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城镇居民衣着消费的变化趋势
时间：2021-01-31 12:00: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建国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日益提高，城镇居民衣着消费经历了蔽体取暖、追风赶潮和凸显个性的三个阶段。城镇居民衣着消费逐步突破政治的羁绊而走向自由，衣着消费成衣化、个性化、休闲化趋势明显。同时当前我国城镇居民衣着消费差距明显、服装行业同质化竞争严重和国内服装品牌竞争能力不足，因此，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调整服装生产结构和提高服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这些对提高我国服装品牌的竞争能力，推动服装行业的产业升级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建国以来；城镇居民；衣着消费；变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0)05—0072—09
建国6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历程，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哪些变化，本文拟以城镇居民衣着消费水平的变化为主线，分三个时期进行探讨，即1949—1978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时期，1979—1992年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共同运行时期，和1993年以后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时期。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并由此产生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和收入分配政策必然对人们消费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衣着作为一种独特的物质文化载体，不仅折射出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而且反映出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文章以历史为主线，着重探讨1949年以来中国城镇居民衣着消费的基本趋势，从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中，反映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历程。
一、以蔽体取暖为特征的消费阶段(1949—1978年)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本着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思想，号召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全国上下形成了艰苦朴素的社会氛围。农、轻、重比例的严重失调和极度膨胀的社会人口加剧了物质匮乏的紧张程度，成为人们以苦为乐思想的经济根源。日趋紧张的阶级斗争更是把这种以苦为乐的消费观念推向极端，人们视追求美为资产阶级的本性，把穿补丁衣服看做无产阶级的本色。人们压抑着对美的渴望，竭力把自己纳入到统一的社会模式中，中国进入一个千人一面的社会，人们的衣着消费水平基本处于静止状态。1957—1978年期间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支出从26.64元上升到42.24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上升仅8元，衣着支出比例从12％上升到13，58％，仅上升1，58个百分点。
(一)衣着消费档次低，棉布是主要材料
改革开放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城镇居民衣着消费以布料消费为主。20世纪50年代城镇居民布料消费主要是棉布，60年代初化纤布开始走进人们的消费领域。由于化纤布具有耐磨、挺刮、不易褪色、好洗、快干的优点，化纤布一时成为比较时髦的衣着材料，涤棉(用腈纶和棉混纺制成的很薄的面料)、涤卡(全部采用腈纶的化学纤维面料)、涤良(质量居涤棉和涤卡之间的中等面料，即的确良)成为人们竞相购买的面料，但人均消费量很少，到1978年人均化纤布消费量为11.61尺，占布料消费量的27％，而棉布消费量仍占据主导地位，占布料消费量的73％。在城镇居民少量的成衣消费中，主要以布制服装为主，1957年人均购买成衣0.7件，布制服装占0.66件；1964年人均购买成衣0.5件，其中布制服装0.41件。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化纤布供应量的增加，化纤服装开始取代布制服装的主体地位。毛料服装属于奢侈品，人们一般只是在结婚时才买一套毛料服装。
(二)成衣消费较少，自制服装较多
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改革开放前城镇居民衣着消费多以购买布料自己加工为主，到裁缝店进行量体裁衣者毕竟是少数。以北京市为例，直到1978，年北京市服装零活加工门市部仅169个、从业人员4067人。按当年人口872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仅0.19个营业点、4.66个从业人员，靠这些为数较少的门市部和从业人员是无法满足北京市民加工衣服的需要的。自己加工衣服既是出于节省费用的考虑，又是当时社会服务极度缺乏所迫。
城镇居民直接购买成衣的就更少了。从生产的角度来看，1957—1978年中国纺织工业总产值从174.4亿元增长到620亿元，增长445.6亿元，其中纺织业增长354.4亿元，服装及其他化纤制品仅增长60.2亿元，占增长量的13.5％，其所占纺织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从1957年18％下降到1978年的15％。(见表1)这些少量的服装主要是供司法、公安、军事、行政、工厂等部门人员的工作用衣，是很少流通到市场上供普通居民购买的，城镇居民能够购买到的成衣是很少的。
成衣消费水平的偏低和自我加工服装的盛行，推动了纺织机械工业的发展，缝纫机开始走进城镇居民的生活，成为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年轻人结婚置办嫁妆，首先要买的就是缝纫机。缝纫机的普及使居民买布与做衣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得到推广，许多家庭户主既是设计者又是生产者，家家户户成了小型的服装加工厂。缝纫机缝补或制作衣服的便利提高了城镇居民在低收入水平上衣着消费的自给自足能力，促进了布料消费的增长。如果把每百人缝纫机购买量(x)作为自变量，把城镇居民人均布料消费量(Y)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1961—1983年之间布料消费量与缝纫机购买量之间存在明显的函数关系：
Y＝52.22—9.70/X
(1.96)(1.11)
R2= 0.827DW=1.16F=76.68
R2=0.827，说明方程拟合优度较高，城镇居民布料消费量变动的82.7％可由样本回归曲线作出解释；1/x的负系数意味着布料消费量(Y)与缝纫机购买量(x)呈正方向变化，城镇居民布料消费量随着缝纫机购买量的增加而增加，但增长趋势逐渐减弱，并渐近其极限值52，22市尺。这表明随着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将不再满足于自己加工衣服，而转向购买成衣，衣着消费从自我服务走向社会服务。
(三)追求蔽体取暖，衣着消费理性化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城镇居民穿衣用布严格按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每年随经济形势的好坏，供应数量不等。以沈阳市为例，1954年开始，一般居民每人每年供应棉布35市尺。1957年9月一般居民、职工一律改为每人每年供应棉布39市尺，1962年降为8.3市尺，仅够做一件上衣，1969年为21.5市尺，仅够做一套棉衣，此标准以后长期未变。[3]99由于沈阳冬季漫长，气候寒冷，受到国家特殊照顾，其票证供应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布票紧张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衣着消费的捉襟见肘促使人们学会了精打细算。“那时刚参加工作的人，通常只有两件褂子：平时是脱了这件换那件；裤子也只有两条：一条单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