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塑造：讲外国人听得懂的话
时间：2021-06-28 12:03: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中美“话语对接”需要建基于实证调查基础上的对双方民众态度的了解。中美以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差异，是促使美国民众对华发展表现出不同意见的根源所在。重视中美文化中的价值相似部分，打造话语沟通平台，注重传媒平台中多元、多样化中国形象的呈现，走“建设性参与”的公共外交之路，将是提升中国形象的长远之路。
关键词公共外交 话语权 实证调查 中国形象
争夺国际话语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
近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引发热议。各类关于如何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加强国际话语权的会议此起彼伏。但是，实事求是来看，空话、大话比较多，而且多半是想当然，从自己的立场与角度想问题，不管对方是不是喜欢听，是不是听得懂。想要国际话语权，就要去了解说话的对象。只有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赢得话语权。
争夺国际话语权，我们面对的是世界公众，而不是中国百姓，不能把世界看成跟中国一样。因此，谈论话语权，首先要有务实的态度，要重视实地调查，要重视对说话对象进行深入的了解。世界是多元的、多样的，别人说话跟中国人很不同，思想、习惯、信仰等也很不同。我们常常喜欢说“和谐世界”、“天下大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等等，但这只是中国的看法，不能假设世界都同意。笔者在杜克大学教了多年的中国传媒与大众文化研究生课，课堂上常请学生来评论、分析中国的话语表述。美国学生对“harmony（和谐）”一词的理解，一般认为这是个音乐名词，用在政治上却有点看不懂。因为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多少有那么些艺术味儿，但准确内涵很不清楚。他们习惯的是法律用语“公正”、“平等、“法治”等。①由此可见中美文化以及思维习惯的差异。
那么面对这种“鸡同鸭讲”式话语体系不对接的局面，到底应该如何做？恐怕胡适先生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我们会有启发。如果多掌握和呈现中美双方、特别是双方民众对对方的实际看法和意见，寻找出现这些意见的根源，将会大大助益“话语对接”。因为在“事实”的桌面上，各方就某一问题点的讨论才能展开。因此，从这个意义讲，实证调查研究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了解国际民意，就会出现面对世界，只用中式思维、说中式外语，语法正确，但听众不甚了了的状况，因为双方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习惯、表达方式无法对接。正如一位驻中国多年的美籍华裔记者最近对“中国封闭的思维”的评论一样，在他看来，尽管现在中国人出国的越来越多，却也越来越自以为是，认为中国把美国早就琢磨透了，但实际上却非常缺乏对美国的深入了解。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了解中国。这位资深记者认为，中国人受到“阴谋论”影响太深，倾向于认为美国人都被妖魔化中国的美国媒体洗脑了。②但实际上在美国，政界、媒体舆论界以及民间都存在着针对中国各式各样不同的看法。
这一状况已为一些学术和行政研究所证实，在一项由美国百人会主导的调查中发现（C-100,2007）③，精英和大众针对中美之间的关系态度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对于美国来说，精英群体低估了一般公众对中的友好态度，而在中国，精英群体则是高估了一般公众对美的友好态度。与此同时，美国一般公众对中态度则表现出矛盾性，一方面关心中国的所谓“人权状况”，另一方面又希冀在贸易等方面与中国有更多的合作。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国际政策态度项目组（PIPA,2008）④调查也发现，美国精英群体对中国的关注点已从对中国政府的关注大规模地转向对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玩家”角色的关注。美国“全球事务芝加哥国会”研究（CCGA,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⑤调查也发现，尽管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但是他们对中国的软实力心存保留态度，在这一点上他们并不把中国作为他们的对手，而只是把警戒的视线停留在中国的经济和潜在的军事实力上。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视点给出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是从美国人的观察视角和立场框架来进行的问卷调查，所获得的答案解读也必然带有美国人的立场和烙印。因此，在诸如此类的“事实性”实证资料面前，中国无论解读框架或是解读结果，都会显得“被动”和“虚弱”。
这一点，从一些学者对有华人学者谢韬参与的对CCGA调查资料解读书籍的评论中可见一斑。在名为《与龙共存：美国公众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⑥的专著中，谢韬和本杰明·佩奇通过对从2006年～2008年CCGA的调查资料分析发现：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持相对“平和”的态度，公众意见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只是会被一些主要事件和新闻信息所影响。尽管大部分美国人并不乐于看到中国经济成长为与美国经济一样的实体，但是他们已经准备好迎接这种状态。同时，他们相信美国将通过与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结盟来“平衡”中国力量的崛起。本杰明·佩奇和谢韬通过把人口学变量作为自变量，发现美国公众对中国实际上了解很多，尽管不同个体（例如不同政党的个体）对中国的态度差异很小，但是他们还是发现美国精英比一般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更“鹰派”。这些发现都构成对关于“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的不同解读。但是，这种借用他人实证研究资料而做的解读，容易从解读框架到研究结果、分析方法等多方面遭到质疑，如彼得·怀斯·格莱斯（Peter Hays Gries）认为，佩奇和谢韬对数据的使用并不能支持他们的预设，对于他们要测量的东西来说，这些数据并不充分。⑦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一个从研究立场开始到调查直至结果分析的完整研究设计的重要性。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从2009年10月到2010年10月就尝试进行了这样一项完整的研究，通过对美国百人会（Committee-100）、皮尤（PEW）、马里兰大学的国际政策态度项目组（PIPA）、盖洛普（Gallop）、美国新闻网（CNN）以及英国广播电视台（BBC）等机构相继开展过的关于“美国人对华态度”的相关调查资料分析，基于中国自身的立场，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专家协同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专家多轮问卷设计讨论之后，最终确定问卷模板，并委托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实施了具体调查。整个研究设计及调查实施既保证了研究视角的主体性、国际性，同时也保证了调查样本及数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通过对所回收的810份有效问卷的分析解读，首次获得了由中国学术机构独立主导执行的“美国民众眼中的中国”调查数据。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些数据结果的呈现与分析，对当前“国际话语权”的讨论有所助益，也希望通过这种实证结果发布的行动“抛砖引玉”，唤起更多从“实证研究”角度出发的、以其为话语讨论平台的“话语”形塑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