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党发展社会事业的特点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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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民主革命时期，党对改造和发展旧中国的社会事业进行了艰辛探索。通过维护工人阶级的社会权益，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对乡村社会事业的重点关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展社会事业以发动群众、支持革命斗争为直接目的；对旧中国社会事业的改造体现党建立全新社会制度的理想。党对社会事业的探索为领导民主革命胜利起到重要辅助作用，同时为领导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事业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
　　[关键词]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事业；探索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2)10-0023-04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始即以打破旧秩序、建设新社会为奋斗目标。民主革命时期，面临繁重的军事斗争任务，党也抓住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实践机会，对改造和发展旧中国的社会事业进行了重要探索，为党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扩大自身影响、争取群众支持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一、维护工人阶级的社会权益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坚决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为改善旧社会工人阶级生活困苦、各项权利毫无保障的状况进行了不屈的斗争，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为中国革命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早在成立初期，我们党就广泛发动工人运动，领导广大劳工为保护自身权益进行坚决斗争。1922年，党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并提出劳动立法四项原则，即保障政治上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实行劳动补习教育。同时发布劳动法大纲，包括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国际联合权，以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待遇、规定最低工资、保护女工和童工等等。[1]党的二大强调要制定关于工人的法律，改善工人待遇，废除包工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设立工人医院、工人保险，保护女工和童工以及失业工人等等政策。党的三大提出要实行男女工资平等、废止未满14岁童工、星期日休息等政策。这些政策在工人中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工人阶级将党看作自身利益的忠实代表，并在实际斗争中成为党的坚强后盾。到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政府将维护工人权益的相关政策以宪法和劳动法的形式确立下来。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提出：“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2]1931年12月1日颁布实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是第一部以国家名义颁布的劳动法，它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切入点，力图保障工人阶级的生存和工作权益。但是，由于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该劳动法照搬苏联和国内大城市的做法，提出了一些过“左”的劳动政策，严重脱离农村革命根据地实际。1933年中央重新修订了劳动法，对一些不切实际的条文作了修改，缩小了雇主范围，变通了劳动时间，限定了休假日期，取消了双薪规定，修改了工资报酬，降低了保险条件。[3]自此，根据地工人阶级的利益有了法律保障。抗日战争时期，在保证工人阶级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党对劳资关系政策作一定调整。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4]这种调整，既维护工人权益，又适当照顾雇主利益，使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党对工人阶级社会权益的关注，符合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基本性质，巩固了党在工人阶级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也为其他阶级争取社会权益树立了榜样。更重要的是，党对劳资关系等问题的关注，为党探索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处理劳资关系、有序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积累了一定经验。
　　二、改造和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事业
　　党高度重视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客观上维护了农民群众利益，同时也推动了乡村社会风俗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提高了党在广大贫苦农民中的威信。
　　（一）改造农村社会习俗，树立新的社会风气。大革命期间，党领导发起规模宏大的农民运动，不仅从经济上动摇了农村封建制度的根基，也给农村带来新的社会风气，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农村社会秩序有了极大改变。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共产党在大革命期间发动的农民运动，包括禁牌、禁赌、禁鸦片，禁止花鼓、轿子，以及禁止铺张浪费的酒席等，有利于“社会恶习之反抗”。[5]张鼎丞在《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中指出：“我们是共产党人，要实现党的政治主张并为其最高理想而奋斗，必须从实际出发，从群众最易接受而又最关心的事情做起，从‘平凡的小事情’着手，逐步实现远大的目标。”“我们从这些小事情入手，提出不嫖、不赌、不吸鸦片的口号，团结争取群众。”“我们领导了这一工作，受到了群众的欢迎。”[6]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动了改造乡村旧习的运动。一是严厉禁止吸食和种植鸦片。二是反对封建迷信，破除封建旧俗。如提倡科学的医学卫生习惯，禁止造谣惑众的巫术，“必须动员一切部队机关中的西医除为部队机关服务外，兼为群众服务，尽量给老百姓看病或住院，并于必要时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必须动员和帮助一切中医和一切药铺认真为群众服务。”[7]三是提高妇女地位，提倡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边区政府颁布了相关法规，废除妇女缠足的旧习。党还旗帜鲜明地强调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等新观念，并出台相关制度法规保障妇女的地位和权益。
　　（二）开展扫盲运动，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毛泽东在大革命期间对湖南农村的教育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他总结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农民以前不习惯“洋学堂”，不重视文化教育，但大革命期间，“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现出来……”[5]在浙江，沈玄庐协助建立了衙前农村小学，并发布《衙前农村小学宣言》，旗帜鲜明地向旧的教育制度宣战：“我们已经了解农村小学校经费的性质，已经改变掠夺劳动剩余的性质为自己使用的性质了。我们更了解农村小学校所施的教育性质，已经改变有产阶级训练爪牙的教育性质为‘人的发见’的教育性质了。”[8]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教育和普及教育。社会教育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扫除文盲，边区政府号召乡村民众一边生产一边学习文化知识，学习相关技能。“社会教育使边区乡村成年男女普遍的经受了一次文化教育民族意识教育的洗礼。”[9]在发展社会教育的同时，边区政府还大力推广普及教育，提出在边区实行三年的免费普及义务教育。《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实施纲要》规定：“三年初级小学教育，为边区儿童必受之义务教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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