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与“中国学派”成长的困惑
时间：2021-07-03 12:00: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
当前国际关系正在面临深刻变化,许多新的问题、挑战及其解释范式正在不断出现。如何确定这些问题和挑战所蕴含着的变革意义,通过何种路径可以来认知并把握这其中的变革,建立什么样的指导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变革面前把握先机,掌握主导权,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2009年6月11-12日组织召开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新问题、新理论与新方法”全国学术研讨会,对上述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讨论,这里择其四篇加以刊登。
许多变化只有把它放在一个长远的历史进程背景中,才能认清其是否具有本质性的意义,因此历史社会学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考察路径和方法。至于当前正在经历的变化是否具有范式性意义,则见仁见智。超国家治理的提法也纯属一家之见。而任何关于变革的讨论最后都必然落到我们自己的战略选择上。
编者谨识
摘要一个理论范式的形成需要经过多年的知识积累,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形成了四种范式,这意味着突破旧范式、创立新范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并且新理论和新学派的发展也日益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正在努力“去西方化”,寻找中国问题,唤醒中国意识,构建“中国学派”的呼声一直很高。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历史学派”和“问题学派”两种路径,不过,他们都陷入了各自的困惑。与西方 相比,中国古典国际思想是相对贫乏的,“历史学派”从中国传统知识中汲取智慧的做法有一定的局限性。“问题学派”的困惑在于如何形成对特定问题的抽象化的理论解释,即对理论假设的推理和证明过程。
关键词 范式 中国学派 理论自主性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5-0009-16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突然发生了知识“大爆炸”,大量知识、观念的“碎片”相互撞击,融合成为比较系统的学说,称之为理论学派。大小学派之多,令人眼花缭乱,影响范围之广,几乎囊括世界各国。近年来,虽然西方国际关系知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但是知识增长方式切合波普尔的渐进积累模式,即单纯的数量增长,而不是托马斯•库恩的激进革命模式,没有出现理论突变(质的飞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演进已经停滞了,现在很难在范式上取得重大突破。而理论创新的进展也明显减慢,在最近的十年里,没有出现过有影响力的理论或学派,出现了普遍的理论创新疲惫。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正在降低,特别是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西学东渐”已近极限。
十多年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一方面奠定了这门学问的理论基础,构建了学科框架。另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没有摆脱对西方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依附困境,未能打破西方学术的话语霸权,尤其未能对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做出系统的、规范的理论解释。中国崛起呼唤着理论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出现脱离“美国中心”、“西方中心”、回归自我的趋势,“中国意识”和“中国学派意识”日渐浓厚。创建“中国学派”之目的,从理论目标来说,在于强调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原创性和自主性,以便从真正意义上把“我们的”和“西方的”区别开来;从学术功能来说,在于为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服务。然而,构建“中国学派”绝非轻而易举,我们需要面对多种多样的复杂难题。
一、西方国际关系范式的终结与理论创新的疲惫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范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被用于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指国际政治范式。范式用来说明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如国际体系中行为体的数量和类型等,根据行为体的类型及其变化,可以把国际政治划分为国家中心范式和非国家中心范式。所谓范式转型就是“强调从由国家构成的范式向由多种行为体构成的范式转变。”[1]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从国家治理向超国家治理演变,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共治成为一种国际政治的新范式。这里使用的范式概念实际上相当于“历史类型”。
第二种情况是指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研究17世纪力学起源时,发现读不懂亚里士多德,必须要换另一套思路才能真正理解古代物理学,所以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库恩用“范式”表示,当一个科学理论取得了巨大成功,吸引了大量的人在此框架下继续研时究,该理论就成为科学的“典范”。库恩认为,范式是学术共同体承认的,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范式。库恩没有对范式给予精确定义,玛斯特曼(M.Masterman)总结了范式的21种用法。[2] 劳丹把库恩的“范式”概念细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本体论,范式提供了说明现象的概念框架;其次是方法论,每个范式都包括各自的研究规则,也包括一些价值判断;最后是价值观,每个范式都规定了科学的目标。[3]
库恩反对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的证伪主义和关于科学知识增长的渐进主义学说,主张科学革命论。库恩说,“意料之外的新发现,日积月累,积少成多,这已证明不是科学发展的规律,即便有之,也是微乎其微的例外。”[4] 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就是“范式的转移”,表现为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彻底颠覆与全面否定。当一些学者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理论难以解释的例外(反常)时,就会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于是新范式就出现了。一个新范式的确立需要由大多数科学家的“选票”来决定。
范式不等于学派,而学派可以成长为范式,从学派到范式是一种理论进化现象,标志着从学派纷争走向了学术一统,即“万流归宗”,如进化论取代了神创说。但是,在社会科学中,这个过程并不是绝对的。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因为社会科学追求解释的逼真性,而不是真理性。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非常特殊的人的行为,社会科学难以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即一种理论范式完全取代另一种理论范式。在国际关系学中,多个学派、多种范式百家争鸣,一个范式难以颠覆另一个范式,一个学派在论战中难以全面胜出,这样就出现了多种范式并存的局面。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形成了三种传统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相互依存与世界社会)和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结构主义和全球主义)。“这就是国际关系的‘永恒’模式——即使在经典著作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样三种思想形式。” [5] 现实主义范式,通常被追溯到修昔底德;自由主义范式,从亚当•斯密开始,学脉延续了200多年;相对来说,马克思主义范式稍微晚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三个范式定型于20世纪70年代。
肯尼思•W.汤普森精心挑选了16位“国际思想之父”,从柏拉图到卡尔•马克思,他们分别生活在公元前427年至公元1883年期间的历史年代里,实际上正是这1310年间的伟大国际思想家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奠定了三大范式。在这些范式出现以后,后来的理论家长期未能取得范式上的突破。1998年,斯蒂芬•沃尔特提出:“我们最好将国际问题研究理解成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三种传统之间延续的竞争。现实主义强调国家间冲突的持久倾向;自由主义寻找减轻这些冲突倾向的若干方法;激进主义则描述国家关系的整体系统如何可以被改变。”[6] 根据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说法,“任何未来的观念只能来自对以往某种观念的认知,否则的话,没有语言能表达它们。”[7] 如果说过去的国际思想观念已经被三大范式所围困,直到冷战终结前西方也未能取得范式的突破,那么未来的国际思想家如何才能逃脱传统范式的“捕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