受上吐下泻的煎熬，久治不愈，身为医生的他无计可施。
正是这时，他遇到了德国新教传教士郭士立，一位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影响的人物。郭士立对美部会有很大影响。他劝伯驾离开中国，到新加坡去，一来治病，二来可对福建移民进行传教。伯驾于是决定换个环境试试。他在广州居住学习一个来月后，于1834年12月6日，离开广州到澳门乘船，经马六甲到达新加坡。他在那里加入了美部会传教站。
他到那里后，热情地投入传教生活中去。他参加公开的布道，同时在福建移民中找人教他福建话。他在那里开了问诊所，为当地人治病，很受欢迎。他开始了利用行医开展传教尝试，并尝到了甜头。行医传教理想的实现，使他很高兴。可是，这里的热带气候，他更不适应。这时，在广州的史蒂芬传教士和奥利芬传教士等人，也催他返回广州。他只好在1835年9月27日，回到广州。
二、悬壶济世的福音使者
伯驾在新加坡获得的行医传教成功经验，使他一回到广州，就立即筹办一间西医院。伍敦元答应他以每年500元的低价，将自己的丰泰行租给伯驾，一年后，连500元的租金也免收了。伯驾得到广东巨商伍敦元的捐助，在广州新豆栏街，十三行内购置了一块地皮，建立了一间专科性质的“眼科医局”，医局设在新豆栏街，故又称新豆栏医局。西方文明的薪火又一次洒落在华夏大地。
来华的西方新教传教士，也尝试把西方医学带进中国。第一个来华的西方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arrison)，于1820年与李文斯敦(Livngs tone)在澳门开设诊所。伯驾乘坐的来华轮船，就是以马礼逊命名。真正具有医院功能，成规模，并延续下来，当数伯驾的眼科医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间眼科医局被医学史定为中国境内第一问西医院。
来华新教传教士，带着宗教改革延续下来的革命精神，把目光投向广大的中下阶层，开展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与群众工作。伯驾行医就把中国下层民众作为主要服务对象。
伯驾选择开办眼科医院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眼病是中国人最普遍的病，而中医相对较少办法。所以开办眼科医院比开办一般医院更能吸引中国人注意。当时中国人之所以愿意到西方人办的医院去看病，不是由于相信西医高明，而是由于教会办的西医院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借慈善事业来扩大宗教的影响，对穷人不收医药费。医院还附有一些宗教设施与功能，有牧师、讲道员，设布道传单分发处、礼拜堂等。但到后来，因看病的人太多，医药费紧张，才开始收钱。
伯驾的诊所开诊后，开始并不顺利。由于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西方医术，一般市民都不敢前来求医。诊所开业的第一天，没来一个病人。但是，伯驾以宗教人士特有的热诚、献身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坚持行医，终于吸引了广州市民前来就医。第二天一个患青光眼的女人来看病，第三天来了五六个病人……
随着伯驾诊所治愈病人的数目增多，诊所的名声也增大，来求诊的病人也大增。
广州各界长期生活在相对国内其他地方更为开放的环境，较容易接受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讲究实用的广州人，一旦发现伯驾的西医医术还真有两下子，立即涌到伯驾的医局求医。
在广东的外国商人看到伯驾的成功，并由此融洽了西方人与中国人的关系，也非常关心伯驾的工作，他们不仅捐助(第一季度的费用为454.84美元，尽管为贫穷的患者提供食宿，全年的费用也不过1733.70美元)，而且还经常拜访医院，一些人甚至协助伯驾进行手术。其中比较有名的是W.Jardine，他辞去了在东印度公司轮船上担任外科医生的工作，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协助伯驾的工作中。
伯驾还得到了同行的援助(来自于住院医生，如考克斯(Cox)医生，以及泊港轮船上的医生)，尽管如此，他从一开始就感到有必要寻找一个稳定的助手。他最初的助手是一名出生在马六甲，毕业于英华大学的中国人，但此人不久就去了新加坡。伯驾接着雇用的一名欧洲人不久也回家了。后来他只能同没有受过培训的中国助手一起工作。
医院最初的成功，促使伯驾和其他在广州的西方医生决定成立一个医学协会。1838年2月，中华医药传教会成立。伯驾当选为副会长。会长是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哥利支(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成立宣言中宣示：“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推倒偏见和长期以来所存在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