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好领导干部治懒治庸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时间：2021-06-28 16:01:5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加大治懒治庸力度，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的问题，健全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党的十八大也明确提出了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作为新加坡长期执政的政党，是世界上公认的勤政高效、奖罚分明的政党，在治懒治庸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通过学习借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思想教育、用人导向、考核制度、群众监督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可以有效解决我国领导干部中存在的“懒”“庸”现象，保证我国在干部队伍中治懒治庸工程取得良好的成效。
[关键词]新加坡；干部；治懒治庸；监督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3-0037-04
党的十八大针对我国现阶段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尤其是针对领导干部存在的懒庸现象，报告更是从多方面提出了整治办法，对消除领导干部懒庸现象，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一、治懒治庸工程的提出
“懒”和“庸”，在我国人民群众的习惯性用语中常表示“倦怠懒散”和“平常不高明”，通常带有中性和贬义色彩。而所谓党员领导干部中所存在的“懒”、“庸”现象，则是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这说明了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懒”“庸”现象的不认可和不满。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懒”，主要表现为精神懈怠、萎靡不振，工作激情不足；行动怠慢、做事懒散，工作效率低下；怕苦怕累、邀功推诿，工作执行力差。“庸”，主要表现在平庸无为，明哲保身，工作缺乏创新；少干不干、怕担责任，工作缺少激情；按部就班、平稳办事，工作没有魄力。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具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等许多优良传统，其自身有着极强的先进性。党员领导干部是我国各项事业开展的重要力量，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模范带头作用。党员领导干部中“懒”“庸”现象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党在群众心中的良好形象，同时也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信任与支持，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
针对这些年来领导干部中出现的“懒”、“庸”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来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加大治懒治庸力度，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问题，健全干部退出机制，着力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问题”。这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时代要求，也是新时期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200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等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12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从严管理干部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了从严管理干部，明确提出了对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不胜任和不称职的干部要及时处理。这些规定条例都有力地体现了我党抓好领导干部“治懒治庸”工程的决心，解决党员干部制度层面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
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治懒治庸”经验初探
1978年，李光耀对访问新加坡的邓小平说：“新加坡华人大多数是中国广东、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因此，没什么事情是新加坡能够做到而中国做不到，或者没法子做得更好！”而邓小平也在1992年视察南方深圳地区时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的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从一定意义上说，今天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干部队伍的建设上，其效率之高、活力之强，比中国先走了一大步，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一）贤能执政，德才兼备——从源头上保证了懒庸现象不会出现
所谓贤能执政，是指依靠贤能之士执掌政权。在这里，贤主要指品德方面的贤良，能主要就是有很强的能力。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十分倡导“君子执政”、“能人执政”，并反复强调“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在人民行动党看来，“各国人民都需要有好的政府”，“虽然民主和人权都是可贵的意念，但我们应该明白，真正的目标是好政府”。[2]这与儒家“为政在人”的观念一脉相承。人民行动党通过选拔贤才能人担任领导职务而保持领导力，通过退位让贤的方式而具有更新力，这些就保证了在领导工作岗位上的人都是贤能之才，他们的思想里一般不会存在懒庸意识。即使存在少量的懒庸意识，他们也能够很好地进行自制和克服。这就在源头上大大减少了领导干部中出现懒庸现象的可能性。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所谓的“好政府”是怎样的政府呢？李光耀认为好政府是由人民的价值观来决定的。与西方国家不同，东方和东南亚人民对于政府的要求不在于“小政府”，而在于“好政府”：有效率、有效绩、负责任的行政官员能够秉公执法，为人民提供良好和安全的机会，以达到改善生活水平的目的。关于“好政府”的具体标准，李光耀认为：“政府能有绩效、有效率、诚实地维护一个有秩序、稳定的社会，在这里人民妥善受到保护，获得进步的机会，过着美好的生活，且有能力让下一代子孙更好。”李光耀还认为“好政府”的关键是“好人政府”，即好的领导人是好的政府的关键，有好的领导才会有好的政府。因此，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十分注重领导干部的选拔。李光耀强调：“公共服务，不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公务员，都必须由最好的人来担任。他们必须具有最好的素质，也就是廉洁的作风，献身的精神，领导国家的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办事的能力。”[3]“任何社会都有一个最高阶层，其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5%，他们德才兼备。正是有了他们，我国才有效地利用了有效的资源，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出类拔萃的地方。”这一“最高阶层”，指的就是新加坡各项事业的领导精英。他们有道德、有能力、有责任心、有奉献心，符合李光耀的“要建立好政府，非有优秀人才不可，不论政治体制有多好，差劲的领袖仍会给人民带来伤害”的思想。[4]为了发掘这些政治精英，人民行动党采取了多种严格的选拔方法，归纳起来为主动“猎”人、经验识人、科学选人。这三种方式从不同层面对有可能成为领导干部的人才进行考察，通过层层考核，最后选拔出来政治精英。如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新加坡原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陈德水，都是这样走上领导岗位的。通过严格的选拔，新加坡建立了一套能够源源不断地发掘、网罗德才兼备之士的干部选拔制度，选拔出来的政治精英德才兼备，有能力、有责任心、有担当、有奉献精神，这些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能力素质保证了在工作中不会出现懒庸现象。因此，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德才兼备领导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就从源头上减少了懒庸现象发生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