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道”与“传道”：民国时期国人对河上肇著述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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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著述在民国期间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广泛传播。翻译和阅读河上肇著述的国人中，除了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以外，也有属于国民党派系的胡汉民、戴季陶等人物，以及其他政党的人物或无党派人士。他们在传播、接纳和理解河上肇的思想的同时，也结合中国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现状做出了关于改革与建设的思考。因为立场和意见不一，不同党派的人物对河上肇的唯物史观及社会改革理论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围绕河上肇著述产生的论争，反映了各持所见的社会主义观，也是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的过程。
　　关键词：河上肇；社会主义；译书
　　中图分类号：B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5—0070—09
　　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日本共产党党员。他一生发表了大量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论著，不仅在日本广为流传，也在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初河上肇的著述陆续被翻译进入中国，截至1949年以前可以确认的汉译单行本达39种之多，在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类汉译日本书籍中居于首位。此外，河上肇的论文翻译刊登在《东方杂志》、《晨报》、《国民日报》、《新青年》、《建设》等数十种报刊上，其思想主张一度是民国知识人热切讨论的话题之一。翻译与阅读河上肇著述的中国人中，既有胡汉民、徐苏中、戴季陶等国民党人，也有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陈望道等共产党人，还有如萨孟武、施存统、周佛海等无法严格区分为何种政党派系的民国知识人，他们都受到过河上肇著述的影响。
　　在日本，河上肇被研究者称为“求道者”或“求道之人”。他一生历经多次思想转变，在不断的“自我清算”中逐渐接近自己的“真理”。这种精神赢得不少支持者的肯定，但也有批判者对他立场不甚坚定的态度表示质疑。相对于河上肇的“求道”，以在中国留日学生为代表的知识人将他的思想著述翻译、引介入中国，可谓是河上肇思想的“传道之人”。他们的“传道”，并非简单的转译和抄袭，而是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情势进行的思考和讨论。持有不同立场的国人，因为对河上肇思想的理解不同，而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他们对河上肇的看法，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和发展的方向。
　　中日两国学者对河上肇与中国的关系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吕元明对河上肇汉译著述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得到两国学者的充分肯定。小野信尔、朱绍文对河上肇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述、杨奎松对李大钊与河上肇二者关系的探讨，使学界对河上肇思想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此后，石川祯浩在《中国共産党成立史》中进一步从李大钊的阅读经历上分析了河上肇对李的影响作用。三田刚史的《甦る河上肇——近代中国の知の源泉》，是河上肇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此书对河上肇著述的中译者作了详细的整理和介绍。此外，赵利栋探讨过河上肇的“经济史观”对中国人的影响。鉴于河上肇著述在近代中国的受众之广和影响之大，本文侧重梳理河上肇在“求道”过程中的一系列思想转变，民国学人在“传道”过程中如何评价河上肇的学术思想，分析中国译者和读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知，揭示民国时期社会主义中国化复杂性的一面。
　　一、河上肇的经济学及其唯物史观的形成
　　河上肇最受日本学者关注的是他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唯物史观的研究。在3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他曾引来栉田民藏、福本和夫等社会主义学者的商榷，福田德三、高田保马、小泉信三等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则从批判和反对的立场对河上肇进行挑战。1946年河上肇去世以后，与河上肇相关的研究论著也大多把重点置于他的经济学和唯物史观之上。除此以外，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素养的河上肇所创作的和歌与汉诗，也是文学研究的对象。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对农业发展再思考的热潮，也使河上肇青年时代对尊农论思想的研究重新得到日本学人的重视。
　　河上肇一生的研究经历及思想变化十分复杂。他自幼接受日本传统儒学教育，非常强调“道义”和“仁政”的重要性，对具有“利己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不甚认同。1905年，26岁的他曾将美国经济学者塞利格曼（Edwin R.A.Seligman，1861—1939）的《经济史观（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翻译成日文，同年还在《读卖新闻》中连载了《社会主义评论》的系列专栏文章而一举成名。尚未赞同社会主义思想的他，主要是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对社会贫富问题作出分析和批判。在《社会主义评论》连载后不久，他还一度受提倡“绝对非利己主义”的“无我苑”宗教思想的影响，捐献了自己的所有资产。虽然不到一年他便意识到此宗教活动的空想性，并作出了与之诀别的宣言，但从这次精神转变的插曲来看，对纯粹真理的追求使他过度强调精神与道德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才会被空想的宗教理念吸引而去。这一特点在他于1916年发表的《贫乏物语》中也有所体现。
　　《贫乏物语》乃河上肇最为日本人熟知的著作，书中认为要解决社会贫富差距，必需要从“富人废除对奢侈物品之消费”入手，以此为基础改造社会经济组织。这种希望社会上层阶级在道德和行为上自律以解决贫富问题的观点，显然并非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因此，《贫乏物语》畅销后很快便引来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和质疑。在激烈的反驳和辩护中，河上肇也经历了自我反思及个人观点的转换。1919年，他公开发行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连载了名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长文，否定了《贫乏物语》里的观点。提及社会贫富问题，他意识到“劳动者自身的团结和解放”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这可看作是河上肇才正式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标志。
　　《社会问题研究》杂志在当时是他发表观点的主要阵营。此杂志仅是河上肇的个人刊物，但读者众多、影响甚广，对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有很大的贡献，并被认为是“日本人开始精细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开端”。与过往相比，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唯物史观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但在不断接近“心中的真理”的过程中，备受瞩目的他还是迎来了各方面的商榷和质疑。其中栉田民藏和福本和夫对他在经济史和辩证法上的两面夹击给他带来了最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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