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型智库需求的公共政策学教育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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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推动中国从智库大国向智库强国迈进，有助于建立科学民主的公共决策体制机制。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加强中国公共政策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基于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四条对策建议：推动中国公共政策学的学科自主性；编写具有国际视野并切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政策学精品教材；畅通高校、智库以及政府间的人才交流，提升公共政策学科的师资力量；公共政策的教育目标和教学环节设置，始终紧扣德才兼备政策分析家的培养。
　　关键词：智库；公共政策；政策科学；政策分析家
　　中图分类号：D035；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8）01-0054-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8.01.012
　　智库（ThinkTank），也称作思想库，是现代决策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初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在二战以后得到蓬勃发展。特别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智库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智库研究项目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截至2015年底，全球智库的数量为6846家。最早研究智库的美国学者保罗.迪克森（PaulDickson）将智库界定为：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1]里奇（Rich2005）认为，智库是“那些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取向的非营利组织，它们生产专业知识以及思想观念，并主要借此来获得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2]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提出，我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本文在阐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时代背景与历史使命的基础上，基于智库建设与公共政策学科的相互促进关系，总结我国公共政策学教育教学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以及所存在的典型问题，最后面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和人才需要，提出公共政策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一、建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背景和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智库在现代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并于2015年1月印发。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2017年2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首次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写入全国党代会报告。其中，《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各国智库普遍以研究公共政策、提供政策建议为主要任务，以非营利性作为组织属性。而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需要锁定“中国特色”以及“新型”两个方面。“中国特色”是就中国智库嵌入的政治制度环境以及智库格局而言，“新型”是就中国智库在现代公共决策体制中的作用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肩负的使命而言。具体来说，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时代召唤需要从智库发展、公共决策以及民族使命三个层次理解。
　　第一，推动我国从智库大国发展为智库强国。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从2007年开始发布《全球智库报告》，每年发布一期，已经成为全球最权威的智库评价体系。据报告统计，2008年，中国智库有74家，数量排名位于全球第12位；而到了最新一期的数据，即2017年1月25日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国的智库数量达到435家，在数量上超过英国、印度、德国、法国等，位居全球第二位，不过美国是绝对的智库霸主，以1835家位居第一。然而，根据多项评估指标的全球智库排名上，中国仅有6家智库进入百强，其中排名最高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也只位列第33位，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分别以第36位和第39位紧随其后。可以看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成为智库大国，然而，离智库强国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第二，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公共决策体制机制。1986年7月31日，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做“政策研究”这一重大课题。[3]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政策研究的专门机构相继建立。2010年10月1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其中要求，“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专节论述了“完善政策制定和决策机制”，提出“强化重大问题研究和政策储备，完善政策分析评估及调整机制”。科学民主的公共决策体制机制分为“谋”和“断”两大方面，“断”是社会公共权威的职权，“谋”则是现代智库的核心功能。在现代社会，宏观层次的决策品质对国家命运和公众幸福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推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总结和反思建国以来我国历史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得出的深刻结论。
　　第三，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党的十九大报告共有27处提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短期目标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咨政建言作用，长远目标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当前，我国处在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改革攻坚克难期、社会矛盾凸显期，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对公共决策的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国内，精准扶贫、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住房保障、社会风险治理、反腐倡廉等各种政策问题亟待深层次的政策研究；国际上，地区安全、气候变化、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中华文化传播等各种战略问题亟待高品质的政策建言。只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妥善处理好国内外各种关系和矛盾，实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有机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才能够如期实现。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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