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刑法思想儒家化视角下重刑主义的演变
时间：2021-04-11 00:01: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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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刑主义，源于法家思想，为战国时期、秦朝的刑罚思想。而秦朝的迅速灭亡使得统治者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刑法思想也走向了儒家化的道路，重刑主义思想逐步被仁政思想所取代。整体而言，虽然封建刑法仍体现重刑的特点，但是其思想之转变对于当今还是有着十分深刻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重刑主义；刑法思想；儒家化；刑罚
一、重刑主义——严苛而久远的刑罚观
重刑主义，指中国刑法中的严刑峻法的制度与思想。重刑主义源于法家，其哲学基础是法家所坚持的“性恶论”，在刑法作用的理论上坚持恐吓主义。就其内容而言，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刑种苛杂；（2）罚不当罪；（3）肉刑发达；（4）死刑残刻。其具体体现为：
（一）在刑种方面，严酷而繁多
如《尚书大传》有云：“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夏刑则大辟二百，髌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虽这些史料记载的是秦汉之前的刑种，难以核实其所称是否精确，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当时的刑罚数量之多，刑种之严酷。秦汉之后，史料记载逐渐增多，我们可以从史料中得到更为直接的证据：“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程树德的《九朝律考》称，汉之刑罚有十五种，死刑三：枭首、腰斩、弃市；肉刑五：宫、刖右趾、刖左趾、劓、黥；髡刑一：髡钳城旦舂；完刑一：完城旦舂；作刑五：鬼薪、白粲、司寇作、罚作、复作；赎刑、罚金、夺爵、除名、夷三族、徙边、督；鞭杖；顾山；禁锢各一。
（二）在刑罚方面，罚不当罪
这既包括轻罪重罚，也包括殃及无辜。比如，殷代规定“路上弃灰者斩手”，也就是说，在路上污染环境的就要斩手，刑罚之重可见一斑。再如，《法经》中规定“拾遗者刖”，将侵占这一危害性较小的轻罪，配以斩足的重刑，可见刑罚之严酷。罚不当罪最为标志性的体现当属“株连”制度。自秦文公创制“株连三代”的刑罚制度，后世君王更是变本加厉，发展为“株五族”、“株七族”、“诛九族”，甚至于明代方孝孺因不肯为明成祖写登基诏，被株十族。这些都是严重违反现代刑法有关“责任主义”原则的，但在当时却是维护皇权的严酷手段。
（三）在肉刑方面，极为久远且毫无人道
肉刑的处罚依据在于同态复仇。奴隶社会时期，《周礼·秋官·大司寇》中记载：“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由此可知，奴隶制五刑中，肉刑占了四种。尤其春秋战国时期，肉刑盛行，便产生了“履贱踊贵”的异常的社会状况。秦始皇时期更是有“劓鼻盈累，断足盈车，举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人之徒”的记载。
（四）在死刑上，罪名繁多且手段过于残忍
首先，在罪名上，《周礼·秋官·掌戮》记载：“掌斩杀贼谍。”注曰：“斩以斧钺，若今之要斩也。杀以刀刃，若今弃市也。”《礼记·文王世子》记载：“狱成，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西周初死刑达到500条，后减少至200条。《汉书·刑法志》中记载：“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魏书·刑法志》记载：“于定国为廷尉，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涉及罪名除了大逆不道、大不敬、不孝、杀人、抢劫、盗窃、强奸等传统重罪之外，还包括了监守自盗、乱伦行为。
其次，在死刑执行上，方法繁多而残忍。如：诛、戮、燔等；商朝创制了许多更为残酷的死刑方式，如：挖心、炮烙、醢、葅、剖、活埋、焚炙、刳剔等。《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的秦朝死刑包括：戮、弃市、磔、定杀、射杀、具五刑、腰斩、车裂、枭首、囊扑、凿颠、坑、绞、族刑等。
尽管从刑罚制度角度来看，各朝代都未能走出重刑思想的藩篱，但从刑法思想角度来看， 对重刑的批判从未停止，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儒法两家刑罚思想的激辩。
二、重刑主义的争辩——先秦战国时期儒法两家的论战
法家和儒家及其所秉承的三代时期的刑法思想都主张“以刑去刑”，“刑期无刑”。然而两者的方法截然不同。
（一）法家的刑罚观
法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重刑主义的代言人，几乎所有的法家都坚持严刑峻法。管仲曾说“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因而“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商鞅认为“ 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 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 则刑去事成， 国疆；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 国削。”他还坚持“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韩非在理论思想上大体继承了商鞅的重刑思想，其在著书中写道：“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与重罚。”简单解释而言，管仲认为百姓喜欢奖励，不喜惩罚，趋利避害为人之本性，因而奖励和惩罚都要加重，以引导人民从善而为。商鞅和韩非则认为若要国家兴旺发达，必须严刑峻法；不仅如此，还要轻罪重判，这样不仅能惩罚罪犯，也可以威慑百姓。
探究重刑主义存在的依据，我们不难发现：理论上，“性恶论”是当时普遍的见解。如商鞅所说的“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从现实角度，重刑思想契合了强权政治的需要，是当时结束战乱与动荡的铁腕政策，但在能否将其作为动乱结束之后的国家管理上，法家的重刑思想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其中最为有力的是来自儒家的批判。
（二）儒家的刑罚观
与法家不同，儒家在刑罚上一方面强调“仁政”“爱民”，主张矜老恤幼，慎刑轻刑，强化道德的作用，减少刑罚的适用范围，反对暴政苛刑。儒家经典著作《尚书》中批判苗族的重刑是亡国亡种的根源，主张刑罚应当宽简适中。孔子曰：“ 子为政，焉用杀”，“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孟子说过“ 杀一无罪，非仁也”，“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关于赏罚曾发表过如下观点：“赏不欲僭， 刑不欲滥，赏膺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毋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这段话将仁政更进一步，在谈及赏罚之度时，荀子认为尽管有时奖赏会让小人得利，但是可以超过必要的程度，然而，惩罚则不可以滥用，以免伤及无辜。对于法家所惯用的族刑，荀子曾深刻地评价道：“ 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虽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论罪也。先祖当贤，后子孙必显，行虽如莱封，列从必尊，此以世举贤也。以族论罪，以世举贤，虽欲无乱，得乎哉”由此可知，荀子在一定程度上是奉行“责任主义”的，其反对刑罚的滥用，认为族刑是非常不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