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哲学构建：一个研究线索的探寻
时间：2021-02-26 12:03: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中国外交哲学构建”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如何走向细化和深入是学界的难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前提就是要明确“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的学科方向、基本思路、分析框架和逻辑基础，从而提出“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的目标和有待解决的难题。最终，“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能够名副其实，实现形式与内容、逻辑与历史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 中国外交哲学构建 学科方向 基本思路 分析框架 逻辑基础
一、引 言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早在1925年，孙辉智发表《言论：论国民当普及崇实哲学以强外交》一文，文章指出：“昔人有言。外交为拆冲御辱之具。故宜智计殊绝。手腕灵活。……然我国民。当以普及崇实哲学。以强外交为己任”孙辉智.言论：论国民当普及崇实哲学以强外交[J].五九月刊（六）：7-8.。这是中国文献中比较早的论述“外交”与“哲学”关系的话语。学界通常引用顾舒馨、林添贵翻译亨利·基辛格著作《大外交》中的金灿荣序和周恩来《中国人办事的一些哲学思想》来说明“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的起点和重要性问题。从张睿壮在《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发表《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外交哲学？——评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选择》时起，“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已经处于起步阶段。从此，“外交哲学”“中国外交哲学”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也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发展至今，根据目前掌握的现有资料，学术论文不少于40篇，硕士学位论文不少于4篇，间接论述中国外交哲学的博士论文不少于1篇，间接论述的专业著作不少于8部（详见附录：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学术发展史分析表），“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也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学术发展历程。其中，赵可金的《中国地位与世界角色——探索新外交哲学》和杨洁勉的《中国外交哲学的探索、建设和实践》是学界近年来的最新梳理和总结，于向东和施展在《文化纵横》刊物上进行了以“反思中国外交哲学”为主题的连续六期对话式探讨，也比较有影响。
笔者在博士论文《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的思考和写作过程中，经过梳理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的学术发展史后认为，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2年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主要是争鸣和起步阶段；第二个历史时期是2002—2012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主要是起步和探索阶段；第三个历史时期是2012年至今，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哲学构建主要是探索和完善阶段。但是，在梳理现有学术成果和开展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又不得不触及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争议和发展这么久，中国外交哲學构建研究究竟是属于哪一个学科方向？第二，学界内都认识到了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的基本思路究竟是什么？第三，既然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凸显的是“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派”，那么，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的分析框架究竟是什么？第四，既然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这一研究课题已经成为学界共识，那么，这一共识的逻辑基础是什么？这四个问题是从事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必须要解决的学术难点和创新问题，否则，“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无从谈起。笔者经过长期思考和探索后做出几点构想，针对这些构想提出拟解决的难题，以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和共同参详斟酌。
二、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的学科方向
周恩来有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共同的，基本的就是那么几条，具体化了就会有发展。”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60.这实际上已经点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性命题。针对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的学科视域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范畴之内进行学科方向研究，主要有着以下几点理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言以蔽之，就是思考和解决：“化什么”“化出什么”和“如何化”的问题，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字眼在于“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理论的形态，一种是实践的形态。理论形态一般滞后于实践形态，实践形态通常有必要上升到理论形态，理论形态往往对实践形态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范畴，通常被理解为三种路径，第一种途径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整体式的研究；第二种途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第三种途径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专题式研究，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的中国化研究，等等。所以，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为基底，以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中国化研究为具体路径，那么，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自然归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范畴，这一关系正如下图所示的：
之所以将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的学科方向定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上述已经表明，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的现实逻辑立足点是“中国”而不是“他国”。既然是“中国”，必然要从中国本土和中华文化自身中寻找其历史逻辑的支撑点，而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然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到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的理论逻辑的基础点，从而避免中国外交哲学的构建研究陷入“引进”和“外来”的西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理论的窠臼。对此，王存刚在近期的文章中认为，“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多种可供选择的路径中，马克思主义是可靠路径之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特别是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决定的。”王存刚.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再出发：马克思主义的路径[J].外交评论，2017（1）：22.
而这一研究思路的归属关系正如下面的归属关系所展示的：
①“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研究” ∈“马克思主义外交哲学中国化研究”；
②“马克思主义外交哲学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中国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