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美战略思想的转变
时间：2021-07-02 08:00: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20世纪60年代末，为维护国家安全，摆脱美苏两面夹击的战略被动局面，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中国需要重新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重建对外决策机制入手，积极抵制和批判极“左”思潮，消除外交领域的不正常状态。他们审时度势，摒弃僵化的对外战略思维，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打破常规，抓住战略机遇，以缓和中美关系为突破口，最终为中国打开了通向世界舞台的大门。
[关键词]毛泽东；中美关系；对外战略；转变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对外战略由“一边倒”调整为“两面开弓”，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美）、反修（苏）”的国际统一战线，提出推进“世界革命”。至20世纪60年代末，为摆脱美苏两面夹击的战略被动，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着新的选择。
一、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的挑战
（一）“两面开弓”战略及其困境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一直视中国为最危险的敌人，对华实行孤立和遏制政策是美国历届政府的首选。中苏关系破裂后，肯尼迪政府认为，与苏联缓和关系不仅重要而且可行，而中国是“两个主要共产主义国家中最危险的一个”①。中国比苏联更“好战”，因而也更具危险性。
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两国关系就开始逐渐出现摩擦。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联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此时，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中国逐渐开始实行新的对苏政策。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公报的形式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这标志着“两面开弓”战略的形成。
从客观上讲，“两面开弓”战略是中国面对美苏两霸军事威胁而被迫采取的应对措施，它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从主观上讲，“两面开弓”战略反映了中国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对国际战略形势的错误判断。
（二）极“左”思潮的干扰与破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極“左”思潮祸及外交领域，干扰和破坏中国的对外政策，对中国外交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冲击。
1、推进“世界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以革命代替外交
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②思想的指导下，“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推进“世界革命”，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指导原则。这样，中国开始以“世界革命中心”自诩，四面出击，多方树敌，“自己孤立自己”③，致使中国外交环境不断恶化。
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一些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到处散发毛泽东语录和像章，赠送“红宝书”，宣传“文化大革命”。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致使中国对外关系陷入被动，引起驻在国的不满，从而引发一系列外交纠纷。
2、干扰外事工作，制造涉外事件，破坏对外关系
首先，召回大使，进行“革命化”。1966年9月9日，毛泽东在批示中称，驻外机关要“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④按照“九九指示”的要求，从1966年9月起，中国驻外大使（除驻埃及大使黄华外）先后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进行所谓的“革命化”教育，致使中国驻外使馆的正常工作陷入停顿。
其次，冲击外交部领导机构，造反夺权。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随后，这股夺权狂潮很快波及外交系统。8月16日，造反派冲击封闭了外交部党委，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这表明，外交大权已经“旁落”，中国外交陷入了失控状态。
最后，鼓动群众运动，“三砸一烧”。1967年1月，60多名留欧学生到列宁墓敬献花圈，其间与苏联警察发生严重冲突，酿成了“红场事件”。此后，极“左”分子煽动一些群众对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三国驻华使馆进行报复性袭击，砸毁了一些使馆设施。1967年8月，造反派又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这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充分反映出了中国外交的混乱和反常状况。
二、纠“左”与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机制的建立
极“左”思潮的干扰与破坏打乱了外交决策机制。对此，毛泽东深有感触地对陈毅等人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⑤为扭转中国外交失控的局面，恢复外交系统的秩序，必须重建对外决策机制。
（一）批判和抵制极“左”思潮，消除外交领域的不正常状态，维护外交工作秩序
外交领域的极“左”现象和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从1967年3月到1971年3月，他对外事宣传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评，反对将中国革命经验绝对化。1968年3月，毛泽东在一个拟在援外物质上喷刷毛泽东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5月，他又批评了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⑥可以说，毛泽东的这些对外宣传批示，遏制了对外宣传和外交工作中的极“左”做法，“成为党对外交工作进行调整和整顿的思想先导。”⑦
（二）制止极“左”分子插手外事，维护中央外交大权，建立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机制
1967年8月25日，周恩来委托杨成武将王力的讲话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次日，毛泽东指示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同时，毛泽东还对王力的讲话进行了批示，将其认定为是“大、大、大毒草”⑧。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三人相继被隔离审查。随后，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干预下，中国外交的失控和混乱局面基本上得到了控制，这标志着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机制的建立。应该说，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机制的建立，有效地阻止了极“左”势力向外交系统的渗透，为尽快肃清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一决策机制的建立，也为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缓和提供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