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的控制]

　　根据1997年《国家教委关于招收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举办高等职业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前言分析，该项政策的目的有三项：一是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简称高职）发展，培养高技能人才；二是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三是促进中等职业教育（简称中职）的改革与发展。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完善职业学校学生直接升学制度列为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一个重要举措。既然升学制度有这么多的价值和功能，为什么这一制度不能全面铺开？为什么一定要有升学比例的限制呢？
　　借鉴的视角：相关研究述评
　　升学制度执行不力的原因
　　周正认为升学政策执行不力，主要原因是“政策本身不够明确、清晰”。例如，规定称“招生向普高生倾斜”，那么究竟倾斜到什么程度？要求“限定高职对口招生比例”，那么适宜的比例应该是多少？这些在政策中都没有明确体现，而是交由省级政府自行决定。（周正：《谁念职校——个体选择中等职业教育问题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114页）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应是一个趋势。如果客观条件不允许扩大升学比例，再明确的文件规定也不可能落到实处。笔者的研究结论是职校生升学受限与教育分流制度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升学政策与分流政策几乎同时提出，但迫于当时较大的高考压力，政府更关注分流政策的实施。升学政策允许中考时分流读职校的学生三年后回来参加高考，岂不是一个合流之举？所以，只要高考的压力还在，职校生升学比例的限定就不可能放开。1999年高校扩招启动，2002年我国开始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高考压力日趋减小。但令笔者不解的是，2006年政府却出台了限制职校生升学的规定（《教育部发改委关于编报2006年普通高等教育分学校分专业招生计划的通知》要求各地安排高职院校对口招收中职应届毕业生的规模不得超过当年本省（区、市）中职应届毕业生的5％）。经分析，这一限制性政策与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有关。高校扩招，职校生升学比例相应增加，高校扩招减缓，升学比例随之下降。这是否意味着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有一种控制作用呢？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的控制作用
　　赵琳、冯蔚星认为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的控制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选择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即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职业教育的路径主要是将“四低学校”（师资水平低、学生起点低、教学质量低、高考升学率低的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高中。二是控制职业教育生源的整体水平，即职业学校的学生多为被普通学校淘汰的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学生。三是影响职业教育的办学空间，指当时高等教育质量有待提升、数量不足给职业教育的大发展留下了空间。当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时，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被挤压。四是影响职业教育的合法化，指当时职业教育缺乏贯通发展之路，而高等教育掌握着高学历的发放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赵琳，冯蔚星：《中国职业教育兴衰的制度主义分析——“市场化”制度变迁的考察》，《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6期，45页）上述观点对笔者研究升学制度执行不力的原因有很大启发。不过，两位学者关于高等教育控制职业教育原因的阐述——我国教育制度是以高等教育为主导的，因此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势必会引发职业教育组织群落生存环境的相应变化（赵琳，冯蔚星：《中国职业教育兴衰的制度主义分析——“市场化”制度变迁的考察》，《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6期，45页）——略显单薄。周正的论文亦如此，将相关原因简要概括为高等教育在国家政治经济领域具有独特地位以及高校精英的影响。另外，赵琳、冯蔚星关于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控制作用的概括主要针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职业教育恢复发展时期的情况，九十年代职业学校招生就业体制改革、高校扩招后的情况较少涉及。所以，本文拟在深入分析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控制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后职业教育恢复发展、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教育体制改革深化、高校扩招至今，高等教育对职校生升学制度的控制作用作系统阐述。
　　辩证的视角：高等教育控制职业教育可能性与现实性分析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对控制一词的解释是“使处于自己的占有、管理和影响之下”，据此分析，如果双方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那么双方的地位、权力、资源的拥有量等一定不对等，即相对于被控制方来说，控制方处于优势地位。由上文相关学者论述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的控制作用时使用的“主导”、“独特地位”、“精英”等词汇可看出高等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国家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优势地位。关于高等教育相对于职业教育的优势地位，大家有着切实的体会，故不再赘述。但有一点需要说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期。当时，初中毕业生，特别是农村学生对“小中专”（招收初中毕业生的中等专业学校）趋之若鹜，许多完全有可能考上大学的优秀学生亦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的优势地位已去。分析个中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高考竞争太激烈，高考压力太大，而读中专则有“短（学制短）、平（平稳）、快（就业快）”的特点。
　　双方在地位、权力、资源拥有量等方面的差异，只是为优势方控制劣势方提供了可能性。这也就是说，具有优势的一方不一定必然会控制劣势的一方，劣势方不一定必然会受优势方的控制。将这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还需要其他条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两者间需要发生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高等教育之所以在办学力量、生源水平、办学空间、合法化几个方面对职教形成控制，就是因为在这几个方面两者间存在关系。在办学力量、生源水平两个方面，两者发生关系的中介是为发展职业教育、为减缓高考压力而实施的教育分流政策。关于办学空间，两者的关系表现为，由于高等教育资源有限，职业教育，特别是其中的中专扮演了准高等教育的角色，其培养的中等专业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级专门人才的不足。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合法化的影响则源于职业教育学生对高等级学历的追求（表现为踊跃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而高等学历的授予权则由高等教育掌握。以上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间存在的或直接或间接、或紧密或松散的关系，为高等教育控制职业教育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提供了重要条件。 　　发展的视角：高等教育对职校生升学控制作用的历史透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高等教育对职校生升学的无控制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除上文提及的职业教育恢复初期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的控制，高等教育几乎形不成对职业教育的控制。这一时期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两类教育各有各的定位，各有各的使命，共生共荣，相安无事。
　　根据有关规定，当时中专、技校毕业生不能直接升学。不过，即使没有这样的限定，中专、技校毕业生也没有升学的意愿。当时，中专、技校实行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简称统招统配）的制度，毕业生几乎百分之百就业，且去向较好，多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专毕业生还拥有令人羡慕的干部身份。尽管职高不包分配，毕业生需自谋职业，但由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对职业技术人才需求强劲，毕业生就业并不难，有的还能找到有正式编制、待遇较好的工作。所以，职高毕业生的升学意愿亦不足。基于此，1980年《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提出的职高生可以参加普通高考的制度设想，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跟进的具体政策。1991年《国家教委关于推荐应届职业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有关问题的通知》，因不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而未能有效实施。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少数职业技术学校应届毕业生的暂行规定》，虽具备科学性和可行性，即单独考试单独招生（简称单考单招）、对口升学，但考生报名并不踊跃。笔者在对升学制度进行调研时发现，一位1987年到技校工作的老教师，甚至不知道当时已有这样的升学政策。所以，从表面上看，高等教育对职校生升学形成了控制，如1987年政策要求职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师资班的招生名额控制在应届毕业生总数的1%以内，1991年政策要求推荐名额控制在职高应届毕业生总数的5%。但实际上，职校生并未通过升学与高等教育发生关系，高等教育未对职校生升学形成控制。
　　职业学校招生就业体制改革、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对职校生升学的控制
　　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国家加快了教育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按照新的招生就业体制运行的中专、技校越来越多，到1998年，全国大多数中专、技校的新生不再享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种种优惠政策。国有企业优化重组、减员增效，企业吸纳职校毕业生的能力下降。职校毕业生的就业开始出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升学开始成为职校毕业生的重要选择。1997年《国家教委关于招收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举办高等职业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为就业受阻的职校毕业生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与此同时，通过升学这一中介，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关系。这就为高等教育控制职业教育，控制职校生升学提供了可能。
　　1997年升学政策与1980、1991年升学政策最大的不同是，单考单招，中职毕业生对口升入高职院校。考试命题依据职业学校教学大纲，除了语、数、外三门文化课考试，还有一门专业综合考试（文化课考试成绩和专业综合课考试成绩按1∶1的比例计入总分），专业技能亦为考核内容。由此可见，这一升学政策的针对性、科学性较为突出。如果相关规定能够落到实处，是不应该出现升学对中职教学构成较大冲击，甚至动摇中职办学方向的问题。俞启定教授认为，如果无论学生升学还是就业，都是以本专业技术的学习为核心，那么对口升学对高职和中职的发展都有利。但事与愿违，这一升学政策未能有效执行。笔者认为这与高职院校缺乏明确的组织利益和组织目标，为普通高校控制有关。
　　组织社会学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组织必须适应环境才能生存。这里的环境，不仅指技术环境，还包括制度环境，即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为世人“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即社会的文化期待、观念制度等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组织的行为。合法性机制不仅约束组织的行为，而且可以帮助组织得到社会承认，提高社会地位，提高组织的生存能力。在合法性机制的作用下，组织之间会相互模仿，久而久之，会产生趋同现象。（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72-77页）当然，比较高职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更多的时候是高职院校在模仿普通本科院校，在向普通本科院校靠拢。这一方面，源于高职院校的弱势性、非正规性；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高职院校定位不准确，培养目标不明确，没有自己独特的办学模式。例如，“高职就是大专、大专就是高职”的错误认识、“高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属性之争、高职院校培养目标由高技术人才向高技能人才的转变、高职院校是否亦应教学科研并重的讨论等。组织目标不明确，组织利益不清晰，就会影响高职院校存在的合法性、社会的认可度。在这种情况下，高职院校难免主动模仿普通本科院校，以减少环境及组织发展的不确定性。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竞争性模仿，另一种是制度性模仿。竞争性模仿，指一个领域中的组织模仿自己的竞争对手，是在竞争压力下产生的模仿。制度化模仿则类似前述的合法化机制，如果组织不按照社会公认的理念、通行的做法行事，就会感受到很大压力。（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88页）例如，普通院校教师评定职称，重科研轻教学，高职院校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重教学而轻科研。
　　在合法性机制的作用下，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及优势很难彰显，出现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技能水平比不上中职生，理论水平比不上本科生”的现象。高职院校在普通院校后面亦步亦趋，难免会为其所控。首先，控制高职院校的招生对象。尽管有专家学者呼吁扩大高职院校招收职校生的比例（邢晖：《试论中职与高职教育的衔接——兼议高职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教育科学研究》2000年1期，32页）,甚至有学者提出高职应专招中职生（俞启定：《对口招生：中高职衔接的关键所在》，《教育发展研究》2003年7期，42页）,但普通高中毕业生始终是高职院校生源的主体。这可能与政府希望高职院校承担高考压力分流的任务有关。据目前高职占据我国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情况，可以想见，如果高职生源不以普通高中生为主，高考压力的分流，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的实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其次，控制高职院校招收职校毕业生的数量，即控制职校生升学的比例。随着高校扩招的增速，职校生升学的规模和比例也在增长。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要求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快教育结构调整，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2006年教育部、发改委联合出台限制高职院校对口招收中职应届毕业生的规定。当时，中职正在扩招，高校扩招减速。而限制升学，则不利中职扩招，但政府还是将限制职业院校学生升学作为高等教育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足见高等教育之强势，职业教育、高职院校之弱势。弱势的群体怎么可能有话语权？正如俞启定教授所言，高职不能树立自身的办学特色和特长，其只能成为最低层次的高等教育而已。一旦高等教育的发展出现风吹草动，受冲击最大的当属这个居于最弱势的学校群体。最后，影响单考单招、对口升学相关规定的落实。笔者认为，1997年升学政策有关考试方式、内容等的设计是比较科学的，主要问题是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影响，落实工作没有到位。关于语、数、外的命题，文件提出可采用全国普通高考同科目试卷，足见政策制定者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差异的漠视，对普通高等教育及普通高考的笃信。当然，实际情况各地多是单独命题，依据是中专教学大纲，但命题专家却是普通高校教师，于是出现了重理论、重基础，轻实践、轻应用等违背单独命题精神的倾向。在高等教育学术光环的笼罩下，文化课考试成绩和专业综合课考试成绩按1∶1的比例计入总分的规定很难落到实处。多数地方都是以三门文化课的考试成绩划定录取分数线。与此相应，被文件列为考核内容的专业技能考核亦有虚化之嫌，招生院校对考生专业技能的考核不够严格，亦有考生用买来的职业资格证蒙混过关的情况。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该项考试突出对口性、职业性、应用性的初衷并未实现。职业教育、职校生升学被普通高等教育控制、裹挟的迹象十分明显。 　　未来：高等教育对职校生升学影响和控制作用的减弱
　　没有升学，就没有高等教育对职校生升学的控制。职校生为什么要升学，一个重要原因是就业受阻。所以，如果职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职校生升学需求减弱，高等教育对职校生升学影响和控制的作用就会减弱。近年来，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职毕业生一直保持较高的就业率。笔者的调研结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不是问题，个别专业、个别学校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升学需求开始下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报考对口升学考试的人数出现下降趋势。二是单考单招招生计划的完成率出现下降趋势。
　　学生升学意愿不足，高等教育就不可能形成对职校生升学的控制。当然，学生升学意愿强烈，也并非高等教育影响和控制职校生的充要条件。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人们对高职属性及其规律有了较为深入和准确的认识。2011年初，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下属的高职高专处调整到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一方面，有助于突出高等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实践性和应用性，有助于高职院校明确自身定位和培养目标，实现高职的独立化和特色化；另一方面，有助于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为学生在本系统内升学深造创造条件，有利于减少普通高等教育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控制和影响。在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等科学理念的指导下，假以时日，高职院校的组织目标会更加明确，办学特色会更加明显。与此相应，高职院校对自己招生、职校生对口升学的话语权也会越来越大。江苏、北京等省市开展的自主招生试点即为一例证。
　　当然，从职业教育的宗旨来看，职业学校应该坚持就业导向，否则，职业院校存在的理由、价值、合法性便会遭受质疑。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中职繁荣，是因为其为各行各业培养了大批合格的职业技术人才，而非为上一级学校输送了优质生源。中职衰落，亦主要表现在或源于毕业生就业不畅，而非升学率的下降。从现实看，本科生到技校“回炉”，也是为了就业。所以，职业教育的根本是就业教育而非升学教育。另外，除了为学生的就业服务，职业教育还有其独特的价值。美国学者认为职业教育有助于减少高中阶段的辍学率。原因是职业教育可以提供给学生与普通教育不同的体验，如学生可以享有更多学习的自主性、选择性，可以得到专业教师更多的关注和关爱，可以在一个类工作环境的场所，与兴趣相同的伙伴一道“做中学”。这样的教育就为不喜欢或不适合普通教育的学生提供了另外一条成长和发展之路。勿庸置疑，人的性向是有差异的。笔者调研时，有职校教师反映，有的学生上普通文化课时昏昏欲睡，而在实验室、实训车间时却精神百倍，甚至废寝忘食。为部分学生提供适合其性向、兴趣、特长的教育，体现了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的独特价值。总之，职业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传授技术知识，培养操作技能，为学生的就业服务，而非为学生的升学服务。当越来越多的职业学校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越来越多的学生及家长对此表示认可，那么，随着学生直接升学需求的降低，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职校生升学影响和控制的作用亦将减弱。
　　作者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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