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弓与《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始末》
时间：2021-06-19 04:01: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坦率地说，当《啄木鸟》编辑部向我介绍群众出版社即将推出的新书《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始末》（以下简称《始末》），希望我能够采访它的作者张仁寿（笔名：叔弓）先生时，我的心中是有点抵触的。先前，我通过一些支离破碎的介绍知道，这是一部描写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日本战犯的纪实作品。但作者并不是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亲身经历，也不是一位专业作家，那样一个背景，如何写就30万字《始末》这样的纪实鸿篇巨著？我对这样一个采访没有信心。
但也是上述这些疑问，勾起了我对《始末》和张仁寿先生欲罢不能的了解冲动。一个已年过古稀的老人，一个正在安享离休平静生活的老公安，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一定要作这样一个选择？
这是一个沉寂了40年的总爆发
与张仁寿先生接触前，一个数字和事实强烈地刺激着我大脑中敏感的神经，那就是：40年痴心不改。《啄木鸟》的编辑告诉我，张老先生的这个夙愿在40年前就立下了，无论历经十年动乱，还是下放农村，人生的大起大落都不能改变他的这个目标。即使在下放农村的过程中，不慎失落从1941年就开始积攒的珍贵的集邮册，但中国政府改造日本战犯的资料却一份也不曾丢失。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40年痴心不改一定要写成这部长篇纪实巨著？”
“我实在是有太多的话想告诉这个世界！”
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张仁寿先生激动而坦率的表态还是大出我的意料。
我们不约而同地从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在发动战争并对世界各国人民造成的灾难的认罪态度上打开了话题。
全世界都非常赞赏“二战”后德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对纳粹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历史责任的深刻反省和自警。1970年12月，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的下跪场面，人们一直记忆犹新，世界赞许：德国总理真诚的下跪，令一个民族从此站立。1995年，德国总理科尔再一次在以色列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让世界再一次看到，德国政府对战争的反思、道歉和忏悔。
而“二战”的另一个策源地——日本，似乎整个国家都患上了集体健忘症。它不仅对自己的侵略历史百般否定，将“侵略”改为“进入”，并最终全面修订教科书内容，还大肆美化东条英机这样的甲级战犯为“善良的父亲、祖父，杰出的爱国者”，并将他供奉在靖国神社里，当做为国捐躯的英灵而顶礼膜拜。而甲级战犯岸信介甚至还出任日本政府的首相。
“日本从不清算发动战争的罪恶和否定历史的态度，不能不令人担心，当年日本战犯在中国接受改造这段历史，有一天也会被他们轻易地抹去。我们必须将这段历史真实而完整地记录下来。”
20世纪60年代，张仁寿先生就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初衷。当时他的用意很简单，就是要把中国政府改造日本战犯的真实情况告诉日本人。他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让日本了解到，日本人对中国人，和中国人对日本人，到底有怎么样的不同。中国人对中日世代友好，到底怀有什么样的感情。
1964年，随着最后一批日本战犯被释放，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的工作宣告结束。这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拯救灵魂的行动，这是惊天地、泣鬼神、走向自新的历程。
“许多接受改造的日本战犯回国以后，加入了反战的行列，这对亚洲那些曾经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的国家是一种福祉，也对亚洲地区、东亚地区的和平、友谊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能够顺利做成这件事情。这主要是因为当年这些材料还没有解密，同时，我个人对材料的驾驭能力和写作能力都不足以完成这样一部巨著。
“于是，我就将材料都珍藏了起来。就像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的，在‘文革’中、在砸烂公检法、在下放到农村……我的价值不菲的集邮册都遗失了，但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都被我悄悄地保存了下来，没有被造反派抄走或者毁损，真是万幸。
“经过40年，我的资料已经从一书包，积累到八纸箱，有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视等印刷和影音资料，资料来源包括各种渠道，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有共产党的，也有国民党的；有大陆的，也有海外的。像台湾的《中央日报》、《中国时报》等刊登的有关战争赔款数额等材料，都成为我这本书中的内容。我在旅美期间，无意中得到《世界日报》有关日本战犯的资料，当年还没有复印设备，我就一字一句地抄录下来。对于自己不懂的日语，只好照猫画虎般地描画下来，再带回国内找人翻译出来。40年的沉淀，使我最终提笔创作，有了一个坚实的起点。”
张仁寿说，他写这本书，首先就是控诉人。“我降生在‘伪满洲国大同元年（1932年）’，受了14年亡国奴的教育和苦难。在日本占领和伪满统治下，我们接受的是日本人的奴化教育，说的是日语、满洲语等‘满洲国话’，居然14年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作为一个曾经被奴化的中国人，还有谁比我对丧国有更深的切肤之痛？我再不站出来说话，我的良心也会让我的灵魂永世不得安宁。”说到激动处，张仁寿的声音都颤抖起来。
“其次，我也是见证人。上世纪50年代，我在沈阳旁听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庭审；1964年，我受辽宁省公安厅的派遣，派驻抚顺战犯管理所参与改造日本战犯的资料整理工作，历时两个月。2003年，我又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实地生活两周，访问工作人员，旁听战犯谈话，查看战犯笔供，阅读原始档案。我必须把中国人的控诉和日本战犯的悔悟，尽可能真实而详尽地记录下来，作一个历史的见证。抗日战争结束已经快60年了，许多当事人都已经作古或年老不堪，再不抓紧时间完成它，恐怕永远也没有机会了。如果我不去做这件事，历史责任感告诉我，这会令我抱憾终身的。
“同时，我也是一个讨伐人。2005年正好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至今没有一个认真反省的态度，始终不认罪，这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所有亚洲受害国家的人民不能容忍和答应的事。所以，我更加迫切地感到，必须把这段历史写出来！让当年的日本战犯对军国主义说‘不’！这无论从政治意义还是现实意义上来说，都是促使日本政府对战争加害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是对中国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机会。”
没有谁比我有更大的优势和便利条件了
1947年就参加革命工作的张仁寿，一直在县级和省级的公安机关工作，前后一共有18年的时间。后来由于“文革”而下放农村。18年的公安工作让他得以接触到大量的关押犯人，这对于他后来写改造日本战犯的历程，在业务感知上帮助很大。
有关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日本战犯的工作总结报告《十四年改造日本战犯工作基本总结》，就是张仁寿执笔写的。“报告写于1964年4月，当时就写了两万多字，各个部分的脉络都十分清晰。可以说，这份报告已经把今天这部书稿的经纬线都铺衬好了，使我在安排章节时显得游刃有余。
“我两个月的战犯管理所工作基础，也许与长期在管理所工作的那些干部们丰富的工作经验比起来，无法相提并论，但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弥足珍贵，以致后来有人把我称做是局外人当中的‘准局内人’，因为我亲历了一些过程，亲笔写了总结，占有了那么多第一手的材料。
“经过40年，那些原始档案材料都已经被解密了。辽宁省各级公安机关听说我要记录这段历史，都非常支持，并为我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辽宁省公安厅把所有的档案材料都向我开放，李文喜厅长、主管管理所的庄敏副厅长不仅在政策上给予支持，更是派原办公室主任王连惠同志陪同我到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访谈阅卷，在写作过程中提供了吃住行等方便。可以说，没有哪个人能有我这样便利的条件和优势了。我应该写。我也有条件写。我也乐意写。我也有能力写。所以，我如愿写成了。”
写作中我常常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当年在管理所里发生的许多真实的故事，都被张仁寿转述到了这部纪实作品中。我们今天看到的，不仅仅是当年一幕的再现，更是战犯管理所管教干部在执行政策与改造战犯中斗智斗勇、用真理和人道的力量，拯救日本战犯灵魂的巨大工程中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写作中，我常常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而难以自制。徐翼呀，那真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啊！我们对日本战犯改造工作的成功，说明改造不是用管制、压制的手段达到目的的，而是真理的力量。”
书中特别讲述了几场特殊的斗争。
改造工作刚开始时，日本战犯和管教干部在称谓上发生了巨大的冲突。日本人坚决不承认自己是战犯，只承认自己是战俘。而根据国际法惯例，战俘在战后是必须释放的。当时，在战犯管理所内，一些战犯不停地闹，还把布告从墙上撕下来，踩在脚下，以表示对中国战犯管理所的蔑视。更有一些战犯借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机，到处散布谣言，说中国不讲人权，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入侵朝鲜。
诸如此类的事端不时被战犯们制造出来，着实给管理所的干部出了一道现实的难题。管理所干部知道，这是一群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判断标准的战犯，要让他们真正认识到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必须以理服人。于是，管理所干部来到图书馆，针对日本战犯的指责，寻找原始的国际法资料。
当管理所干部拿着他们从国际法书籍中找到的论据，来到战犯中间，并以鲜明的事例，对日本战犯讲解时，那些当时还跳着脚十分猖狂地攻击中国政府改造战犯政策的战犯们，顿时哑火了。
这样的事例在书中比比皆是。张仁寿特地将它们拿出来重新放大，希望昭示给世人的是，中国政府在改造日本战犯的过程中，既不用强权迫使战犯屈服，也不用软弱的人道让战犯服法。它集中形成了中国改造战犯的工作精神，这就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胸怀大局放眼未来的精神，奉行国策执法严谨的精神，锐意进取独立排难的精神，尊重人格诲人不倦的精神，勤政廉洁一尘不染的精神。
有两个例子特别感人。
刚被关押到管理所时，日本战犯不时寻衅滋事。继战犯的称谓风波后，他们又生出新的事端，控告管理所不给他们吃饱饭。一次，细心的管教干部发现，一些战犯下围棋用的棋子，竟然是用米饭做成的。用白米饭捏成白棋子；而白米饭中掺上洋灰，就成了黑棋子。既然有闲饭可以用来捏棋子，哪还有吃不饱饭的道理？事实胜于雄辩，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日本战犯消停了。
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更是让战犯们从心灵深处受到了震撼。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包括国家领导人都实行食品定量供应。但管理所里战犯们的伙食标准，却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定的，按士兵、校官、将军等不同等级，对应民众标准和国家干部标准，从粗粮、细粮、食用油的多少，到过节时的三餐和水果分配，细致入微。
有一天在干活时，一阵风把管教干部干粮上的盖布吹开了，映入战犯们眼帘的，是一笸箩黑窝头！战犯们惊呆了，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监狱——管教人员吃窝头和粗粮，而让犯人吃大米和白面！日本战犯们炸了窝似的跑到管理所领导那里，要求与管教干部换口粮吃。管理所领导当然不会答应战犯们的要求。但中国人宁肯苦着自己也不委屈自己曾经的仇敌的事实，深深地融化了战犯们那颗冰冻已久而变得冷酷的心。
另外一件事，更是在日本民众中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武部六藏，“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1950年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1951年因患脑溢血而瘫痪。在中国改造的6年时间里，他有5年都瘫在床上。为此，管理所为他专门派来一位护士。这位名叫焦桂珍的年轻女护士，当时还有一个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需要照顾。每天，焦护士都要起大早，先送孩子上幼儿园，然后服侍武部六藏的吃喝拉撒。常常焦护士的孩子一个人在幼儿园的暮色里孤零零地等待妈妈。每每想起对孩子的愧疚，焦护士都难过得流泪，但她说，她对自己的工作无怨无悔。在她5年的精心护理下，武部六藏身上没有长一个褥疮。
1956年，武部六藏获释。面对赶到中国接他回国的夫人，武部六藏指着焦护士说，她尽管年纪比我小得多，但她就像我的母亲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武部夫人激动地深深三鞠躬，她说，我第一感谢中国政府；第二感谢中国人民；第三感谢焦护士。
但焦护士的一席话，却令所有在场的人们大为惊叹。她说，照顾武部六藏先生，这是国家交给我的工作。我能够为他做好服务，就是为改造工作服务，就是为国家服务。同时，武部六藏先生是一个老年人，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可惜我不懂日语，只能治他肉体的病，却不能治他思想的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