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的欧洲家庭政策:变化及其延续
时间：2021-03-19 20:16: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近二十年来，家庭以及与家庭相关的政策成为了欧洲各国关注的焦点。从家庭政策的类型学意义、解释框架和属性特征三个层面审视欧洲家庭政策，可以看出近二十年来欧洲家庭政策出现了四个新变化：（1）家庭政策的个体化；（2）家庭支持力度的加大；（3）家庭与工作平衡的强调；（4）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结合。但从福利国家的指导思想、家庭的角色与本质、以及家庭中性别关系的取向可以看出，欧洲家庭政策虽在变化，但并没有触及其实质及传统根基，延续仍是其根本。
[关 键 词]欧洲家庭政策变化延续
[基金项目]本文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家庭政策与家庭服务社会化研究”（项目编号：10BSH027）资助。
[作者简介]赵芳，女，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陈艳，复旦大学社会工作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C91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72（2014）01-0020-09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福利国家关于“新的危险”和需要更多的“新的政策”的论战中，家庭已经成为了关注的焦点。①家庭和家庭相关的政策已在西方福利国家稳固地获得公众的关注，甚至包括像荷兰、英国这样没有在家庭事务中给予政府一个明确角色的国家。②虽然各国家庭政策在应对新挑战时的反应存在差异，但毫无疑问，在西方福利国家，家庭政策正在经历一个改革变化的过程，家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视。③欧洲是家庭政策的起源地，在推进家庭政策的发展和改革上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了解欧洲家庭政策的变化及其延续，将会对我国家庭政策的形成和完善产生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研究家庭政策的分析框架
“家庭政策”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期的法国与20世纪初期的瑞典，但是从概念提出至今，关于这个概念涵义的分歧始终存在。有学者指出，如何界定和澄清家庭政策的涵义取决于国家特殊性及其历史情境。①1990年，欧洲一家权威的家庭政策研究机构“全国家庭政策欧洲观察所”，在其发布的年度报告中仍然认为，因为家庭政策的概念界定非常困难，所以任何一种定义都可能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抽象概念”。②
涵义虽有歧义，但要审视欧洲的家庭政策，还是有其清晰的研究路径可寻的，可以分别从其类型学、解释框架和属性特征三方面审视欧洲家庭政策的变化。
1. 家庭政策的类型学分析
福利体制的差异会影响该国家庭政策实施的目标和内容。依据Esping-Andersen的福利国家体制类型学分类，可将传统的欧洲福利国家归为三类：以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保守主义。也有学者将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从大陆保守主义中提取出来，称之为南欧/地中海福利国家体制。③
Esping-Andersen的类型学分类为研究西方福利国家的制度及政策提供了视角，但是与各国的家庭政策状况不能完全匹配，比如大陆保守主义的法国其实在家庭政策上起步很早，对家庭的支持力度更接近于北欧各国。所以，在Esping-Andersen分类的基础上，再加上对各国相关家庭福利项目的分析，在研究家庭政策时，可以将欧洲家庭政策分为三类：（1）政府为家庭提供最大程度的支持，包括高现金福利和各项服务的提供，尤其致力于促进男女间的平等，推崇双职工-双照顾者（dual-career and dual-earner）的家庭模式；（2）政府为家庭提供辅助性的支持，即保障一定程度的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但是在基建支持和法律保障上的力度不够，限制了母亲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3）国家对家庭的现金支持和照顾供给非常有限，只有当市场与家庭失灵之后，才对家庭有所干预。他们认为若国家强制涉足家庭生活，将会限制和破坏家庭的自由，因此主要是在家计审查的基础上对家庭进行补缺式的支持。
从最大限度、有限度和补缺式三种家庭政策的类型学差异，可以观察到欧洲各国家庭政策背后不同的福利国家的目标与内容。
2. 家庭政策的解释框架
Margitta Matzke and Ilona Ostner曾提出解释家庭政策的四个维度，即“资源的”、“观念的”、“社会的”与“政治的”。④“观念的”主要是指政治家、知识团体、公众的观念和态度变化以及相互联系对家庭政策的影响；“社会的”主要指从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上理解家庭政策的变化；“资源的”是从人口变化、女性角色变化上理解家庭政策；“政治的”则指对家庭政策改革的政治过程作微妙描述。
根据这四个维度的组合，可以将家庭政策解释框架分为四类：（1）资源——社会的：这种解释往往与社会经济和人口变化有关，家庭政策积极回应长期的人口挑战，女性群体成为关注的焦点，分析的焦点在于社会行动者的偏好，强调维护个人和有组织的群体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2）资源——政治的：将政策变化与政治变化相连，包括执政者、执政党的变化，政治行动者的资源取向成为关注的焦点，强调体制的约束、权力资源以及政治的制度化影响；（3）观念——社会的：强调社会的观念、大众的态度在构建家庭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人（尤其是女性）对于什么是好的生活，以及生儿育女和就业态度的变化都会引起家庭政策的变化；（4）观念——政治的：政治家的选择源自某种观念和价值，而观念的变化可以追溯到某些“知识团体”，知识团体解释了社会现象的本质，并对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给出了建议，政治家选择听从或不听从知识团体的建议，以决定某些变化是否必要。
研究欧洲家庭政策，可以利用这四个解释框架，从不同层面来观察引发欧洲家庭政策变化的原因及其变化历程。
3. 家庭政策的属性特征
研究家庭政策，可以根据国家干预家庭政策的合法性，以及家庭体制是显性还是隐性来观察家庭政策的变化。显性和隐性的家庭政策因制度背景、政策范围、现金支持和公共服务不同而呈现差异。显性家庭政策（explicit family policy）是刻意设计以帮助家庭成员完成个人在家中角色，或对家庭整体进行介入的政策，它聚焦于“家庭事务”，尤其关注家庭功能，相关的政策包括人口政策、儿童照顾政策、家庭现金支持计划等。隐性家庭政策（implicit family policy）是指在其他领域中所采取的并非针对家庭的，但对家庭幸福（如家庭稳定、家庭关系及家庭责任的承担）有重要影响的政策，如税收政策、住房政策等。
据此，可以将欧洲的家庭政策分为“温和的”隐性主义家庭政策和“强势的”显性主义的家庭政策，从中探讨家庭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国家干预立场以及家庭政策的体制性变化，审视出政府——市场——家庭三者的责任界限、角色及相互间的关系。
二、 欧洲家庭政策的方向性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社会结构变化来看，西方社会经历着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例如全球化和去工业化对于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从人口结构变化来看，西方各国普遍较低的人口出生率以及日益增长的老龄化使得人口结构较以往有了很大不同，劳动力市场缺乏活力，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其中；从社会观念上看，人们对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尤其是对于有孩子的女性来说，如何在照顾好孩子的同时兼顾好工作是亟需解决的大问题。因此，近二十年来欧洲家庭政策主要围绕着以上的背景和问题而不断地调整和改善着，在诸如儿童照顾、应对劳动力市场的挑战和女性就业方面，与日俱增的是国家干预立场。我们从其类型学意义、解释框架和属性特征分析入手，分析出欧洲家庭政策的四个方向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