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集团：路在何方？
时间：2021-06-27 20:01: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作为发达国家间最具影响力的多边机制之一，七国集团（G7）曾在引导世界经济和全球发展战略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因影响力的显著下降，G7存在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2015年6月7—8日，G7峰会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加米施—帕滕基兴举行。尽管七国领导人努力就包括希腊债务危机、乌克兰问题与对俄制裁、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超级自贸协定等在内的一系列广泛议题达成共识并提出解决方案，但此次峰会却被普遍认为是“无果而终”的“务虚”会议，从而受到作“政治秀”的指责。俄罗斯官方明确指出，“七国集团已不是有效讨论世界问题的最佳机制”。[1]法国媒体也质疑，“七国集团还有何用？”[2]英国《卫报》更是以《破碎的G7及其峰会——无望、分离和过时》为题刊文，认为G7已经是一个垂死的制度，并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应该被废除。[3]面对来自内外的种种质疑和挑战声音，G7如何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确定自身定位，是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
角色转型中的合法性危机
七国集团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西方主要国家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石油危机等引发的经济衰退而建立的一个重要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G7是维持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同时，G7还凭借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主要国际经济机构的实际操控者地位，为世界制定经济规则。此外，G7不但具备强大经济实力，而且具有突出的政治力量和军事优势，是世界权力的真正集合体。藉此G7不但长期以来在全球经济政治事务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而且在提升工业化国家的信任和扩大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所谓民主国家阵营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前总统里根曾把冷战的和平结束并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功劳归于七国集团国家的同心协力，认为这是七国集团最大的贡献。[4]
冷战结束后，实力和自信心大增的G7力求通过“成员扩大、议程增设和机制深化”等改革向“有效的全球治理中心”转变[5]，并最终“取代联合国和大西洋联盟系统早先所构建的秩序”[6]。1998年，G7吸收俄罗斯成为G8。G8建立后，其议程不仅囊括了当时所有的全球问题领域，而且已经深入到各国国内政策，并俨然以应对世界日益全球化的开拓耕耘者自居。G8已经由一个协调西方世界经济和对外政策的核心机制向协调国际政治、安全、经济及社会政策的全球治理中心的角色转型。[7]
然而，角色转型导致G7面临着合法性危机。G7在成立初期主要是协调集团内各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冷战时期其关注议题也基本在经济方面。冷战结束后，向“全球治理中心”角色转变的G7/G8不但在其议程中增加了诸如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而且伊核问题、朝核问题、巴以冲突等国际热点问题也成为其关注重点。特别是二十国集团（G20）诞生后，G7更加重视在政治、安全和社会议题上的发言权。然而，全球性问题的复杂、交叉和关联性，以及国际热点问题的复杂难解，暴露出G7在治理全球议题中的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导致全球经济重心和权力重心开始“东移”。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大幅提升。据世界银行统计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金砖五国GDP总量达到33.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5%，接近七国集团的34.5万亿美元。预计到2015年，金砖国家与七国集团经济总量将持平，其中中国GDP达1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17.4万亿）位居全球首位，印度达7.4万亿美元，大幅领先于第四位的日本（4.6万亿）。崛起的新兴国家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治理中。[8]由此导致G7作为“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全球经济的重要地位不断下降，已经没有能力有效主导经济事务，其合法性正在逐步丧失，因为没有其他重要国家的参与将很难管理世界经济。”[9]
为解决代表性缺失及合法性危机，早在1999年G7的财政部长会议便发起并成立了一个称为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的非正式对话机制，以“兜售七国集团并提高其政治合法性”[10]。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G20峰会机制化并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此外，八国首脑会议于2003年通过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新兴发展中大国代表参加会议，形成了一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共同治理全球性发展问题的新模式，并于2007年通过启动“海利根达姆进程”建立了与新兴发展中大国领导人的非正式对话会议机制。与此同时，G7还通过加强集团内部的制度安排与利益整合，以及与集团外建立多边网络进行制度扩展的方式来增强制度有效性。可以说，G7进行的上述改革部分缓解了其合法性危机。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不但打乱了G7的改革进程，而且为其发展带来了更大挑战。
集体认同弱化下的行动困境
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严重削弱了G7的实力，实力的衰弱使得七国更加重视追求各自的利益，原本就存在利益诉求差异的G7利益更加分化。与此同时，新兴国家的崛起作为一股强大的外部力量冲击着脆弱的G7。如何看待这股新兴力量并与其打交道，七国出于各自利益考量也出现了分歧。内部分歧的加深使得各国对G7这个利益共同体的认同感式微，而长此以往，利益共同体也就逐渐出现价值观分化，这一切严重弱化了G7的集体认同。
经济议题是金融危机后七国集团的首要关注。在推进自由贸易方面，G7表现出难得的团结。在2015年G7峰会上，七国决定要加快美日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欧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以及日欧经济伙伴协定（EPA）三大自由贸易协定。凭借这三大自由贸易协定确定的投资、知识产权、贸易规则，G7力求主导制定高水平的国际标准，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不得不遵守。然而，为世界设定新贸易标准的共同愿望和利益驱动，并不能克服七国不同的利益诉求产生的阻碍。TPP谈判方就如何处理日本的农产品以及谈判国在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规则问题上存在对立；TTIP谈判中也存在美国与欧盟在食品安全和投资规则领域价值观对立问题；在EPA谈判中，日本和欧盟在农业和汽车相关产品上也存在根本性分歧。所以，七国集团力求通过加强团结以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领导者角色，事实上面临的艰难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