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摘 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与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在概念基础、批判意识、政治目标三个方面具有对等性，这种对等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可能融合奠定了基础。阶级立场与性别立场中包含的多元政治内涵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诸多理论组合的不同意义，而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政治立场要求在可分辩的政治差异中保持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融合的张力。�
　　关键词：阶级；性别；妇女解放；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8；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5-00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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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西方女性意识的觉醒得益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正是自由主义天赋人权的观念为女性要求平等提供了理论基础。自由主义虽然能够唤起女性呼吁平等的意识，但是无法解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20世纪后期女性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寻找解释妇女压迫与寻求妇女解放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能否为女性主义提供此种理论根据？女性主义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处获得何种援助？女性主义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合理地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缺少系统的理论阐述。而对后两个问题的探讨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人类解放与妇女解放的政治议题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阶级论域与性别论域的可能融合
　　作为一种主义，其必定是能够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一种试图通达普遍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如此，女性主义亦如此。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主义如何可能通过宾词修饰结构化为一种主义?这种结构化的合理性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与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在社会溯源上具有的三种同源关系。
　　（一）阶级关系与性别关系
　　阶级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用来分析社会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的一个主要概念范畴。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表现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P272)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阶级起源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发展，具有三个现实原因：其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P79)也就是说，历史的人同时也是自然的人，依赖于物质资料生存。但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有限的，不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其二、劳动分工。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率，生产出更多可供消耗的物质资料；同时，劳动分工也为个人占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提供了可依据的理由。其三、私有制。如果说有限的物质资料是阶级形成的前提，劳动分工为阶级的形成准备了条件，那么，私有制则直接导致了阶级的产生。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60)同样，女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一个顺从的女人是个什么人？她是人类雌性中的一员。可这个解释就跟没解释一样。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女人。她只有在某些关系中才变成仆人、妻子、奴婢、色情女招待、妓女或打字员。脱离这些关系，她就不是男人的助手，就像金子本身并不是钱……”。[2](P35)性别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可以对等的用来解释性别压迫：为争夺有限的物质资料，男性与女性之间形成对抗关系，而性别的劳动分工为男性占有更多、更有利的物质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提供了条件；同样，私有制以物的占有关系取代人与人之间的服务关系成为女性受压迫的最直接根源。
　　可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不仅可以解释阶级不平等的形成与发展，同样可以解释性别不平等的形成与可能发展。
　　（二）资本主义批判与父权制批判
　　有如德里达所言：“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3](P21)这种精神就是批判的精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包括二个方面：与社会现实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与社会认识相关的意识形态批判。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从事劳动的工人不占有劳动所需的生产资料，不拥有劳动产品的支配权力，劳动呈现为一种异化关系，人受所生产的产品――物的支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由人的本质与人自身的价值衡量，而是以物的价值衡量。这种异化与颠倒如果不消灭私有制则不能彻底解决。同时，资产阶级作为既得利益者，必然倾向于维持社会的现存结构，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辩护而无法看到其内在的缺陷与弊端，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就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1](P98)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开启了一种要求超越现存社会制度的意识。
　　恩格斯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4](P2)女性主义更多关注于对第二种生产的批判，即父权制批判。盖尔•鲁宾用性/社会性别制度这一概念描述性与性行为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父权制制度，并强调对于此种制度同样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朱丽叶•米切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商品交换理论整合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分析了父权制社会中男人交换女人的社会性别制度；艾里斯•扬、哈特曼、艾森斯坦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基本关系，并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父权制下的劳动的性别分工把女性放逐至更恶劣的从属地位；哈索克、桑德拉等女性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理论发展为女性主义立场论，用来为女性主义认识的合理性辩护。
　　（三）人类解放与妇女解放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P49)就马克思主义而言，理论的批判最终服务于实践的批判――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在理论上，一方面无产阶级因为一无所有而具有消灭阶级压迫并实现人类解放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在大工业生产过程中掌握了主要的劳动技能，拥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从而为阶级革命准备了外在的条件。但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行为变为实现性。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一系列的论辩性文章中都一再强调超越纯理论的思辨回归到社会现实的物质批判的重要性。“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P74-75)理论源起于社会现实，最终必须相应地回归社会实践。就此而言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能够达成共识。现存社会是男权社会，是男性主宰的社会，女性主义追求性别平等，实现妇女解放，就必须变革现有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这同样需要寻求面向社会的现实的政治变革。
　　在通达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历程中，无产阶级与妇女所面临的社会境遇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共通性：首先，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不会自觉地退出历史的舞台，这需要无产阶级有意识地起来反抗；相应的，在父权制社会，男性作为既有性别关系的受益者，不会自觉地放弃现有的性别地位，这也就需要妇女有意识地奋起反抗。再者，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或是父权制社会中与男性相对立的妇女，作为一无所有者与受压迫者，除了奋起反抗，他们或她们也别无选择。
　　二、无产阶级立场与女性立场：作为被压迫者的政治立场
　　阶级形成的根源在于所有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立场差异直接源起于两者在所有制关系中所占据的不同位置。马克思推断，从历史上追溯，所有制的最初形式出现于家庭，出现于男女性别关系之中，“在那里，妻子和女儿是丈夫的奴隶”。[1](P83)因此，从一开始，性别关系就为阶级关系的形成提供了某种可依存的自然条件。
　　从政治上而言，性别立场比阶级立场具有更多的含糊性。阶级可以形成超越性别影响的普遍意识。个人或因拥有生产资料而属于资产阶级，或因一无所有而属于无产阶级，无关于此人是男性或女性。虽然性别压迫不论是普及范围或是影响强度都不亚于阶级压迫，但是在社会现实中，性别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被结构化为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一个资产阶级的妇女可能作为女人受到性别上的压迫，但是同时又作为资产阶级中的一员压迫与剥削属于无产阶级的男性与女性。如同黑人女性主义者胡克斯指出，她们是一个女人，同时也是一个黑人，她们既作为女人受到性别压迫，同时也作为黑人受到种族压迫，这种双重压迫的社会境遇是白人女性主义者所不能领会的。正是因为在社会现实中，性别、阶级、种族相互交织的这种复杂关系，使得女性主义无法形成统一的女性意识，使得女性主义成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等诸多不同政治立场的联盟。
　　性别与阶级作为两条相互交织的政治分析轴线，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占据不同的分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谈到妇女解放问题，认为“随着生产资料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这样一来，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4](P72)虽然恩格斯并不认为妇女压迫在起源上与阶级压迫有多大关系，但是认为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都必需借助于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他不仅赞同傅立叶的观点――把妇女解放看作人类解放的天然尺度，同时也把妇女的最终解放看作是人类解放的伴生现象。从逻辑上而言，人类解放就意味着妇女解放。部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妇女解放整合入人类解放这一大的历史潮流之中，诸如艾里斯•杨就强调“反对压迫妇女和把妇女推向边缘的斗争本身就是反资本主义的”;[5](P98)部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批判劳动的性别分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对立以及父权制意识形态，这些观念最直接地反对性别压迫与性别不平等；激进女性主义把男性――女性体系看作最原始的阶级体系，认为阶级关系缘起于性别关系，性别压迫是阶级压迫的最原始形式，女性针对男性的战争是最彻底的战争，后阶级社会倾向于母权制社会，但是这种本质主义的观点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与吸引力（见贾格尔在《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第五章最后一小节对激进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倾向的批评）。
　　罗蒂认为，“当代女性主义政治更类似于18世纪的废奴主义，而不是19世纪的共产主义”。[6](P300)因为他认为女性主义更倾向于一种改良主义而非提出彻底消除压迫的革命要求。就部分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而言，她们提出家务劳动计酬、要求男女共同承担养育责任、提出抚育工作社会化等变革主张都可以归之于某种改良主义的进路。“只有在女性主义不仅仅是与特定的改良相关的问题的情况下，它才与19世纪的共产主义相似。”[6](P300)就笔者的观点，虽然20世纪的女性主义在政治上拥有特定的目标、纲领与追随者，但是要提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彻底革命仍然颇有困难：首先，如之前提到，当结合阶级、种族等各种社会身份，女性的多元身份使其难以形成统一的妇女意识；其次，从激进的女性主义立场来看，彻底的妇女革命意味着人类的一半针对人类的另一半的革命，在一个先在的男权社会中，这种激进的政治诉求缺少可能实现的现实性基础。因此，相比于彻底的革命，改良主义的进路对于现实的妇女解放目标具有更实用的政治价值，毕竟“构想一个同工同酬、家庭责任平等共担、男女权位平摊等等的世界，以及将现存的不平等现象看作是与普遍共享的关于正确与正义的事物的直觉相冲突的，这样做相对的容易”，[6](P300)因为这不仅能获得广大女性的支持，也能获得广大男性的理解。
　　不过，改良主义的进路或许可以部分地改变性别歧视的现状，却无法实现妇女彻底的解放。在政治实践中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得部分女性主义者转向把妇女解放的当代目标融入人类解放的历史目标之中。但是，存在于阶级身份与性别身份之间、阶级革命与妇女运动之间的诸种差异使得无产阶级立场不可能替代妇女立场；反之亦然。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的这种差异以及两者在社会现实中的相遇提出了从理论上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多元途径与多种要求，而在这种多元中如何合理地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也是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需要深思的一个问题。
　　三、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到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在术语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有两种不同的构成方式：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近期理论界频繁出现的两个概念，代表了从理论上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两种不同趋势。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理论流派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相并列，她们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路，探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相互关系、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的原因以及妇女解放的可能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范畴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符合马克思主义逻辑的方式向女性主义论域的延伸，从资本主义批判到父权制批判，从阶级意识到性别意识，从异化劳动到女性劳动的异化。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轴线增生至性别和阶级－性别的分析轴线，妇女要彻底地从受压迫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性别压迫、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等各种压迫），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被共产主义取代。当从政治立场上坚持社会主义革命既是阶级革命也是妇女解放的唯一进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有时候把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作可以相互替代的同一个概念。[7](P88)
　　 就国内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使用而言，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时候被用来指女性主义在理论上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尝试，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等诸多流派；[8]有时候被用来指在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等概念范畴内谈论妇女解放的女性主义理论探讨；[9]有时候被用来指用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方法分析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就如同性别问题是女性主义讨论的议题，资本主义问题则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议题。[10]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概念理解上出现的这种偏差，缘于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互交错的复杂性：其一、虽然马克思主义没有深入探讨妇女的社会境遇与妇女解放，但是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人类解放――暗示了妇女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蕴含着妇女的全面发展，以此而论，女性主义需要探讨性别问题就不能忽视阶级压迫的社会语境；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可以用来分析性别压迫的原因，同样，女性主义的性别分析方法也可以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结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分析方法的可能交融形塑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多元边界；其三、无论是女性主义还是走向后现代社会的马克思主义都无法漠视西方资本主义父权制这一当代社会的现实结构，当我们接受了这一现实，那么，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批判就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女性主义的。另外，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不同的回答就可能形成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不同的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然而，当我们肯定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具有可分辨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混为一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尽管她有可能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性别问题或有可能同时谈及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但是在政治立场上她首先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以妇女解放为最直接的政治目标；反之，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她可能采用性别分析方法或女性主义的精神分析方法，但是在政治立场上她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持有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的立场。当然，当我们把妇女解放与阶级革命界定为同一个社会过程与同一个政治实践，此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一个女性主义者也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当戴尔菲虽然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对抗，但是就她指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批评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分析是性别化的、强调马克思主义有必要进行女性主义的修正时，她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凯瑟琳•吉布尔与朱丽•格雷汉姆在《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中运用性别分析的方法批判资本主义“统一性”、“单一性”与“整体性”的虚幻性，从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具有一致的政治目标――“致力于反资本主义的政治事业”，[11](P1)她们可以合理地归入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当米切尔预期“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妇女解放将不是‘理性的’而是人类的一项成就，这项成就是在从自然到文明的漫长道路中取得的，它具有历史和社会的含义”[5](P32)时，她既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理论总是在一定政治背景中形成的理论，政治也是受到一定理论引导的政治，理论与政治不存在断然可分的边界。当我们从理论上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当我们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分析性别问题与妇女解放时，立于怎样的政治立场也意味着选择怎样的方式理解性别压迫与性别平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可能有妇女解放乃至妇女解放意识。当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是具有阶级身份、性别身份、种族身份的综合统一体，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女性主义与性别问题是开放的。在面对性别议题时，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是肯定性别关系为一种社会关系，肯定女性归属于人类，肯定妇女的解放是通达人类解放的必然途径，肯定人类的自由预示着妇女的自由。这种解放与自由的获得其路径或许是多元的，这也应该是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应坚守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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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 Ying�
　　(Schoo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Guangdong 510640,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similar components between the method of class analysis in Marxism and that of the gender analysis in Feminism,which include the basic of concept,the critical consciousness,and the political goals,which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and Feminism.The multiple political connotations included in Marxism and Feminism gives varied meanings to the theories of the Marxist Feminism and the Feminist Marxism differently.The proper political stance of the Feminist Marxism entails a kind of tension in the integration of Feminism and Marxism in the differentiable political discrepancies.
　　�Key words: class;gender;women’s emancipation;Feminist Marxism第32卷第5期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9月�
　　Vol. 32, No. 5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Sep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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