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都市郊区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进程的三个阶段
时间：2020-03-27 07:40: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城市的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为基本特征的城郊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模式开始在我国蓬勃兴起。城郊由于紧紧靠近中心城区，比远离城区的一般乡村具有更强区位的承接优势，很容易承接中心城区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因而城郊的城市化、工业化更加有利于核心城区城市发挥其带动功能。在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城市化率总体还不高，低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同期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在我国的一些大都市又表现出比较严重的“城市病”，探索大都市郊区的城市化道路对化解“城市病”和引导我国城市化健康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大都市郊区；城市病；城市化；城乡统筹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12－０054－０3
一、未来10―15年将是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过了长达30年的快速增长期，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283美元。而改革开放30年同时也是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期，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由1980年的14%增长到2010年的47.5%。未来10-15年，我国城市化率将呈现高速增长态势，这既符合国际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①。
从城市化发展水平来看，我国城市化还处在加速发展时期。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Ｒａｙ Ｍ．Ｎｏｒｔｈａｍ）在关于城市化阶段的分析中提出了Ｓ型曲线理论：即在城市化初级阶段（城市化率小于３０％），城市化水平较低，且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在城市化中期阶段（城市化率大于３０％、小于７０％），城市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而在城市化后期阶段（城市化率大于７０％），城市化发展速度又逐渐减缓。按照国外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当城市化率达到30%后开始加速，达到70%后逐步趋于平稳，即城市化率在30-70%区间为加速发展期。中国城市化在经历了起步（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停滞（１９５８-１９７８年）和发展 （１９７９年至今年）三个阶段之后，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②。我国2010年城市化率为47.5%，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期，且距离70%还有一定的差距。未来10-15年城市化将会加速发展，并可能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巨大的结构调整支持空间。
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城市化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研究表明：人均GDP3000-5000美元将是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发达国家的一般规律是人均3800-4000美元，城市化率将达到60%。根据世界银行每年提供的世界发展指标以及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可以看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甚至还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可以从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看到, 与中国处在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平均城市化水平是55%, 比中国的46% 高出了大约9个百分点③。而在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283美元，城市化率只有47.5%，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未来15年我国城市化仍将以较快的速度推进，但其发展速度与前15年相比将有所减缓。估计到2015 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超过50%，2025 年将达到60% 左右的水平④。
农村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对于扩大内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效利用资源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010 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那些常年在城里打工、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所而又没有户籍的农民工的实际困难，让他们融入城市，和城里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待遇。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推动有条件的城市允许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农民工及其子女转为城镇户口。要取消传统的“二元”户籍制度，按照国际惯例，建立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尽快改变原有的户籍管理，允许在城市拥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和生活来源的农民转为市民将大大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
二、我国城市化率低与“城市病”并存的制度桎梏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特大型及大型城市在人口集聚、减少土地占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由于人口居住相对密集，因此对人口具有较大的承载能力，集聚人口的作用成为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功能之一。与此同时，如果城市的建设速度和管理水平跟不上人口急速增长的特殊需求，即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滞后于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就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矛盾，如出现环境污染、住房拥挤、就业不足、治安事件频发等典型的“城市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城市病”的产生大多是由于其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工业化发展速度而导致的，其表现就是“过度城市化”。当前，尽管我国城市化的总体水平还不是很高，还大大低于世界经济发展同期的平均水平，但由于部分特大城市的扩张过快，在一些大都市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城市病”，城市化率低和“城市病”严重并存是我国当前城市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人口膨胀带来的交通堵塞。由于大都市对人口具有的强大集聚作用，因此快速的人口集聚也造就了一大批大都市的兴起。相当于人口的快速集聚，如果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滞后以及城市管理水平跟不上，就可能出现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当前我国的一些大城市，由于发展速度过快，城市规划科学性不足，大多采取“摊大饼式”城市扩张模式。由于城市功能不完善、交通设施不足、交通结构不尽合理、道路管理能力跟不上等原因，加之机动车增长速度过快，往往导致城市道路功能系统紊乱，甚至经常出现大规模交通阻塞。交通的过度拥挤又会引发整个城市生态及居民生存环境的下降，阻碍城市的总体功能提升。而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交通拥挤不但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时间和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同时也会抑制居民的日常活动，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二是城乡边缘区问题加剧。城市边缘区在地理位置上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其基本结构、功能也介于城乡之间。城市边缘区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城市活动和乡村活动在空间上的交织与竞争。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的人口快速向城市集聚。我国城市由于从空间地域上的迅速扩张，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使得城乡边缘区、城乡过渡地域也在迅速扩张，城郊村、城中村不断涌现。同时，随着城市规模的快速提升，城市对其周边乡村的辐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从而在城市建成区与乡村之间形成了一个空间范围相当广阔的城乡边缘区，而城市边缘区各种社会矛盾及也在不断加剧。一方面城市边缘区被纳入了整个城市总体规划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却是处于城市核心区的从属地位，城乡边缘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核心区发展的调控和制约。在城市总体规划中重核心轻边缘是一种普遍现象，城乡边缘区的规划更加滞后。同时，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边缘区大量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失地、失业农民快速增长。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对土地补偿费偏低，对失地农民保障不足，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模式使城乡边缘区同时存在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的管理体制，既有“两权相撞”的冲突，又有“两头不管”的真空。而且，城乡混杂的区域特点给行政管理部门增加了工作的难度，随着人口、企业的大量涌入，边缘区公共产品需求迅速膨胀，致使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等管理成本快速升高⑤。
三是城市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在一些大城市，由于居住人口过度密集，一方面大量消耗能源及其他各种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也向环境排放了大量的废弃物质。一般来说，当一个城市废弃的能量及其排放的污染物质超过该城市环境所具备的自净能力时，城市的环境就开始恶化，而环境的恶化将对城市居民的健康和城市发展带来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环境污染的加剧使得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并且已经从传统的公共健康问题（如水源性传染疾病、营养不良、医疗卫生服务缺乏等）转向现代的健康危机，包括工业生产和交通发展造成的废物污染、大气污染、噪音污染、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等。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对城市社会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据世界银行估算，由于生存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成本增加和生产力下降带来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城市生产总值的1-5%。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并没有吸取发达国家曾经有过的教训，相当一部分城市依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排名中，相当一部分中国内地城市位居世界重污染城市的前列。
四是部分大城市土地过度开发。我国人均土地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在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因此如何解决好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大量的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一些大都市都不可避免地出现过较为严重的土地紧张问题。可以说，土地是现代化大都市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开辟新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已成为各大都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不可否认，在我国部分特大城市一直存在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现象，随着大量人口涌向特大型城市，城市经济活动强度增加，各项基本建设规模也在不断扩张，由此带来的城市热岛效应明显增强。而城市环境一旦破坏，恢复起来难度很大，不但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期。
三、积极探索大都市郊区城市化道路
首先，必须有完善的郊区城镇发展规划。科学的规划是郊区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在实施郊区城镇化过程中，必须要建立科学完善的郊区城镇发展规划，切实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完善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功能布局。当前，大多数都市的中心城发展面临发展空间的局限，在城市规划中把郊区新城建设作为承接中心城区产业转移和人口疏散的基地。在制订郊区城镇发展规划时，必须明确不同新城的功能定位，从而达到优化大都市整体的发展空间布局的目标。郊区小城镇发展要充分考虑区域特点，采取差别定位，强化都市中心城与新城及小城镇农村社区的网络化联系，促进市场生产要素合理有序流动⑥。
其次，要明确郊区城市化发展的主体。在大都市郊区城市化发展上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不同的功能，特别是要确定市场作为城市化主导的发展思路。郊区城市化发展，主导因素应该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行政力量的因势利导同样不可或缺。这就要求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合理确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在产业布局、投资并购等能通过市场调节解决的问题，都应该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政府的作用应主要定位于营造健康的市场环境、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通过消除制度环境上的各种障碍以弥补市场失灵可能存在的缺陷。一定要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发挥市场的力量，而不是一切依靠政府统揽。
第三，要实现从郊区均衡式发展模式向非均衡式发展模式转型。大都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集生产、资金、技术、人才等多种经济功能于一身的增长极。作为一个增长极具有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而大都市的广大郊区，由于地理环境、发展条件、历史基础等原因，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大都市郊区的城市化发展不能像过去那样走完全平衡化的道路，要有重点的通过发展增长极以及增长节点小城市，通过发展中心镇、中心村等策略来集中资源发挥规模经济效益。特别是要通过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把新城区、重点镇、中心村、产业区的发展整合为重点地区的发展。通过产业划分和生态空间组织策划各个组团的发展规模，在区域整体范围内要体现出城市化空间相对集中与分散的特点，建立生活组团、功能组团与生态空间相融合的开放的地域结构。
第四，优化产业结构，着力发展小城镇特色产业。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从国际水平来衡量，我国目前的第三产业比重仍然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不足50%，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一般达到70%以上。因此，郊区产业布局应从区域整体发展出发，按照地域紧密度和产业关联度来合理布局产业，实现集约发展。对于郊区小城镇来说，必须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要按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要求加快产业园区发展，建设具有鲜明产业特色和较强经济带动力的现代化新型园区，以此来带动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郊区新城规划范围内的产业发展，郊区通过借助中心城区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科技、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以设施农业、生态旅游农业和观光休闲农业为主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充分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带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五，加强制度创新，构建有利于郊区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在城郊城市化过程中，要保障农民利益，妥善解决好涉及三农利益的一系列问题。随着郊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加上产权不清晰和不明确，集体经济内部长期潜伏的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城郊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要进一步推进“农转居”步伐，在都市城乡结合部，许多农民已经脱离农村、农业，除了在身份上还保留农民外，已经没有作为农业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因此，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和培养适应城市化发展的新型市民，调动农民参与城镇化的积极性；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宅基地等土地制度的改革，明确其可作为产业发展用地，使之成为郊区发展产业的新空间；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打破传统集体经济形式的束缚，让农村的集体资产变成股权，农民变成股东，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主的形式，加快推进“城中村、城郊村、园中村”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创新，为郊区城镇化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注释：
① 黄桂荣：《从社会结构转换视角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5期。
② 江登英、陈思：《加快农村城市化工作进程的思考》，《理论月刊》２００８年第2期。
③ 李力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 现状、挑战和应对》，《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④ 张妍、黄志龙：《中国城市化水平和速度的再考察》，《城市发展研究》2010年11期。
⑤ 赵玉红：《城市边缘区的建设与统筹城乡发展》，《中国市场》2008年第8期。
⑥ 张勇：《论我国外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实践逻辑》，《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作者简介：徐峰，女，1964年生，湖北松滋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中部研究所副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陈孝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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