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云锦风在下（二）

时间：2021-03-06 00:00:31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的论著陆续译介至国内，不仅在学理和方法上拓宽了中国学者自身在研究本国问题时的思考路径，而且也使国人开始注意到这些“洋先生”（部分学者其实是华裔）书中描述的中国形象。相比于汉学家的专业著述，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这三类早期来华人士留下的大量论述中国的文字虽在学术体例和专业规范两方面略逊一筹，但由于它们一般都具有较为宽广的视野和顺畅通达的文笔，往往也更具可读性。
　　其中，外交官这一群体因其工作性质的特殊而又使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有别于传教士和商人。诚如著名学者周振鹤先生为《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所写序言中所说：“中国自晚明到晚清，大致完成了从‘中国的世界’到‘世界的中国’的观念的演变。”由于中国古代长期缺乏近代意义上的平等外交观念，中国人上至皇帝下至布衣无一不皆以中国为中心来看待天下。在时人心中，中国就等于世界，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交往只存在所谓“朝贡关系”。因此，西方外交官的进入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这一老大帝国逐渐摆脱自我中心而融入世界的步伐，虽然这一步迈出去多少有点不情愿，且伴随着挣扎和痛苦。同时，外交官因享有豁免权而使他们较之传教士和商人能更便利接触到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政府高层），并在交往过程中亲身感受有别于西方的另一套制度建构和文化礼俗，这既丰富了他们的在华见闻，而两相比较后的结果则更使他们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和同情，直接助益中西双方的交流。
　　从这点来看，《真正的中国佬》（The Real Chinaman）便是这样一部书。该书作者系长期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的切斯特·何康比（Chester Holcombe，1844—1912），中文名何天爵。1869年来华负责北京的公理会教会学校，自1871年辞去教会职务至1885年，何天爵先后担任美国驻中国使馆翻译、头等参赞、署理公使等职，曾参与起草1880年关于华人移居美国的条约以及1882年同朝鲜的签约工作。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期间，何天爵也曾接待陪同，并在处理美国侨民在华经济纠纷和教案方面不遗余力。1885年回国。1895年，时值中国甲午战败，何天爵以他在华生活时的所见所闻为基础出版《真正的中国佬》一书，内容广涉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语言教育文化、家庭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译者在后记中盛赞何天爵此书“是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副全方位、大视角、内容较为生动丰富的画卷”。
　　何天爵在前言中坦承，“我们总是喜欢用自己建立的一套标准模式去判断要求他人”。因此，“对于他人，我们需要多一些全面的了解，而少一些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评头论足”。何天爵所言其实并非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细细思量，国与国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循此理路，何天爵敏锐抓住横亘在中国与西方之间，阻扰两方平顺交往的一大障碍——外交思维的本质不同。
　　今人常言外交乃内政之延伸，外交官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为母国攫取利益（最为显著的莫如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此系以现实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利益外交。自步入近代以来，特别是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为标志，首先是英、法、俄、德（或其前身普鲁士）这四大欧洲强国，随后形成以此四国和新兴强国美国共同主导下的国际关系格局。虽时有康德这样的深邃哲人发出永久和平的呼吁，但现实主义因其吻合各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升和殖民主义势力对外扩张的无限贪欲而成为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外交思想的主导型态。受此影响，外交的目的唯有利益，没有道义可言。相比之下，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则不然。由于本身国力雄厚及受儒家学说的长期浸淫，中国人素以“宗主—藩属”的名义来界定对外交往。对中国统治者而言，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概念不仅荒唐可笑，而且赤裸露骨。对中国来说，其它国家好比小弟弟，自己则是大哥。小弟弟只需定期来贡，接受册封即可——这就等于承认了中国作为大哥的地位，至于小弟弟能否给大哥带来实惠则并不重要。长此以往助长了中国人的骄傲、自满和对外部世界真实情况的无知程度，此一情绪发展至晚清已呈登峰造极之势——尤为表现在对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西方仍茫然无知。“中国对于西方各国的特点和其地理位置一无所知，却是确信无疑、不言自明的”，何天爵以“恒星—卫星”来形象说明中国人思维中根深蒂固的天下中心意识。明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和西方之间为何“绝对没有交往的共同基础，也绝对没有彼此认可的共同的利益支点”。随着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虽然一方面被迫打开国门，从沉睡中醒来，但另一方面却也因为从之前几千年来已经习以为常的傲视四方变为俯于人下而产生极度自卑和对西方的仇视，这严重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和双方交流。何天爵撰写此书的目的即在于以了解之同情向读者展示他所看到的中国，尽可能增进中西之间的互信。
　　不论中国抑或西方，作为社会基本分子的家庭都扮演着类似埃及金字塔底座的角色。对中国人而言，“家和万事兴”，儒家先贤更是把“齐家”视为一个读书人能否“治国、平天下”的先期前提。因此，中国人高度重视婚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那些“光棍”或“独身”的男女在这个国家内不仅将会受人嘲笑、鄙夷，政府也会把他们打入另册。然而，何天爵发现婚姻在中国人的语汇中并不意味着新家庭的组建，因为“婚姻并不能解除一名男子对其双亲所担负的责任和义务，更不能够在任何程度上削弱他那天经地义地对父母的服从和赡养”。婚姻的本质并不是男女双方互相爱慕后的自然结合，它更多履行的是为男方传宗接代、延续家族香火的责任，而新郎新娘在结婚之前很有可能连面都没见过，“将两人拴在一起的那条婚姻纽带与恋爱没有丝毫的瓜葛”。正因如此，只要一名男性有能力供养，他可以在正妻之外娶妾，这既是该名男性尊贵地位的象征，同时也确保能有男性继承人，这一点对皇室尤为关键。
　　在家庭内部，男性主导着整个家庭的日常运转，女性则处于弱势和受支配的地位。新娘嫁入男方家庭后便失去了与自己的家及其家人的联系，成为其丈夫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员。作为妻子，她必须服从丈夫以及公婆，特别是要学会处理如何与婆婆相处，并同时承担起相当繁重的家务劳动，某种程度上与一受人使唤的仆役并无二致。只有当产下男孩成为母亲后，她在家庭内部的地位才会有所提高。有意思的是，她也将自己作为媳妇时所受的种种怨气想尽办法全部撒在未来儿子的新婚妻子身上。“斗转星移，她也会变成几个媳妇的恐惧之源：她会向他们作威作福，把她在做小媳妇时忍气吞声遭受的一切苦难和折磨，再重新发泄到自己的儿媳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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