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命运的书写及其他

时间：2021-04-25 00:01:47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阵痛》（张翎）——《留守女人》（方格子）——《爽》（李爽）——《所有路的尽头》（弋舟）——《紫花翎》（陈冲）——《假面》（孙频）——]
　　细察当下时代的现代汉语写作，其约略可以被区分为如下四种不同的类型。其一，是大陆地区汉族作家的汉语写作。这是拥有作家数量最多的一种汉语写作。因为汉语是自己的母语，所以此一类型的写作，对于写作者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二，是大陆地区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按照官方的说法，共有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这些民族中，大多数没有自己的文字。另外一些民族，尽管也有自己的文字，但或许因从小就在接受汉语教育，他们民族的一些作家同样会使用汉语进行写作。藏族作家阿来、扎西达娃，回族作家张承志，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等，可以说最具代表性。其三，是台湾、香港、澳门这三个地区的汉语写作。尽管同属于中华大家庭，但由于政治与历史的缘故，三地社会政治制度与大陆地区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带来的就会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截然差异。虽然同为母语写作，但三地汉语写作自成一体，却也还是一个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其四，是目前已经不在大陆及台港澳居住生活的，已然移民到其他国家并成为居住国公民的那些海外作家的汉语写作。这里，需要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尽管已经入籍其他国家，但在文学创作时却一直使用着自己的母语即现代汉语的这样一类文学创作，在未来的文学史写作中，究竟应该被纳入居住国的文学史之中，抑或还是纳入到汉语文学史之中？关键问题恐怕在于，我们到底更看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还是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固然无法否认，但相比较而言，文学与语言的关系却无疑要更加密切许多。所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云云，其根本内涵实质上就是在强调语言是文学的本体。离开了语言这一本体，文学自然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存身之所。一句话，没有语言，何来文学？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这些海外作家已然移民海外，但在文学的疆域层面上，恐怕还是应该纳入到汉语文学史的版图之中更具合理性一些。
　　之所以一开篇即探讨当下时代四种不同类型的汉语写作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话题将从一位海外作家张翎的长篇小说《阵痛》（载《中国作家》杂志2014年第2期）开始。只要是关注当代文学发展的朋友，就会注意到，自打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批海外作家文学创作的异军崛起，便成为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被轻易忽略的重要文学现象。曾经在2000年就已经获得过诺奖的文坛骁将高行健自不必说，诸如严歌苓、张翎、陈河、陈谦、袁劲梅等一些海外作家的文学创作，在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所占份额的日渐扩大，也是无法被否认的事实。无论是国内重要的文学期刊，抑或还是重要的文学奖项，我们总是能够发现有这些海外作家的身影存在。那么，海外作家为什么会在新世纪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呢？一方面，文学写作是一项更多依赖于艺术天赋的事业，偏偏是在这个时候，在那些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当中出现了一批拥有写作天赋的作家，实在没有多少道理可讲。但在另一方面，思维文化全球化态势的日益明显，中国文学融入到世界文学大潮中的国际化趋势渐趋强劲，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这样一种重要文学现象的形成。对于文学批评而言，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尽快把这种重要文学现象纳入到自己的关注研究视野之中。张翎的这部《阵痛》，自然是新世纪海外作家汉语写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单纯从生理学的意义上说，“阵痛”是一种女性特有的生命体验。张翎这部长篇小说的标题命名本身，就已经强烈地暗示出，作品的基本写作方向，与女性的生命存在，与女性命运的展示与探究存在着密切关系。具体来说，张翎所书写着的核心命题，就是一个家族中三代女性的生产问题。首先当然是上官吟春的“逃产”。身为大户人家的太太，上官吟春之所以被迫在出逃的路上生下自己的女儿，与当时那场残酷的民族战争存在着直接的关系。上官吟春是在年仅十八岁的时候，嫁给比自己的爹还要大两岁的时年已经四十一岁的大先生陶之性为妻的。在吟春之前，大先生已经先后娶过两个妻子。没想到，一个因寒热病早丧，另一个折腾了七八年都没有能够给丈夫生下一儿半女。还算殷实的家境，却没有能够传宗接代的子嗣，大先生自己不急，他的母亲吕氏却无论如何都耐不住性子了。吟春嫁到陶家的根本使命，就是早生孩子，早日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未曾料到的是，就在吟春想方设法试图完成生育使命的时候，却在一次回娘家探望生病父亲的路途上，不幸遭遇日军士兵，被日军士兵强奸了。吟春本想把如此巨大的羞辱彻底隐瞒过去，没想到，就在被强奸后不久，医生前来给她诊病，发现她居然怀孕了。那么，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孩子呢？吟春本能地希望是大先生的。因为抱着如此一种强烈的愿望，吟春试图继续把被强奸的真相隐瞒下去。妻子怀孕，对于一直没有子嗣的大先生来说，本来是天大的好事，但他却一反常态地高兴不起来。却原来，这次从省城返乡与吟春同床之前，大先生曾经专门因为生育的事情去看过医生。医生的诊断结论异常残酷，大先生没有生育能力。正因为事先已经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所以面对着吟春的有孕在身，大先生就无论如何都高兴不起来。不仅无法高兴，反而还会疑窦丛生：医生既然断定自己没有生育能力，那么，吟春肚子里的孩子究竟从何而来？吟春面对大先生逼问时的最终坦白，让拥有强烈民族气节的大先生顿然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谁的，我都认了，偏偏是……”大先生不情愿戴绿帽子，但他却更不情愿戴来自于日本人的绿帽子。在得知自己妻子肚子里的孩子居然是日本人的孽子之后，深明大义的知识分子大先生难以摆脱的精神痛苦确实可想而知。在了解到大先生的真实心意之后，吟春曾经几次试图制造事端让自己肚里的孩子流产，但却都无果而终。到最后，实在无可奈何的大先生只好乖乖地认命：“‘我认了，我认了那个狗东西。’大先生低沉地咆哮着，把头埋进了手掌。”“‘只要你，不告诉任何人。’他说。”这可真的是咬碎了牙只能够往肚里咽了。置身于中日民族战争期间，自己的妻子不仅被强奸怀了日本人的孩子，而且这孩子还只能够生下来。这样一种窝囊、屈辱与痛苦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复杂感受，一般人着实无从想象。他之所以在日本人把守着的富阳县城拒绝向膏药旗鞠躬行礼并因此而惨遭毒打折磨，与这种复杂感受之间，存在着无从忽略的内在联系。吟春之被迫离家出走并最终把女儿生在奔逃的途中，与大先生把她肚里的孩子称为“贼种”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大先生偏偏说了贼种——那是决绝的，一生一世的，眼不见了也还在心里存着的恨。”惟其如此，当她预感到生产的时刻就要到来的时候，方才毅然决然地决心离家出走。因为，她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个大先生眼中的“贼种”出生在大先生面前。没想到，到最后，当肚里的孩子在山洞里终于生出来之后，她才最终确认，这个孩子的父亲正是大先生。因为“她看见了她的右耳廓里，长着一团细米粒大小的肉。她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便拿手去捻。真真切切的，她摸到了一块肉——一块和大先生耳朵里一模一样的肉”。遗憾在于，这样的证实与发现为时已晚。等到她带着大先生的孩子回到家中时，大先生和吕氏都已经撒手人寰了。大先生为何而死？“大先生是叫她害死的。其实害死大先生的，也不全是她。大先生是叫慢刀乱刀凌迟至死的。起先是肖安泰的事，再后来是省城那个庸医，再后来是那个唇边长着一颗痣的日本人，再后来是她肚腹里的那块肉，再后来是富阳城楼里插的那面膏药旗……一刀接一刀，一刀又一刀。这刀那刀的都混在了一处，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刀最后送了他的性命。”归根到底，无论是大先生之死，抑或还是吟春自己的“逃产”，都是那场残酷血腥的民族战争导致的结果。通过大先生与吟春的苦难遭遇，对于反人性的战争暴力进行深入的批判反思，显然是张翎所欲达至的思想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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