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美苏宗教外交
时间：2021-07-02 08:01: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冷战时期，为取得“人心之争”的胜利，美苏两国政府都打出“宗教牌”，积极利用各种宗教组织开展对外宗教交流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两国在指导思想上都将宗教视为一种外交工具，目的是为本国外交提供“合法性”，而开展的领域主要在舆论宣传领域。美苏宗教外交的经验表明：宗教是一种重要的外交资源，利用宗教来构建一国的信仰版图十分重要，开展“宗教外交”是增强一国“软实力”的可行手段。
虽然自埃蒙德·古里恩创造“公共外交”概念以来学界对何为公共外交未有统一的认知，但不少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或由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及公众开展的、针对外国非政府组织及公众的、旨在促进本国国家利益或提升国家形象的外交活动。在开展公共外交活动过程中，一些国家的政府常授权、委托或默认国内各种宗教组织、宗教领导人、宗教信众开展针对另一国内宗教组织、宗教领导人、宗教信众的交流活动。这种在宗教领域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可称之为宗教外交。利用宗教开展公共外交的活动自古有之，在冷战时期亦是如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积极利用本国的宗教资源来开展对外宗教交流活动，以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
冷战时期美苏的宗教外交
鉴于信奉无神论的冷战对手苏联利用莫斯科牧首区在东正教世界的影响力来实现苏联外交目标的行为，杜鲁门政府决定把上帝打造成为反对苏联的“第一道防线”，联合世界上所有信仰宗教的力量，建立一条国际反共“宗教阵线”。杜鲁门曾向其妻子贝斯·杜鲁门透露：美国正在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路德宗主教、希腊东正教会牧首以及罗马教皇谈论建立国际反共“宗教阵线”事宜，他还准备派其助手迈伦·泰勒去拜访最有名望的佛教人士以及西藏的大喇嘛。为建立国际反共“宗教阵线”，杜鲁门政府出台了一份名为“美国信息交流项目中的道德和宗教因素”的报告，要求美国在优先联合“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基础上，与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孔教和神道教“求同存异”，以“反对共产主义”。为此，美国利用国内外宗教组织为铁幕背后的教会提供包括《圣经》在内的非政治性宗教文献，鼓励西方牧师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的代表到铁幕之后与东正教会领导人进行交流，创办教会无线电广播节目以把东正教会的服务和音乐传递给铁幕背后的东正教徒，利用美国之音重点攻击苏联政府对宗教的敌视以及俄罗斯人民所遭受的宗教迫害，在东欧国家的社会组织中宣扬宗教自由的价值。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针对缅甸、泰国、老挝等小乘佛教国家制定了“宗教行动计划纲要”，利用宗教组织、宗教领袖、普通信徒对之开展宗教交流活动，此后又将“计划纲要”扩展至佛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印度教国家。在开展宗教交流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常利用基督教教会、天主教教会、犹太教教会、穆斯林团体等来实施。
鉴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做出的贡献，斯大林决定改变之前的宗教迫害政策，实施宗教宽容政策，并积极利用宗教服务于苏联的内政外交。在苏联政府的授意下，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战后加强了与“敌对”的英国、法国、美国等国教会的交流，试图削减西方民众特别是宗教徒对苏联的敌意；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俄罗斯东正教会加强了与当地东正教会的联系，使之接受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以增强苏联在当地的合法性；在中东地区，俄罗斯东正教会访问了中东地区除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以外的几大东正教牧首区，目的是提升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赫鲁晓夫时期，虽然赫鲁晓夫发动了反宗教运动，但其仍未遗忘利用基督教和平会议、穆斯林团体等开展保卫世界和平、裁军、对外解释苏联宗教现状的活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府除了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以世界教会联合会为平台对西方国家民众开展反对美国的斗争外，还利用国内穆斯林团体开展对穆斯林国家、利用国内佛教徒开展对亚洲佛教国家的出访、朝圣等交流活动。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府在“新思维”的指导下，也积极利用国内宗教组织开展与罗马天主教会、国外宗教组织领导人、宗教团体等的“请进来走出去”活动。
宗教作为一种外交工具主要用于宣传领域
美苏两国虽社会制度迥异，但在冷战时期都不约而“同”地拾起了宗教这种“遗失的治国术”以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其呈现以下特点。
两国在指导思想上将宗教视为一种外交工具。美国虽然常强调政教分离，并指责苏联把俄罗斯东正教会变成其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但美国政府自身也常将与政治相“分离”的宗教纳入到美国的外交体系中，将其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来对待。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的一封密级备忘录就指出，“宗教作为一种同共产主义斗争的工具的潜力是极其惊人的。我们寻求利用宗教作为一种冷战武器的总体目标是促进世界宗教兴旺，因为共产主义在一个宗教兴盛的世界里是无法存在的。”杜鲁门政府在实施遏制战略时也借助宗教来确定遏制的范围——即哪些国家将参与遏制（相信上帝与道德准则的国家），哪些国家将被遏制（不信仰上帝的国家）。
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作为对外扩张的一种工具一直是俄国对外政策的历史传统。虽然在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实施了“政教分离”政策，但在占领波罗的海、割占东波兰以及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后，苏联政府重拾“宗教武器”，利用莫斯科牧首区“同化”并统一上述地区的东正教会，以为苏联对上述地区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源泉。二战结束后，苏联又派遣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频繁出访中东欧、中东与英法美，将不少脱离莫斯科牧首区的东正教区重新纳入莫斯科牧首区的宗教管辖范围之内。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宗教政策都带有明显的“工具性”色彩。针对苏联的宗教政策，安娜·迪金森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宗教政策的实质：“在苏联的领导层眼中，莫斯科牧首区主要被视为一种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
两国开展宗教外交的目的是为本国外交提供“合法性”。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合法性不但是一国政府的重要特征之一，还是各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最为有效的资产。因此，利用宗教来增强自身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成为各种国际行为体的惯用策略。美国学者乔纳森·福克斯直接指出了宗教的巨大外交功能，即宗教“能使外交政策合法化”。在利用宗教增添自身政策的合法性方面，美国政府可以说是深谙此道。例如，美国常把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政策描绘为反对“邪恶的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东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