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判断加工机制理论对学校道德教育的启示
时间：2021-06-19 16:00: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传统的道德判断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道德推理导致了道德判断，随后，研究者们又逐渐认识到情绪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性。之后，由于学者们对情绪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贡献问题产生争议，相继出现了一系列道德判断加工机制的新理论。几种理论为学校道德教育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新的思路。
关 键 词 道德判断;社会直觉模型;双重加工理论;Moll理论;道德教育
作者简介 曹晓君，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教研室副主任，讲师
长期以来，道德心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道德判断上。道德判断是对一个人的行为或特性的评价（好或坏），而这种评价是在考虑到一系列由文化或亚文化所限定的美德基础后做出的。传统的道德判断理论由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等心理学家建构，其基本观点是道德推理导致了道德判断。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情绪情感同样在道德判断中起到重要作用。之后，由于学者们对情绪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贡献问题产生争议，相继出现了Haidt等人的社会直觉模型、Greene的双重加工理论和Moll理论等一系列道德判断加工机制的新理论。本文在充分阐述和比较上述新理论的基础上，为学校的道德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一、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
2001年，Haidt提出的社会直觉模型向传统道德判断理论发起挑战。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道德判断是由快速的道德直觉产生的，如果需要的话则伴随一个缓慢的、依据过去发展情形进行分析的道德推理。该模型认为，在道德判断过程中包括几个连续过程：一是直觉判断过程;二是随后推理过程;三是对他人的推理说服过程;四是对他人的社会说服过程;五是推理判断过程;六是自我反应过程。[1]由此说明道德判断不是发生在个人头脑里的单一行为，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在社会交往中发展起来的。在社会直觉模型中，道德判断受两个独立且分离的加工过程的影响，一个是理性加工，另一个是情感加工，且道德判断的情感加工比理性加工更为重要。
二、道德判断的双重加工理论
鉴于道德直觉在道德判断中的主导作用，研究者们想知道人们在做出道德判断的过程中，直觉是如何发挥其功能的。Greene在社会直觉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判断的双重加工理论，[2]认为人类的道德判断受到情绪情感和认知两个方面的影响，已具备对道德情境自动作出反应的能力，并且能够根据情境进行更加深入、抽象的推理。人们的道德思维不是一种过程，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作用，即大脑中不同区域的社会情绪反应过程和道德推理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随后，他用3个实验来验证双重加工理论。
第一个实验是“个人的”与“非个人的”道德判断。采用两个经典的道德两难故事：一辆失控的电车朝5个行人冲去，如果按此发展，这5个人将会被车撞死，现在唯一可以救这5个人的方法就是，转动电车的方向盘，使它向另一方向开去，但这样会撞死另一个人。你会转动方向盘吗？另一个故事则是电车和这5个人之间有一座桥，你和一个陌生人站在桥上，现在要阻止电车撞到这5个人的唯一方法是你把身边这个陌生人推下桥，挡住电车的去路，但这个陌生人会因此而死去。你会把他推下去吗？大部分人对第一个非个人道德两难故事回答是“yes”，这是典型的功利判断（赞成杀死1人救5人），是由受控制的认知过程来判断的，与事情结果和成本利益相关;对第二个个人道德两难故事回答是“no”，这是典型的道义判断（反对杀死1人救5人），是由自动情绪反应所驱动，与个人情绪直接相关。与此同时，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表明，被试在思考两类道德两难情境下的神经反应有差异。在个人的道德两难反应中，与社会-情绪加工相关的脑区（额中回、后扣带回和角回区域）活动明显增加;但非个人的和非道德的两难情境加工时，与工作记忆相联系的脑区（背外侧额叶和顶骨区域）活动增加。
第二个实验是“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与“容易的个人道德困境”。Greene等人假设情感反应和认知理解之间存在着竞争，[3]根据被试的反应时间把个人的道德困境细分成两个类别。结果发现，“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中涉及高度的社会认知，被试用了较长的时间做出判断;“容易的个人道德困境”中不涉及社会认知，被试所用时间很短。行为实验的同时进行fMRI扫描，发现在“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中，被试完成测验任务时，与认知冲突相关的脑区，即前扣带回（ACC）和背外侧前额叶（DLPFC）的活动增强了。当对“容易的个人道德困境”做出反应时，ACC和DLPFC脑区的激活程度明显减弱。另外还发现被试面对“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时，与情感、认知相关的脑区都被激活了，并且，情感和认知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是存在竞争的。
第三个实验是“功利主义的困难的个人道德判断”和“非功利主义的困难的个人道德判断”。Greene等人根据道德判断主体的情感和认知竞争的结果，又把被试对“困难的个人道德困境”的判断分为“功利主义的困难的个人道德判断”和“非功利主义的困难的个人道德判断”。如果被试能够克服负面的情感反应，就会做出功利主义的回答。[4]在类似的案例中，一个功利主义（损失/收益）分析对于做出功利判断是最常见的基础。因此，在这样的判断中，需要有抽象推理的参与，同时，也要有认知控制参与其中以反对任何与之相反的压力（如阻止被试做出功利主义判断的情感压力），这些认知过程会导致人们优先做出功利主义判断。
最后，Greene等得出结论：道德判断是认知和情绪相互竞争的结果，如果情绪情感优先于认知过程就做出道义判断，而如果认知过程优先于情绪情感则做出功利判断。
三、道德判断的Moll理论
Moll 和de Oliveira-Souza以对病人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损伤数据的解释挑战了双重加工理论。[5]319-322他们的研究以一组VMPFC受损的病人为被试，发现VMPFC损伤的病人在道德两难问题中做出非正常的“功利”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