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斗争留给我的记忆
时间：2021-04-28 12:06: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57年反右派斗争直接的、有形的后果是在全国划定了55万余名右派分子,但是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体验到,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被定为右派分子的那55万余人的范围。我的回忆当然不是对反右派斗争影响的全面评述,而是讲述个人在反右派斗争以后所碰到的几件事。
同学之间怎样相处成为难题
1954年,华东师大历史系本科共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名新生(由于各种原因,毕业时约100名),其中上海市的学生不到六分之一。第一学生宿舍是原大夏大学留下来的一座老楼,房间比较狭小。室内安放四张双层铁床,当中只能放两张课桌,人走动时也须侧身而过。每间寝室满满当当住8人,两人合用一个抽屉、一槅藤条编织的小书架。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同学之间有时也难免发生一些争执,但是在“民主生活会”上(以由10人组成的小组为单位,每周一次)都会坦诚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彼此很快释然。这样,全年级同学几乎都有着为祖国而学习的共同目标,除寒、暑假外,基本上都是朝夕相处,其乐融融。
可是,反右派斗争以后,同学之间的相处就出现问题了。
1957年7月14日晚上,我记得那天的天气特别炎热,河东的学生们都聚集在文史楼前的大草坪上,通过有线广播,收听学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常溪萍做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总结报告。7月15日,学校正式放暑假。接着,除了班级干部和右派分子之外,其余同学就急忙各自回家度假了。反右派斗争的后期,在学习有关文件中虽然知道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是对于“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一概念的严酷含义,以及今后和右派分子日常相处的关系应当怎样把握,不仅一般同学,恐怕连右派分子自己,也不甚了了。
我于9月初按时回校报到上课。同学之间,包括右派分子在内,经历了一场政治风雨、分别了一个暑假,相聚在一起时,自然格外亲切。其中1班的一位右派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曾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1954年由单位保送华东师大历史系深造,从入学开始就和我很接近。新学期开学后,我和他常常在晚饭后一起聊天。我们除了谈谈各自的暑假生活之外,他更多的是说自己在解放初就投身革命,万万没有想到被划成右派分子。他说开始时怎样也想不通,甚至绝望过;现在想通了,因为这是现实,想不通也得通。我讲不出更多的话,只说我们都还年轻,只要努力读书,认真改造思想,是不会被祖国嫌弃的。
由于和右派分子的过多接近,班级团支部书记很快找我个别谈话,向我指出,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右派分子虽然还是同学,但是不能忘记矛盾的性质。我当然领会这次谈话的意思,从此就躲着他。另一位和我比较接近的右派分子,是校乒乓球队和羽毛球队队员(被球队开除),被调配到另一间寝室。很快我就发现,除掉必要的问答之外,同学们都不再和右派分子说话了。自此,在一般同学和右派分子之间,实际上筑起了一堵无形的大墙。
我后来认识的三个右派分子
我后来认识的右派分子当然不止这三个,不过这三个“右派分子”都有各自的传奇经历。我之所以要撷取他们的各不相同的人生片段,不仅是觉得透过他们的这些人生片段可以看到右派分子是怎样的人,更因为觉得他们的每一个片段,几乎都可以成为文学家的绝好的创作素材。
第一个是我妻子的大哥。
他于1951年秋考入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今黑龙江大学),1953年7月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地质部,担任苏联专家的俄语译员。在毕业离校的前夕,即1953年7月10日,他写下这样一段临别赠言,与同窗好友共勉:“最伟大的爱,应该属于对祖国、对人民、对和平、对正义的爱。为了这种爱,人们可以毫不吝啬地献出自己的一切,家庭、爱情,以至于生命。让我们在祖国经济建设的战线上,培养这样崇高的爱吧!”透过这简短的、滚烫的语言,不难看出他有着一颗为祖国、为人民建功立业火热的心。如同所有的青年一样,他既有热情奔放的一面,也有对生活、工作中的困难,缺乏应有的估计的弱点。当在现实的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种种不如意的时候,难免有些意见,甚至牢骚。这样,领导送给他的批评也就多于表扬;他那颗本来火热的心,也被越浇越凉。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裂痕,并很快渗透到两国的国家关系上来。1957年,由于在华的苏联专家大批轮换回国,很多俄语翻译因此而赋闲,他也被调到地质部在广州的一所机关工作。他从原来的苏联专家译员,变成一名坐办公室的职员。工作性质和工作条件,乃至生活条件的变化,使他产生了失落感,并几次以专业不对口为由,要求调动工作,均没有得到领导的回答。“鸣放”时,他批评领导“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并说“有的苏联专家只是中专毕业生,没有什么实际水平”。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提过的那几条意见被上纲为“反党”、“反苏”;并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当然不服,写信向上级申诉。那年月,这类申诉信件都是退还给原单位处理。可想而知,申诉的结果会是怎样!最终,他被作为“极端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在劳动教养期间,他仍然不服,并且写信申诉。结果是:每申诉一次,就被延长劳动教养期,直至被关进“黑屋子”(关禁闭)。他再也不敢申诉了;他认命了。1964年春,他终于熬到劳动教养期满,走出劳改农场。此时,他的原单位已经撤销了,遂被遣送回原籍上海。他背着黑锅,没有了工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难言的苦涩,做临时工打发时光。直到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才得到平反,恢复名誉,被安排到一家油漆厂技术科工作。此时,他已从原先那个满腔热情、富有理想的青年,变成身心俱疲,神情呆滞的老人了;他的青春年华早已付诸东流!
第二个是上海师大(原上海第一师范学院)1957级的一位女学生。
1958年秋,我随1957级学生一起到南汇县下沙人民公社劳动。在劳动中,我发现一位女学生总是默默地独自干活,从不和周围的同学说话。那位女学生长得端庄、壮实,一看就知道是北方的女孩子。一般来说,她应该是活泼的、外向型的,为什么那么孤独呢?经过了解,我才知道她是右派分子。但是学生们只知道历史系的领导宣布她是右派分子,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纳闷:哪有不经过公开批判,就由领导宣布为右派分子的?又经过多方了解,才知道那位女学生,在她那表面的孤独的背后,之所以被宣布为右派分子的那哀绝的原因。
原来那位女学生来自山东某县的农村。高中毕业前夕,和同班的一位男同学确定了恋爱关系。她考取了上海第一师范学院,而他没有考取高校,彼此在通信中互相鼓励,爱情之花绽放得愈加美丽、纯真。她的家庭成分是中农,1956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她家中原来比较齐全的农具、耕畜,统统被收归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连比较宽敞的房屋也成了农业高级社的会计室。对于这场“高潮”及农村干部的那些做法,她一时想不通。于是,她在和他的通信中,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也细诉了她的那些想不通。他读了那些信后,非常着急。他一面写信劝导她,同时将有她想不通内容的信,寄给上海第一师范学院的领导,目的是希望领导也帮着做工作,帮着提高她的认识。上海第一师院的领导看了有这些内容的信之后,认为这是污蔑党的农村干部,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代表了反动富农的思想情绪,在反右派斗争“补课”中,立即准备进行公开批判。历史系党总支领导向校党委领导进言:一个女孩子的情书,拿出来公开批判,这样做是不妥的。校党委总算考虑了这条意见,将准备对她进行公开批判,改为当众宣布她是右派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