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名中央机关干部下放基层始末
时间：2021-06-14 04:02: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灾难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到1960秋天，已经持续两年，运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农业生产逐年大幅度下降，城乡食品供应日益紧张。1960年粮食减产已成定局，秋收刚刚结束，许多地方就出现粮荒。贵州、山东、河南、河北、甘肃、四川等省农村，大量农民由于食品匮乏，营养不良，发生水肿、干瘦甚至非正常死亡。全国城市粮食食品也普遍出现供应紧张，当时在北京的各级机关干部和市民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
人们普遍吃不饱，营养不良，导致浮肿。为此，各单位普遍大搞代食品，于是白菜帮子、萝卜缨子、玉米瓤子、杨树叶子等成为上等代食品。据张广友在《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回忆，1960年前后，他所在单位新华社的食堂推广用玉米瓤子做的一种叫“连苞莓”的代食品。饥不择食，人人都吃。至于糠麸、豆饼等是上等代食品，得了浮肿病的才发给一斤。严酷的事实无法回避，也无法再掩盖，粮食和食品紧缺已经成为中国农村以及城市的普遍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初，向全国农村各级党组织，直至农村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总支和支部，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又称为《十二条》)。这是中共中央针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开始纠正“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标志。
举措
为了很好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十二条》，迅速扭转形势，周恩来总理提出从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一万名干部下放到灾区基层。与此同时，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包括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的“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五人领导小组”下设专门的办公室。地方各级党委也仿照中央的办法，结合具体情况，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1960年10月17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下放动员会作形势报告时提出：“我们就是要把政治思想好、能够掌握政策、身体好的干部放下去，使每个公社、每个基层企业都有中央机关的干部直接联系，帮助开展工作。”1960年11月10日，“五人领导小组”向中央写了《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中提到：“中央一级机关单位，在听了总理的报告以后，对抽调万名干部下乡的工作，决心大，行动快，迅速地掀起了申请下乡上山支援农业生产的群众运动。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由各单位提名，经过各‘口’、两个机关党委和中央组织部的反复审查，确定了下放干部的名单。”
据1960年11月9日的统计，中央初步确定下放干部共10176人(不包括调给各中央局的干部)，占中央机关138000多名干部的7.33％；其中17级以上党员干部1673人，占中央机关16800多名17级以上党员干部的9.95％。在这10176名下放干部中，属于编内下放(作者注：编内下放是可以回单位的)的930人，占下放干部总数的9.1％，属于精简下放的9246人，占90.9％；妇女干部1692人，占下放干部总数的16.6％；工程技术人员1539人，占下放干部总数的15％。由于在抽调和审查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强调要保证质量，所以，抽调出来的这批干部，总的来说是好的，绝大多数符合中央提出的政治好、身体好的要求。其中有党员5223人，团员2878人，党团员合计占下放干部总数的79.7％；17级以上的骨干(包括非党干部)有1701人，占16.7％：18-21级的干部有5117人，占50.3％；22级以下的干部有3356人，占33％。从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来看，有司局长一级干部26人，处长级干部353人，科长一级干部1505人，共占下放干部总数的28.3％。这些干部下放后，大约有1/3左右可以担任县、公社和生产队的主要领导职务。据各单位对7552名下放干部的初步排队，其中可以担任县委书记的有226人；可以担任公社党委书记和公社主任的有860人，可以担任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支部书记和队长的有1374人，以上合计2460人，占下放干部的32.6％。
中央机关各单位都把这次抽调一万名干部下放农村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由党组书记和各部门领导亲自挂帅，机关党组织全力以赴，在干部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大讲形势，大力宣传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充分发动了群众，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掀起了热烈响应中央的号召，积极报名要求下放的高潮。正如《报告》中所说：“此举使大多数下放干部心情愉快，树立了改变农村面貌的雄心壮志；使留下的人也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思想，表示要积极努力，作好机关工作。”但是在动员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少数干部患得患失，顾虑重重，怕艰苦，怕困难，留恋城市，不愿下去。甚至还发生个别干部逃跑的现象。
对这一批下放干部的分配问题，根据“重点加强农村，也适当照顾其他基层”的精神，中央初步计划确定以7000人下放到农村，3000人下放到工业和其他基层单位。到农村去的重点是那些农业生产任务重、问题多，基层组织严重不纯的地区，如山东、河南、甘肃等省；向这些省派去的干部，数量要多一些，质量要更强一些。对于一般地区，也根据不同情况适当的分配一些。对于广东、福建、广西等几个方言重的南方省份，打算少给一些。对下放其他基层单位的3000多名干部，根据他们的专长和实际工作需要，进行分配：其中1539名工程技术人员，都分配到工矿基层单位(一部分给中央直属企业、一部分给地方企业)：100多名翻译人员，不下放农村；其他一部分干部下放到文教、卫生单位。
在抽调干部工作中，各单位向中央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是否可以携带家属，工资如何发放，到寒冷地区是否补助布票等问题。中央认为，现在农村生活都比较艰苦，为了使这次下放干部一下去就能集中精力做好工作，无论是编内或编外下放干部，目前一般都不带家属(精简下放干部的家属，可以在有条件的时候带走)。原机关要把下放干部的家属切实照顾好。关于工资待遇问题，属于编内下放的仍由原单位发给原工资；属于编外下放的，按原工资级别待遇，由所在地区发给。到寒冷地区的布票及其他具体问题，由各单位自行研究解决。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写了两条重要批语。批示的全文如下：
总理：
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