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阈下的东北土地改革舆论动员
时间：2021-06-28 00:02: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改变了农民的阶级地位，完成了农村地区新的政权的建立，同时为东北解放战争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强大的人力保障，成为战争胜利的重要基础。基于传播学的视角，可以发现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的颁布到1948年末东北全境解放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农民所进行的舆论动员工作途径包括：通过启蒙阶级意识实现农民政治身份符号的构建，通过诉苦斗争谋求翻身的形式达到情感上的动员，通过吸纳积极分子入党并成立基层党组织的方式完成组织上的高度整合等。
【关键词】传播学；东北地区；土地改革；舆论动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地区从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中脱离。东北地区的农民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双重压迫，对于翻身做主人、民主自由的渴望甚为强烈。尽管随着抗战的胜利，日伪统治下的各级政权已瓦解，但东北农村地区残余的汉奸联合地主乡绅，兼并、垄断土地，依然把持着乡村政权，继续对东北农民进行残酷剥削。作为农民群众诉求总根源的土地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争取和发动群众的关键，满足农民群众对于土地的需要是一切斗争的前提。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的颁布到1948年末东北全境解放期间，东北土地改革中的文件、史料、新闻报道、文艺作品为研究对象，从群体传播、仪式模式、交换理论等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东北土改中的符号建构、情感动员和人员整合的过程与机制，探讨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土改中的舆论动员。
一、群体传播视阈下农民政治身份的符号建构
群体是“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1]。在传统的东北农村地区，人们大部分以亲缘性或地缘性进行群体划分，同时在乡村自治的传统下，农民群体几乎不参与政治生活。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来发动群众，第一步就是要对农民群体进行思想观念上的启蒙，使其摒除旧有的群体划分标准，明确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观念，建立阶级意识为新的群体意识，建构一种新的、具有政治属性的身份符号。
（一）阶级意识的启蒙
东北地区的农民群体文化程度不高，宿命思想根深蒂固，中国共产党对其进行思想启蒙需要讲方法。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曾提到，群众运动强调通过领袖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来推进党的各项工作。从群体传播的视角来看，这种互动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阶级意识的启蒙过程。经历过长达14年殖民统治的东北地区同其他解放区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些汉奸恶霸同时也是当地的地主豪绅，这些封建势力随着政治情势的不同而在身份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对东北农民的剥削压迫却长久不变。中国共产党向东北农民启蒙阶级对立意识，激活了农民对汉奸恶霸、地主豪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复仇心理。反奸剿匪、清算日伪土地作为东北土地改革的第一阶段，也是启发东北农民由民族觉悟到阶级觉悟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在于下乡开展土地改革的干部，在全村范围登记户口，调查实际情况，在确保没有地主参与的情况下，选取农民集中的地方开展集体教育。用方言同农民“唠嗑”、说心里话，从农民身边最熟悉的例子着手，打破农民“野草靠树不着霜”的固有思想。用通俗的语言来“挖穷根”，对农民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同时在介绍民主政府为人民做事时，将伪满时期“做尽坏事”的地主、汉奸、恶霸王大楼“被从前政府用好几十个警察保护”作为反面例子[2]，结合东北目前的政治形势进行“两面提示”，成功地发动了群众，达到了有效的舆论动员。当被剥削的个体找到群体归属感，并将个人的痛苦集中为群体的痛苦时，阶级意识通过群体间的互动与传播形成共鸣，阶级意识代替地缘、血缘的联系而成为新的群体意识。
（二）身份符号的建构
随着阶级对立的思想成为新的群体意识后，原有的群体成员按照阶级成分被重新划分为两个新的群体——被剥削压迫的农民和进行剥削压迫的汉奸恶霸、地主豪绅。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二元对立的身份符号，取代了儒家文化传统下“士农工商”四元并存的身份等级排序。基于民族主义情绪与复仇心理的影响，东北地区的农民阶级同汉奸恶霸、地主豪绅等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清晰形成并逐渐发挥作用。
宁安县在开展土地改革研究时提出了对地主阶级应有的认识，强调“‘经营’地主就是政治上的统治者，是一切法西斯势力的社会基础”[3]，并以封建性、官僚性的身份符号定义地主阶级，试图让农民在阶级对立意识的影响下，感知自身被剥削、被压迫的身份符号的意义，自觉和地主阶级割裂开来。“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4]在东北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的身份符号被重新建构的过程是双向的，不仅包括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阶级的动员和团结，更包括作为土地改革的受益者的农民群体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农民群体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当他们逐渐产生了对拥有话语权的渴望和参与政治生活的诉求，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也由此开始。
二、仪式模式视阈下诉苦与斗争中的情感动员
“传播和分享、参与、关联、情谊以及拥有共同的信念有关”“仪式传播模式以共同的理解与情感为基础，在情感及行动的统一动员上担任某种角色”[5]。除思想意识上的初步启蒙、身份符号上的重新建构外，中国共产党还试图从集体行动上继续强化阶级对立的观念，进行更为深入的动员。在东北土地改革运动中，“诉苦—斗争”这一系列过程可视为一种仪式传播模式下的情感动员行为。
（一）诉苦
“表现为歌舞的审美或仪式惯例，是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来源”[6]。1946年4月，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上演，获得空前反响。中国共产党特别看重《白毛女》中的诉苦过程，认为诉苦对于传播阶级对立意识、发动农民与地主作斗争能够起到情感上的动员。1946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就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宣传方式作出指示，特别提出“为了拥护当前的群众运动，各地报纸应尽量揭露汉奸、恶霸、豪绅的罪恶，申诉农民的冤苦。将各处诉苦大会中典型的动人的冤苦经过事实加以发表，以显示群众行动之正当和汉奸、恶霸、豪绅之该予制裁。在文艺界中亦应鼓励《白毛女》之类的创作”[7]。由此，中國共产党在东北将报道诉苦斗争中的典型事例与工作经验作为议程设置的重点，歌剧《白毛女》也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在东北土地改革期间作为案例进行反复传播，成为一种仪式惯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