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同归而殊途 一致而百虑

　　[摘要]从教育理念的来源、内涵、治校方略及其成效四方面来探析郭秉文与林文庆的办学理念，二者虽然留学国别、所学专业不同，但均深受西方高等教育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办学理念颇有契合之处。其核心内涵，一为传统的“大学之道”；二是“和平”、“平等”的文化观。在办学方针与宗旨上，郭秉文的“四个平衡”办学方针与林文庆的十项《校旨》精神内涵基本一致。在学科建设中，二者以综合大学为目标，但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发展上有所偏重。在管理模式上，均实行董事会制，但有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职权之分。两位校长成功的办学实践，印证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一古老的真理。
　　[关键词]郭秉文；林文庆；办学理念；东南大学；厦门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1)06-0097-07
　　在中国近现代大学史上，东南大学与厦门大学的早期发展颇具典型性。两校同年创立，校训不约而同，各以鲜明的办学特色和卓越的办学成就跻身国内名校。东大由南高师改建而成，时与北京大学并称；厦大由南洋侨商陈嘉庚独资创办，1928年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案最早的私立大学。这两所大学的发展，凝聚着创办者、办学者的远见卓识与无私奉献，其中郭秉文与林文庆校长贡献良多。二者之文化追求与办学理念颇有契合之处，治校方略各具特色，对两校早期发展俱有开创之功，同为世人钦佩的教育家。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探讨二者办学理念及实践之异同，不仅能加深对其思想特色、办学经验和历史地位的认识，也可为当今大学办学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就此从办学理念的来源、内涵、治校方略及其成效四方面略作探析。
　　一、办学理念的两大来源
　　上世纪20年代，在留学教育、新文化运动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新的变革与发展阶段。1921年，国内高等教育发展“有足纪者”四件大事，包括国立东南大学和私立厦门大学的创办。前者由南高师校长郭秉文(1880-1969)执掌；后者原由教育部参事邓萃英主政(兼北京高师校长)，然不及一月而辞职，陈嘉庚改聘新加坡华侨名流林文庆(1869-1957)继任。郭、林二氏家庭出身、专业背景与职业生涯迥异，但均藉由留学接受完整的西式高等教育，且认同中国文化，关注中国教育变革，博学多识，应国内兴办高等教育之感召，成为屈指可数的“海归”校长。其办学理念主要有两大来源：一为留学教育，二为中国文化。
　　郭秉文的办学理念深受留美教育和中国教育传统的影响。他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江浦。因其父是以医师为职业的基督徒，他在美国长老会创办的“清心书院”接受了西式普通教育。1908年入读伍斯特学院(College of Wooster)，三年后获理学士；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获教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十分关注国内教育改革问题，1914年完成博士论文The Chinese System ofPubIic Educafion(《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该论文191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英文本，次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本，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学术与教育影响。郭氏的导师孟禄为之作“序”，高度评价其价值：
　　东方之睿智者，亦深明西学之需要而研究
　　之矣。然东方之学问、理想、精神、功业，西人尚
　　未有竭诚以求之者也。斯书为郭博士所著，专
　　述东方一大民族最近之急于探考西学，而又以
　　中国历来进化之迹，与教育制度之沿革，表显于
　　世。西人获此，庶几于东方情形，略窥一
　　斑乎。
　　1917年6月，清华学校奠基人周诒春校长，在对即将赴美留学的清华高等科毕业生训词中，曾赞扬郭秉文等欧美留学毕业生的博士论文，强调中国留美学生探究国内国计民生问题的特殊意义。他说：
　　他日作毕业论文时，能择关于中国之学术、
　　政治、社会、实业等为题，或以中国与他国于此
　　事互有关系之处为题更妙。盖外人对于吾国之
　　情势尚多不甚明了，诸君以此紧要问题立论，不
　　特在我经一番研究，鉴于人而观我更明，即外人
　　读此，亦可渐徐其隔膜，而顿起其尊敬之心也。
　　据近今法政学社所调查，吾国留学生在欧美毕
　　业，得有哲学博士者共十九人，得有法律博士者
　　共八人，此二十七人之毕业论文，内有十九篇各
　　以关于中国之国计民生为题。
　　六年多的留美教育，使郭秉文获得坚实的理科和教育学专业基础。他从比较教育的视角，深入探索中国教育制度的特征以及变迁原因、趋势和影响，得出新的见解，为其后办学奠定了宽厚的学术与思想基础。他在博士论文“绪言”中指出：“国家治乱，皆视政府之能尽心于教育与否。是故吾国之教育制度，不得不归诸政治之组织。政府所恃以启迪与发达人民之国家观念，期致国家安如磐石者，教育之功也。学校譬之一机器然，政府即其管理者。欲造成适宜何种国家之国民，惟其意之所欲。立宪国以养成自治力为要，尚武国以为锻炼军人为主，而一国普通男女教育，亦当养成一种男女之模范人格也。”在“结论”中强调：“与国民进步最有关系者，乃教育也。教育必裨实用，他国所风行而收功之实际教育，当加意提倡之。
　　重视教育的特殊功能及国家所应担负的责任，成为郭秉文回国从教和创建国立东南大学的重要思想动因，而美国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则对其办学模式产生直接影响。此外，留美教育建立的人脉关系，也为其延聘师资、筹措资金、中美文化交流及拓展大学教育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相比之下，林文庆的办学理念主要来源于留英教育和儒学文化。林文庆生于英属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是第二代“海峡土生华人”(Staits-born Chi-nese)，祖籍福建海澄(今属厦门市)。他在莱佛士书院接受英文普通教育，1887年毕业后赴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攻读医科。1892年获医科内科荣誉学士、外科硕士(M.B.C.M.)学位。这段留学阅历对其教育观念和人生路向产生深远影响，成为其大学教育理念的重要来源之一。
　　1893年林文庆返回新加坡行医。曾任四届新加坡议会议员，1919年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L.L.D)学位。他密切关注当地华侨及中国社会变革问题，倡导华人教育变革，推动新加坡、马来亚儒学复兴运动，积极支持中国民主革命。由于受到系统、严格的科学训练和文化熏陶，他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吸收近代学科专业的理念，认同西方科学文化，崇尚科学教育。1894年，他在《中国的革新》一文中呼吁：“中国所需的是公正的哲学思想及健全的科学……只有当年青一代的人有了适当的训练，他们才能避免前人所犯的毛病……这只有在乡村有了学校，省府有了学院、大学才能实现。”
　　辛亥革命后，林文庆接受孙中山邀请，于1912年2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兼孙中山机要秘书，1916年任北京外交部顾问。其间，他以中文撰写《孔教大纲》一书，1914年在上海商务印 书馆出版。这标志其文化认同的转向及教育思想的初步形成[6]。林文庆比较中国与西方列强的教育差异，深感普及教育，提升国民人格素养和科学技能的重要性。他说：
　　惟久于深接外国，且数年留学欧洲，身为西
　　国之教所激励，知欧美、日本之强，实有其人之
　　存道德。故其格致学之进步外，则其人人之各
　　有为人资格也。……取其强者，与弱者而较之，
　　反现乎我与彼之差，可以明乎应由外国之何所
　　学者。一其家庭有教育，国有学校。自乡党以
　　至京邑，或官或私，皆有立学，男女皆受教育。
　　礼乐皆备，民之为国而死，视之如归。有此气
　　象，而后军力可恃耳。(序)
　　夫西人之文明，不在衣服，不在饮食，实在
　　乎人人之受有教化，有礼义也。吾儒仅守之经
　　书，仅学之少数人，而令多数人之元礼无学。
　　……民国应知西人之强之富之美盛，何自来者，
　　非兵器之利，非军队之勇，非实业商务之兴，非
　　格致学问之盛，盖根本于道德教育也。
　　正是基于上述教育理想，1921年6月，林文庆接受陈嘉庚之聘，回祖籍地厦门任厦大校长。
　　总之，从教育思想渊源来看，郭秉文与林文庆的办学理念都受西方高等教育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两人存在留美与留英教育之别，学术上各有所专，但在认同科学文化和借鉴西方大学制度上并无二致。由于社会环境和学习方式的不同，二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与具体评价或有差异，但均持理解之同情态度。这些对于其后的办学实践产生深刻影响。
　　二、办学理念的核心内涵
　　从思想内涵来看，郭秉文与林文庆的办学理念颇有相通之处。其核心内涵，一为传统“大学之道”；二是“和平”、“平等”的文化观。在办学中，林、郭二氏不谋而合，将“止于至善”作为厦大与东大的校训，旨在贯通古今“大学之道”；而其致力弘扬的“和平”、“平等”的文化观，则体现了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时代精神。综合而言，这两位校长的办学理念，涵括了古今、中外的教育关系，富有深刻的文化意蕴。
　　厦大创校于1921年4月6日，校训原为“自强不息”，出自儒经《易・乾卦》。林文庆就任校长后，为彰显其办学宗旨，弘扬传统的大学之道，乃援用儒家经典《大学》首句，将“止于至善”这一儒家最高教育理想作为校训，以培养学生“人人为仁人君子”。东大是在南高师基础上改为国立大学，校训原为“诚”，出自儒经《中庸》，由南高师前任校长江谦所定。南高师并入东大，郭秉文乃选择“止于至善”作为其校训。
　　校训“是学校为树立优良校风而制定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的准则”，也是办学目标的高度概括，对于师生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校训蕴含深刻的文化理念。厦大与东大不约而同的校训，表明办学者文化观念的契合。时移世易，几经演换，终于在2002年百年校庆之际，东大恢复“止于至善”的校训。厦门大学则于上世纪90年代，将创校之初的校训“自强不息”，与林文庆校长制定的校训“止于至善”合为一体，作为当今厦大的校训。两校此举并非简单的修改校训，而是接续办学传统，谱写新的办学篇章。
　　与上述大学之道密切相关者，还有郭秉文、林文庆“和平”、“平等”的文化观，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二者办学理念的核心内涵。
　　1971年，南高师毕业生、台湾学者张其昀记述，其师郭秉文的办学方针，“归纳为一个平字”。郭氏认为，“《大学》里‘平天下’的‘平’字，乃是治学治事最好的座右铭。”“郭师自称：生平为人为事，终是本于平和二字。平乃能和，和乃能进。”“平天下”乃是儒家大学理想中的“八目”之一，所谓“平”，并非武力征服，而是文化融合；“平天下”是“文治”与“王道”，而非“武功”与“霸道”。这一点也为西方学者所肯定。孟禄教授在郭氏博士论文“序”中曾明确指出：“中国之平和政策，维持其群众，已三千余年于斯矣。”
　　1923年7月，郭秉文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世界教育大会泛太平洋小组会上，作“太平洋国家的大学如何促进国际间了解与友谊”的发言。他提出五条举措：相互交换教师、交换学生、交换教育代表团和大学出版物，在联合办学上开展实质性合作。他特别指出：
　　据我们所知，某些国家已经认识到中国文
　　明的真正价值，所以一些重要的大学中心开始
　　认真学习中国文明。我们会毫不迟疑地说，他
　　们的努力会得到加倍的回报。必须承认，中国
　　语言难学确实是研究中国文明和中国人民的障
　　碍，但是通过设立中国文学和历史的教授席位，
　　通过图书翻译和其他有效手段，不管这个障碍
　　有多大，也一定会被克服。
　　高等学校可以通过培养世界大同主义精
　　神，提高对国际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情谊重要
　　性的认识。大学的一个作用是追求真理，而真
　　理是不分地域和时空，也不受种族和民族的限
　　制。大学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思想、兴趣和同情
　　感的普遍性。所以大学的责任是造就具有国际
　　头脑、鲜明、无私、能够抛弃自己民族偏见与偏
　　爱的世界主义者，其影响在国家之间的交流中
　　会显现出来。大学的责任是培养四海之内皆兄
　　弟、宽容、和谐与平等的精神。”
　　上述论述反映了郭秉文办学理念的精髓。即使在离任东大后，他仍极力推动中美文化教育交流。1926年5月，他在美国纽约创立“华美协进会”，参与组织中国文教展品参展费城世博会；1930年协助梅兰芳赴美成功演出京剧。
　　反观林文庆校长的办学理念，亦颇有契合之处。1925年10月14日，他在校内演说中指出，“孔教要义”足以留存后世者有“仁”、“恕”、“平天下”三项。他认为：“大学自正心诚意，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乃孔子一贯之教义。近人许多政治家，无一有如此一贯之政治哲学。吾校校章‘止于至善’，亦取义于此。甚望诸君努力研究，能到此地步；尤望将孔子之道，益发昌明光大则幸甚。”
　　1931年4月，在校庆十周年纪念演讲中，他强调儒学“博爱”精神的现实意义：“现在本大学勃勃蓬蓬，很有生气，而且逐渐发展，我深信能够和其他国内各大学并驾齐驱负起建设新中国的重任。因为每个大学，可算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各有各的特殊精神，本大学可算是以嘉庚先生的精神为精神，当然是基础稳固，生机正长，其原动力在于‘博爱，，其进行目标为使吾人竭力行善，因之校训是‘止于至善’。”_
　　林文庆还从人类种族文化的高度，论述其“和平”、“平等”的办学理念。他认为，人类种族并无优劣之分，不同种族之风俗习惯各有其适应性，异族通婚与民族融合是人类文化演进的重要方式与途径。他说：“风俗习惯，世界各国殊难尽同，而其利弊亦各互异。有宜于甲而不宜于乙者，有利于乙而不利于甲者，于是互相讥讪，各是其是。殊不知吾人之所谓非，未必即非，吾人之所谓是，亦未必即是也。”
　　他从种族进化的角度，论证人类种族文化差异主要取决于教育：“教化为人类差别之标准”。因此他提出：“为今之计，欲使世界人类，共进大同，破除 种族之见，不存侵略之心，当以注重教化为上策。”这一认识成为其矢志办学的重要目标和强大动力。他坚信：“盖理性乃和平之工具，武力实召亡之先声。”“将来各种族中，凡有能捐弃一切自私之见，而使其性灵得充分之发展者，必能占世界领袖之地位；凡与人类为敌者，必严被摒斥。庶公众之幸福，与文化之演进，得以维持，此种事实在历史中已非一见，今日之坚抱帝国主义者，可以借鉴矣。”
　　从上述比较不难发现，郭秉文与林文庆所学专业虽然不同，但都对中西方文化有深刻理解，认同中国传统的大学之道，倡导人类种族文化平等与和平发展，主张大学应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这些都是远见卓识的办学理念，具有恒久价值。
　　三、各具特色的治校方略
　　治校方略是办学理念的具体化，包括办学方针、办学宗旨、管理模式和办学举措等。郭秉文与林文庆同受西方大学理念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于大学本质与职能的认识相近，在人才培养模式与管理方式上亦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由于受所在大学性质、外部环境、留学国别、学术特长乃至办学兴趣等因素影响，两者在办学方针、宗旨、学科建设、管理方式上也存在某些差异，形成不同的办学特色。
　　首先，在办学方针与宗旨上，郭秉文的“四个平衡”办学方针与林文庆的十项《校旨》，文字表述虽异，但精神内涵基本一致。
　　郭秉文在东南大学的办学方针，可归纳为“四个平衡”，即：“(一)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二)人文与科学的平衡；(三)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四)国内与国际的平衡。”林文庆为厦门大学制定的《校旨》包括主要目的与十项具体宗旨，涉及办学定位、中西文化融合，办学范围、教学媒介语、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发展、外语教学、学生自治、教育推广、海外华侨教育、华侨研究及经济开发等方面。从比较的视角来看，这两位校长的办学方针与宗旨颇有相通之处。
　　厦门大学《校旨》规定：“本大学之主要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科学知识及其精神，以研究一切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阐发中国固有学术艺术之美质，使之融会，建立一种最新之文化，即使厦门大学为此文化之中心，居世界上极有精神之大学之地位。”“一方面研究学术，以求科学之发明及进步；一方面建造文化，以催促社会之进化及改良，使中国得为发达科学，树立文化之国家。”此外还规定；“本大学采取国家主义之精神，毫无地方畛域之见，故一切教授完全采用国语”；“国文之外特别重视英文一科，一方面使有志深造之学生，能与世界各国学术之相接近；一方面使不识国文之外国学生亦得有就学本大学之机会”；“本大学与海外各埠华侨有种种特别之关系，故对于华侨子弟予以返国求学之机会，因以发扬其眷爱祖国之热忱，使国内与海外之民族精神团结一气”；“研究南洋及其他各地华侨之情状，以图将来之发展及进步。”为此，林文庆倡导中西文化的融合贯通，崇尚科学与儒学，引进各类学科专家和国学大师，创办国学研究院，推动科学教育与“国学”研究。
　　与上述林文庆办学宗旨相契合，郭秉文以“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为指导，大力推动科学发展，同时致力弘扬民族精神，沟通中西文化。他将“中国科学社”迁入本校，积极引进留美毕业生，加强科学研究；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创办《学衡》杂志，坚守“论究学术，阐求真理，倡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术宗旨，形成独树文化一帜的“学衡派”。
　　其次，在学科建设中，二者以综合大学为目标，但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发展上有所偏重。
　　郭秉文、林文庆均依据综合大学要求及本校办学目标，规划、调整学科设置。其治校举措相同点在于：在学科结构上，强调多学科并举，学与术并重；重视招揽人才，广延海内外名师，提升学科建设水平；重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促进学术发展和服务社会；以学系为本位，实行选科制和学分制(绩点制)。值得指出的是，东大与厦大所聘请具有留学背景的教员，以留美毕业生为多。据不完全统计，1915-1925年间，有将近60名留美归国学生在南高师和东南大学服务，其中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者就达11人。相比之下，林文庆办学初期，聘请“海归”教员来自英、美、法、日等国名校，后期则以留美毕业生为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三十年代留美教育对中国的广泛而重要的影响。
　　其不同点主要在于：郭秉文以南高师学科为基础，创建国立大学，学科建设较具优势，学系数量较多；学科发展重点有异，林文庆较之郭秉文校长更重视基础学科发展；在办学经费危机、不得不缩减学科的情形下，他仍坚持发展文、理学科。
　　1920年南高师已有国文、体育、工艺、英文、商业、农业、教育七个专修科和文理科，下设八系。1921年东大共设文、理、教育、农、工、商6科22系，其中，商科原由东南大学与暨南学校在上海合办；1922年7月，改为东大独办分设上海商科大学。后全校发展到31系，是当时国内学科最为齐全的大学。
　　厦大1921年成立时先办商学、师范两部。林文庆就任校长后，于11月改师范学部为教育学部，增设文、理两学部，共有4学部。次年7月，添设工学、新闻两学部，共计六学部。1923年4月，改学部为科。1930年学科发展鼎盛之际，曾设文、理、法、教育、商5学院21学系。后因世界经济危机，陈嘉庚企业受挫，不得不裁减院系，最终仅有文、理、法商3院9系。
　　从学科分布来看，东大与厦大互有异同。两校均设文、理、教育、商4科，惟有农科、法科略有差异。东大因是高师改建，故而一直保持文理基础学科和教育学科的优势。而厦大也特重视教育科，此外，曾办有新闻科、工科，筹办医科数年，因受经费、师资等影响，新闻科、工科不久停办。医科最终亦未办成，但合办中山医院。
　　在经费、师资等教育资源不足的条件下，林文庆校长以教育、中文(国学)、理科(生物学、化学)、商科、外文(以英文为主)、法科为学科建设重点，注重办学效应。这种选择是与私立厦大的性质、办学环境及教育需求直接相关的。厦大《校旨》规定：“我国目下师资及教育专门人材甚为缺乏，故对于教育系特加注意，以期养成良好师资及教育界领袖，因以提高一般教育之程度”；“启发闽省之天然富源，以达到振兴实业之目的，而徐图国际贸易之发展。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办学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
　　再次，在管理模式上，均实行董事会制，但有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职权之分。
　　郭秉文在筹办东大过程中，采纳美国的大学董事会制度。在领导体制上，建立校董会，将一些热心教育的实业家和社会名流吸纳为董事，使之发挥筹措经费、舆论宣传、决策咨询及监督校政的作用。东南大学董事会首届校董会由张謇、蔡元培等17位校董、2位名誉校董组成。6月6日，校董会通过《东南大学组织大纲》和编制预算，推荐郭秉文为校长。此后，在筹措办学经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厦大也实行董事会制度。早在厦大筹办阶段， 陈嘉庚聘请蔡元培、黄炎培、汪精卫、郭秉文、余日章、胡敦复、李登辉、邓萃英、叶渊、黄琬等10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在上海举办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会议，成立学校董事会，制订《厦门大学大纲》。由董事会聘任校长，全权负责学校事务。厦大因系陈嘉庚捐资创办，其董事会董事人数少，由创办人陈嘉庚、陈敬贤及林文庆校长3人组成。
　　林文庆办学后期，因筹措经费需要，厦大董事会董事人数增加。1933年，增聘曾江水为本校名誉校董。1935年5月10日，重新组织校董会。陈嘉庚、林文庆之外，增聘汪精卫、孙科、宋子文、王世杰、孔祥熙、黄奕柱、曾江水等7人为名誉董事，陈延谦、李俊承、黄廷元、黄伯权、洪朝焕等5人为校董。12月添聘黄鸿翔、林鼎礼为校董。
　　最后，在治校方式上，各有特长与不足。
　　受西方大学理念影响，林文庆、郭秉文均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崇尚学术自由，坚持学者治校和学生自治，发挥师生的积极作用；设立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议事机关，制定校内组织各种重要规则。所不同的是，林文庆一直坚持评议会制度。在其任校长16年间，成立各种常设和临时委员会达51个，其中14个委员会(或会议)由林文庆任主席(委员长)，其他一些教授为委员；其余各委员会均由其他教授任委员长(主席)。
　　郭秉文后期办学过程中，在工科去留上迁就董事会，在经费安排上偏重农科、教育科等应用学科，在商科筹办上未能很好沟通相关教职员，受校董事会影响，取消学校评议会。这些都对其后期办学产生消极影响，成为导致东大“易长风潮”的重要因素之一。
　　林文庆在前期办学中，因尊孔崇儒及处置师生意见失当，引发震惊全国的第一次学潮。在创办国学院过程中，同样因为尊孔而与鲁迅发生文化冲突，加之文理科办学经费分配及人事纠纷，再次引发学潮，两次学潮使厦大学科建设遭受重创，但终因校董陈嘉庚的坚定支持与信赖，林文庆校长化解了办学危机，得以继续推动学校发展。
　　四、异曲同工的办学成效
　　在急剧动荡的近代中国，无论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作为一个有作为的校长无疑是个苦差使。这不仅要勇于担当，更要无私奉献。作为全身心投入办学的教育家，郭秉文和林文庆的付出与贡献有目共睹。虽然两校有国立、私立之分，治校方略不尽相同，但办学均卓有成效。其办学实践印证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系辞下)这一古老的真理。概括而言，两位校长的办学成就约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培养出一批杰出专门人才。
　　郭秉文先后执掌南高师和东南大学近十年，培育大批精英人才。这里就其与私立厦大者略举数例。
　　东南大学生物学系毕业生王钦福，1925年9月被厦大聘为动物学助教。东南大学商学士王肇鼎，1926年9月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编辑兼陈列部事务员。东南大学毕业张恒生，1927年9月任厦门大学教育科体育教员。1928年2月，东南大学文科、清华学校国学院毕业生杨筠如，任厦门大学文科教员；同期，东南大学理学士周鸿经，任厦门大学算学系助教。东南大学工程科毕业生饶乃诚，任厦门大学算学教习。东南大学文科毕业生施宝华，1929年3月任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讲师。东南大学学士王克仁，1932年9月任厦门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东南大学文学士卢前，1935年9月任厦门大学词曲学教授。
　　曾任教于东南大学的知名教授，后来纷纷转赴私立厦大任教。如动物学家秉志教授，1925年9月至厦门大学任教。1926年9月，东南大学物理系主任胡刚复教授，任厦大物理学正教授(厦门大学教授中的最高级)；东南大学矿物教授谌湛溪，任厦大地质学教授。1927年9月，曾任教东南大学的汤用彤教授，转任厦大文科教授；东大数学教授周家树，任厦大算学系教授；东大植物学教授钱崇澍，任厦大植物园主任兼植物学系教授。1928年9月，曾任东南大学教育科朱君毅教授，任厦门大学教育科教育测验及统计正教授。1930年3月，东南大学教授姜琦，任厦大教育学院西洋教育史教授。1931年9月，曾任东南大学普通商业系主任冯定璋教授，任厦大商学院银行系教授。这些教授为厦大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伍献文，1918年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是我国近代动物学创始人秉志培养的首批学生之一，192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高师，任教集美学校，1922年转任厦大动物学系助教。1925年，他注册为厦大动物学系工读生。他深受莱德教授(S.F.Light)、秉志教授及何博礼教授(R.Hoepp-1i)影响，1927年获理学士学位。毕业后任教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1929年受中央教授文化基金会资助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1948年、1955年先后入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著名的鱼类学家。
　　陈义，1922年夏，考入厦门大学商科，一年后转入教育系学习。1925年冬，他师从秉志教授学习动物学，竟以动物学及教育成就而名世。毕业后，在秉志先生引荐下，任教南京中央大学，后留学美国，成为出色的动物学家、教育家。
　　私立时期，在林文庆和历任教职员的精心培育下，厦大也培养出一批杰出人才。如人类学家林惠祥，史学家、教育家陈育崧，教育家、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陈康白，化学家、教育家刘云浦，佛学家林藜光，天文学家李鉴澄，寄生虫学家、美籍华裔教授徐锡藩(Dr.H.F.Hsu)，海洋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曾呈奎，中国海洋硅藻研究奠基人金德祥，史学家傅家麟，化学家、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美籍著名娃鱼资源生物学家、马里兰大学教授顾瑞岩，佛学家、书法家虞愚，新加坡籍东南亚经济研究专家、外交家黄望青，企业家、香港大紫荆勋章获得者黄克立，语言学家黄典诚，“国际桂冠诗人”王诚，分析化学家、原子专家陈国珍等人。
　　其二，促进了国内大学的改革与发展。
　　东南大学的改革，在国内开创综合大学设立教育系、院之先河，由此掀起了民国中期高师改办综合大学的潮流。在陈嘉庚、林文庆的努力下，厦大成为南京政府立案最早的私立大学，成为私立大学的楷模，对于国立大学也产生积极示范效应。如厦大按部颁格式，精心印制、颁发毕业生文凭，为国立暨南大学所参考。
　　其三，两校在美国费城“世博会”获大奖，为我国赢得了国际荣誉，也促进了国际教育交流。
　　1826年6月至11月，美国举办费城世界博览会，中国参展品包括手工制品及教育两大类，其中教育品1137件。“以能表示中国新旧教育之精神及其特彩为主旨”，“选取各省区各学校出品之较为优美者，按其性质综合而陈列之。”丙类为中国大学教育之一斑，内容包括国立大学最近各种学术研究之趋势，如科学研究，教育研究，心理测验研究及体育研究[22]。厦门大学作为私立大学，也提供优秀成果参展。
　　“美国费城博览会中，我国教育品极受欢迎。闻该会当局为审查教育展品事，邀请前巴拿马博览会教育审查长陶宝博士担任审查主任，费城本薛文义大学教授屋德博士、初等教育专家卫恩德博士、出版业技术家苏季氏及中美文化协进社秘寿(书)景伟君等四人担任审查委员。当今评定甲乙，中国教育展览品得一百分，得特等金质荣誉奖章；日本教育展览品得七十分，得银质奖章。……实为我国教育在国际上之荣誉。”“经审查委员会评定，我国教育展览合得一大奖。华美协进社以展览品陈列有方，另有奖章奖凭(凭证)。此外，参加展览各教育机关亦得奖凭。”在获特等奖的国内12个教育机构中，“国立东南大学”和“厦门大学”赫然在列。这是两校的荣誉，也是其办学成就的有力证明。
　　其四，推动本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
　　在郭秉文等学人的坚持下，《学衡》杂志，“一方面重视传统，一方面强调理性态度与审慎选择，主张文化无分新旧、中外，只问是否永久与普遍”，其文化追求影响至今。林文庆为了弘扬中国文化精华，曾一度创办国学研究院。1929年，他将屈原《离骚》译为英文，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剑桥著名汉学家翟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印度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孔学大家陈焕章均为该译著作序，从不同侧面评析其对于传播中国文化的贡献。这些都是两位办学者在传承中国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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