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领机宜,统兵出征
时间：2021-05-24 08:02: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60年前(即1949年),是中华民族历史画卷中惊心动魄、光辉灿烂的一页!目前,电影《建国大业》力求生动地再现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肝胆相照、共商建国大计的历史一幕。在这个舞台上,邓小平公开出场露面亮相的时候并不多。然而,正是他和刘伯承等一起,灵活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历史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剧目,直接为新中国大厦奠基,浓墨重彩地烘托出“建国大业”的辉煌。
从九月会议到决战淮海
1948年7月下旬至10月上旬,正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前夕。担任中原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来到西柏坡这个华北平原的小小村落,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个多月中,会议前他奉命写出综合报告,汇报了中原战略区的各项工作,提出进入新解放区的意见。会议中,对毛泽东等人报告“拥护”,“关于估计和计划完全同意”。会议期间,他及时地把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用电报传达给刘伯承等,并提出建议:由于缺乏系统报告,党中央对我们财经情况很少了解,很难及时指导与帮助,“此种现象我们需要纠正”;中央强调兵员主要取之于敌,克服在俘虏分配方面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最近作战即须注意”;会议解决的问题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全党当前任务仍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请研究指示各地”。正是通过研究有关电报,邓小平通览全局战况,直接了解中共中央战略部署,深刻理解了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回到宝丰后,他于10月14日召开会议传达,从而使各级干部及时、准确地领会了中央指示精神,明确自己的任务,为迎接淮海决战在各方面作了必要的准备。
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根据全国战局的迅速变化决定:组成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为成员,刘、陈、邓3人为常委,邓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统筹一切。毛泽东预言:“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领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60万人,在中原局、华东局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同长江以北的80万国民党军展开决战,经过3个阶段的殊死较量,终于在1949年1月赢得了彻底胜利。这是三大战略决战中唯一的以寡敌众、以少胜多战役。连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也不由地连声称赞是“奇迹”。而邓小平则是拿来一个苹果,切割了几瓣,一一分给了身边的战友们吃,随即就开始研究如何渡长江的问题了。
从七届二中全会到渡江战役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以前,邓小平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画面,是他参加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影像资料。其中,有他在会议上发言、他和陈毅等在会场外交谈的情景。此前,他于2月9日在徐州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具体讨论了关于渡江作战的8个问题。2月11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会议确定的渡江作战计划。同时明确规定:“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并且通知了二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地点。28日,邓小平和陈毅等按时到达了西柏坡,住在东柏坡。鉴于全国革命胜利在望,七届二中全会主要确定筹建新中国的若干重大问题。3月6日,邓小平在全会上发言,首先他明确地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报告”,坚决拥护中共“七大以来中央的领导”。他深深感到:中共中央对关键问题抓得非常好,“集中使我们少犯错误,民主使我们发挥积极性”,特别是“在此复杂阶段感觉更深刻”。他以中原野战军南进大别山为例说明:“中央领导的正确,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可以保证今后一连串的胜利”。
接着,邓小平着重对会议重要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应该立足城市领导乡村,否则会犯错误。“中央提出重点放在城市我完全同意。”只有拿到城市,才能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实现工农联盟,实行新民主主义,转到社会主义。总之,“城市领导乡村”,“工作重点应转到城市。这是关系到革命胜败的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当然,城市领导乡村“首先要解决城市依靠谁和在城市主要做什么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做好城市工作呢?他认为:一是方针要对;二是要稳一点,争取主动,抓主要的;三是注意学习;四是纪律性。关于城市和乡村关系,他说,货币金融问题解决得好,农民就可以增加财富。物价大波动,农民就吃亏。城市用钱不恰当,就增加农民负担。“城市发展一步,推进了农村,乡村发展一步,推进了城市,每一步都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因此,他强调思想上要注意防止“放松农村,忘记农村”的片面性。
邓小平还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军队是战斗队和工作队这个提法非常好”,今后教育要分两方面。他还提出: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不要骄傲,等等。毫无疑问,上述重要思想观点,丰富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策,可称作勾勒了新中国蓝图的浓墨重彩。
七届二中全会没有单独讨论军事问题,但是,为了使军事行动与和平谈判密切配合,中央确定“渡江战役必须于4月10日左右发起”,邓小平和陈毅电告留在前线的刘伯承、粟裕等:“我们商定,华野、中野各部务于4月8日进至江边”,“为保障渡江作战,我各部的军事准备和部署,力求精细周密,不断告诫干部防止骄傲疏忽;部队开进期间,集中力量进行有关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的训练;同时必须要求部队加强纪律教育,保障在接收、管理城市交通时不出乱子。”
为了保障渡江作战,解放接管整个华东地区,中共中央决定统一党务和军事工作领导。除刘伯承等中原局常委任华东局常委外,由邓小平代替饶漱石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3月14日)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上,邓小平宣布了华东局成员和管辖范围。后来,毛泽东就渡江作战问题亲自向邓小平交代:“交给你指挥了。”会后,邓小平和陈毅等一起返回前方。先是从华东局及三野抽调人员,组成了总前委精干指挥机构,接着,又在安徽蚌埠根据中央军委来电要求,主持制定并亲笔修改、审定了总前委《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瑶岗——南京——丹阳——上海,随着他率总前委、华东局行进的路线,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6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反复研究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的有关讲话、报告、电报,以及老同志回忆文章和访问记录时,邓小平的深谋远虑和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仿佛历历在目,跃然纸上。
从参加七月中央工作会议到准备进军西南
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结束以后,解放军先后接管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京沪杭地区特别是上海又发生了严重困难。例如:帝国主义封锁;处理城乡关系;改造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财经方面困难等等。长期以来,邓小平十分重视经济建设工作。早在抗战时期,他作为中共太行分局、北方局代理书记,就领导了太行等根据地经济建设。此时,他作为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任财经委主任,领导了上海市打击破坏金融非法活动的“银元之战”。他主持华东局会议,分析了当前严峻局面,商定了解决各种困难的意见。然后,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7月14日夜晚到达了北平(今北京)。先后向朱德、周恩来、陈云汇报,特别是向毛泽东汇报了两次,17日又向中央会议作了正式报告。听了邓小平汇报,“毛主席及中央各同志,对京沪杭特别是上海的困难非常重视。决定从全国范围内予以帮助,从全国范围内来解决上海的问题。并决定由陈云同志协助华东局”,与华中等各大区财经负责同志“共同商定具体方案,报告中央批准。”显然,邓小平代表华东局作的汇报,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不久,由陈云代表中央坐镇上海,其他地区也大力帮助,很快就扭转了华东特别是上海严重困难的局面。这是邓小平参加中央会议后主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情。第一次来到古都北平,邓小平却无暇观览名胜古迹。8月1日,他为淮海战役题词。8月4日,他应邀向新政协筹备会议代表做了渡江战役和接管上海情况的报告。8月15日,回到上海的邓小平主持召开华东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重要指示。两天后,他又在县团级以上军政干部扩大会议上做了重要报告,结合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以来接管大城市的经验教训,阐述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解决华东地区困难和进军解放西南指示的必要性,宣布自己和刘伯承、贺龙将率部进军西南,增强大家执行上述指示自觉性和必胜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