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散文_柴静散文特辑

　　关于菩萨的几件事 　　 　　一 　　 　　前两天听家人说件事，有个搞房地产的同志，发了财，修了一个大庙，金光灿灿的，搞了一个落成典礼，架了个大台子，请小沈阳演二人转，四村八乡的同志们都去看。
　　他特别慷慨，把乡亲们往庙里让，一人发一把香，“来来来。”
　　人稍一多点，他又不痛快了，“别许太多愿了，这是我家的佛。”
　　
　　二
　　
　　有一年我在越南，看见地上一把香，歪插着，袅袅地供了好几位。
　　仔细看，一个是菩萨，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中国皇帝，脑袋上顶着玉冠，还有一个是圣女贞德。
　　问他们，这是怎么个供法。
　　说：“哎，就一把香嘛，总有一个灵的。”
　　
　　三
　　
　　原来认识好几位同志，都属于挺聪明的人，但际遇不太好，有天就突然消失了。
　　再过那么两三年，有一天出现的时候，面目完全改换，行头也变了。
　　跟你讲他是怎么在大师教导下顿悟的，痛哭流涕后，从此嘴角都是莫测的一缕微笑。
　　说话特别玄，前生后世的，你要有点疑问什么的，他就怜悯地看着你：“我也曾经像你一样无知”。
　　有次跟沈浩波聊起来，他说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找他出书，说要启蒙大众，他一开始也特别纳闷，聊深了明白了。
　　他笑：“这是另一种功利，这种多快啊，哥们我悟了，瞧我比你们都高。”
　　
　　四
　　
　　最近有的新闻杂志简直吓我一跳，满天神佛，写得神乎其技。
　　前几天碰上一个开书店的人，满面愁容，他爱人清华毕业的，看了这些报道，现在要把家产都变卖了，上山去。
　　我认识一位喇嘛，几年前一起吃饭，一些人说起各种神迹，他笑着听，不评论。
　　我问他怎么看。
　　他说：“我不能说这些东西肯定不存在，我只是说我从没见过。”
　　他夹了一口菜说：“只不过真正的僧人只是像妈妈一样，讲最普通的人生道理。”
　　
　　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
　　
　　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
　　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
　　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像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
　　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
　　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
　　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得太早，它扑了个空。
　　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像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
　　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
　　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
　　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他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 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合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
　　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九七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像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
　　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儿。
　　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
　　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
　　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
　　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一边跳皮筋一边唱。
　　他也差不太多，等到了青春期，看朦胧诗的年纪，我抄汪国真席慕蓉，他看北岛泰戈尔，那种翻译体的痕迹不容易脱离，在他的书里还是看得出来，比如他写《山鬼》：上帝坐在空荡荡的天堂，诗人走在寂寞的世上……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
　　“沧桑”“俯瞰”，这种词儿我们都喜欢过，用他的话说，有一种“挺正经”的劲儿。
　　要打破这个不容易，学了那么多年都是要对仗要排比要押韵，“用十几个排比句把对方打倒”。
　　我和周云蓬那时候都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讲演。题目基本上都是《我的家乡》，最后一句通常是平地里突然拔高一声儿：“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洒狗血就是满堂彩。
　　他一个老师挺好，调走了。有个同学写文章：“李老师，虽然你已经离开了我们……”
　　他说，人都不会表达爱了。
　　男女之情也一样，他说：“说给你介绍个‘对象’，这种词就是一个很官方用语，‘对象’是一个哲学用语，介入一种男女之间的私情，让你对这个词一点都没有欲望了。还有什么‘生活作风问题’，你的‘个人问题今天解决了吗’?”
　　他觉得普通话本来就是一种人造语言，却硬生生地介入了人的私人生活。
　　他用了有语音功能的电脑之后，人有了隐私才有尊严，能更自由地阅读，比方可以私下里看《金瓶梅》，可以狂热地看武侠小说了。他说：“阅读跟恋爱一样，要私人化，隐秘化。”
　　后来他四处走，喜欢听地方戏，看唱粤剧的盲人，全是北宋、南宋的古诗词。还有苏州评弹，小桥流水和白蛇传，用朴素的字儿唱人心里的感情。慢慢生活中尽量用直观的语言，不要块状，不要排比，尽量亲切。
　　他喜欢那些新的网络语言，悲催，苦逼，给力，说更多有色彩、有力量的民间语言出来，将来的诗人会有更好的土壤，可能会写的越来越好。
　　在座谈的现场他放了“野孩子”的歌，是写凡高的《伏热》：
　　他的心就像石头一样坚强
　　就算破碎了，那也是，那也是石头
　　他的爱就像花儿一样善良
　　就算天黑了，那也是，那也是花儿
　　他说，多简单的词几，花儿和石头，这简直是被先锋诗人嘲笑的词，但这诗意。
　　
　　6
　　
　　周云蓬写过一段话：“在我的梦里，会凭着小时候的记忆，看到树是绿的，还是蓝的，我健康的奔跑，不用怕撞到什么。可是我梦见了她，完全是一个黑影，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从此我在梦里和白天，都是瞎的。”
　　这个疼，是在人心脏上捏一下。
　　之前他迷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的萨宾娜，追求绝对的自由，“后来才明白，人一旦投人具体生活后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没法完全自由。生活一定要参与进去，然后才明白心灵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很多快乐是来源于不自由，你若是爱上一个人，它就是不自由的。一切专注都会损害自由。”
　　两人在一起，没有钱，脾气也不会好，所有的浪漫都磨没了。快分手，他在宁夏，半夜听到楼道电话响就往外跑，总觉得是她打来的，还是分了 手。
　　他说，恋爱的这种痛苦，会让人落到地面，精神回归到肉体。崔健怎么唱的?――恋爱的时候理论都是虚的，只有分手时的疼痛才是实的。
　　恋爱最让人了解什么是无奈，你没法预料也不可争取，命运像磕煮熟的鸡蛋一样，不急不慢地，把人的壳一层层磕掉了，柔嫩脆弱地露出来。
　　他原来觉得诗与歌高于生活，这后来才明白歌和诗只是生活的流露，“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故事，最后变成一首歌，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变成一首歌，它们是没办法了。”
　　他写了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
　　绣花绣的累了吧牛羊也下山喽
　　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
　　解开你的红肚带洒一床雪花白
　　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中荡开
　　日子快到头了果子也熟透了
　　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深似海
　　你去你的未来我去我的未来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期待更好的人到来
　　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重新回来
　　期待我的灵魂附体，重新回来。
　　痛苦不是财富，痛苦就是痛苦，“你要知道这些经历是为了一首歌，你非气死不可，你才不愿意去写。你会想，别写那首歌了，宁愿经历好一点。”
　　只不过人无路可走的时候，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降临。
　　
　　7
　　
　　零四年以后，他经济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精神上就自在一些，幽默感在音乐里也复苏了，不那么沉重，在歌里跟李白开玩笑。
　　他说住在香山把过去生活里黑暗的东西消解了很多。他喜欢爬爬山，偷偷翻到植物园里边，一条小路拐来拐去，能找到好多名人的墓。刘天华、刘半农、梅兰芳、马连良，还有梁启超，“他们都静静地待在那里，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他写了《春天责备》，说：“这个诗刚写的时候，我是感觉到春天很多繁茂的花，它对于人是一种责备。你比方你的生活很抑郁，生活很暗淡，它对你就是一种责备。”他写：我的小屋后面是树木丛生的野山坡，坡上有一片墓园，墓园旁摆放着十几个蜂箱。天气好的时候，蜜蜂的嗡嗡声融入阳光，有一种催眠的作用。一个人坐上个把小时，时间缓慢逐渐凝固，感觉自己成了金黄琥珀中的一只昆虫。还有一只猫和狗，每逢我改善生活，他们都会不请自到。锅里的羊排熟了，我摸索着掀开锅盖，锅沿旁左边一只猫头右边一只狗头，都跃跃欲试着。
　　这里头有一种烂熟的心平气和，他说古兰经里有句话：命运如大海，自由如小舟。你的船不可能到陆地上去航行，人要尊重一种界限，可是这只船在命运里还是可以很自由的。
　　他看不见字，但对《诗经》有一种嗅觉上的好感，他写：
　　诗经最终长成了一株香樟树
　　杜甫是那种沉积的落叶
　　欧阳修是秋天的苦香
　　他说：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后来他写《牛羊下山》，包括《不会说话的爱情》的歌词，很多来自于嗅觉上的灵感。“牛羊下山，晚炊，草木香，山气日夕佳，生火的柴火和牛粪味，陈年的米缸。嗅觉更接近于艺术的本质，它和艺术冲动一样的深邃原始。”
　　他说在西藏喜欢听牛铃的声音。“一低头一抬头，周围全是牛铃的声音，变幻莫测又清透。我比较喜欢水声，海洋啊，流水啊。我去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据说那里的水很壮烈。我听了听，像闷雷，很低沉，很持久。我是靠听觉来感觉世界的。”
　　这世界是他闻出来，听出来，摸出来，踩出来的，人们只是看到事物存在，但他能感觉到事物的存在，看看他写这个一
　　为什么我唱：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而不是一个叫马头，一个叫马尾?
　　木头里有人的向往和悔意。
　　张枣诗云：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很多人有眼睛，但他们早已不看，不听，没有感觉，像石头一样不再闪烁。
　　
　　8
　　
　　在中央台录节目的时候，有观众对他说：“我非常不幸失明过，又非常幸运地重返光明，所以我想把失明时感受到的一切展现出来。”
　　周云蓬说，如果你失明的时候没有做好，那你能看见的时候也未必能做好，我并不认为失明的生活会是一种艺术的来源、灵感。
　　他说，失明是一个存在，对他来说，走在街上，被石头绊了个跟头，这个石头就会提醒你一次，你缺了些什么，那种感觉渗透一生，没法超越。他说：“我承认它的存在，也承认没法超越，或许这就是我看待它的态度。”
　　有人说那你怎么保持平衡，他说我尊重我的倾斜甚至倒下，平衡是高高在上者的品质。
　　常有人问他：“你看不见是否非常痛苦?”他说：“还可以。”
　　他们说，你真坚强。
　　他说，你要让每个人说起来，谁都挺痛苦的，痛苦是个最普通最平常最普及的东西，比电视还普及。
　　很多人说：“见到了你，才觉得能看见世界是这样的幸福”
　　他说，幸福不是比较得来的。
　　
　　9
　　
　　老罗心疼曾轶可，要给她录专辑，有天说约了周云蓬和小河给小曾做配器，我们都意外――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几个人怎么掺和到一块，最后小曾果然没去，说瞧不上这音乐，他们几个人就围着个空椅子合了张影，罗永浩自己也觉得“不堪回首”，不过周云蓬说起这事儿笑呵呵，说小曾的歌挺好，词的语感很好。只不过她上了超女，所以争议大了。“如果她是一个地下乐队的，比如说‘幸福大街’的，没人会觉得她这么跑调会怎么着，左小祖咒也跑，就没人说。”
　　他没有阵营感，也没有剑拔弩张的东西，不刻意制造高潮，也不刻意反高潮，他只是诚实。
　　座谈会现场有一个年青男孩，站起来对他说，很快要到克拉玛依多少年了，让他唱一首《中国孩子》。
　　他说，这不是唱这歌的场合；歌也不是说，来你唱一首吧就唱的，那对歌也不尊重。
　　那男孩说：“那你就组织免费的纪念演唱会吧。”
　　他说他现在不打算做这件事，他又补了一句：“不纪念，人们也会记得的，慢慢来。”
　　我问他，好多人对你的期望就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愤怒的那个劲。
　　他说，我觉得愤怒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东西，人的常态应该是平静的、温和的生活。如果要是总是愤怒，人早活几年就给气死了。
　　我说，但有人对地下歌手的印象，应该像标枪和匕首一样。
　　他说，如果有目标可以自己去做标枪和匕首，但是不要苛求人们必须去做标枪和匕首。他写《中国孩子》也是从水与火的痛苦出发，从人的本能和感受出发去写的。
　　四川地震后，很多校合倒塌，很多朋友问他，说，老周，《中国孩子》这首歌是不是专门为四川孩子再续写一段?
　　他说，我又不是郭沫若，才思没那么敏捷，我首先看重的是音乐的审美，而不是过分应景。
　　零八年一帮人去北京南站坐轻轨去天津，结果奥运期间买不到票，很可气。跟他去的朋友就说：老周，写个歌儿骂骂他们!
　　他说：“我很怕被这样‘类型化’。其实我喜欢情绪更复杂一些的，PinkFloyd，Tom Waits那样。那需要心态更放松，不要老进入两极状态。”
　　我说，很多人期望你能对现实进行批判。 　　他说：“音乐一旦变成无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或者是什么，那就走向另一个反面了，我觉得应该音乐人心里有数，不是应该大家一捧你，你抗议你很牛，然后你就头脑一晕你就抗议一辈子，我觉得那个是很无聊的事情，也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说诗歌的第一性永远是诗性，不是工具，不是用来教化和革命的。
　　
　　10
　　
　　很多人面对残疾人，都容易有一种沉重感。
　　就好像不沉重不够尊重，当天在现场问他的问题都是这么起头的“周老师，我问一个比较俗的问题啊，请问您有没有流浪的情愫?”
　　情愫，都是这样的词。
　　饭桌上刚认识的气氛里也有这个郑重的紧张，稍过一会儿就会发现，他松松垮垮喝着酒，但随手一句，可以在言辞上直接修理老罗，让我们乐不可支。他蔫坏一笑。
　　那天在现场，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会跟老罗和冯唐这样的流氓一起混啊。我说，哪有姑娘喜欢肉头肉脑的好学生啊，只不过不好意思坏。
　　周云蓬也说，作为一个盲人不容易坏起来。人们会觉得，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你还敢坏啊，太不要脸了。
　　他高中的时候跟转学来的姑娘恋爱，两人约会，因为看不见，被学校发现了，他是好学生，学校认为你怎么能这样自毁身残志坚的典型，他说：“我情愿像一团泥那样瘫软在自己的幸福中，也不愿成为广场上站得笔直的雕像。”
　　他说所有弱势群体都有这个问题。“我基本上比他们还稍微坏一点，但也不够坏，但多少年我总希望能摆脱道德上的约束，我凭什么不能怎么样?首先我能破坏这种约束，然后我能自愿遵守。要不就特别扭，不自由。”
　　他看了我采访卢安克的节目，说那是一个有诗性的人，你看他说的那句话，“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
　　
　　11
　　
　　周云蓬在少年时代认识过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是先天性失明。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过话。只是据说歌唱得好。
　　大家围坐一处，想听她唱歌，一个高年龄级的女生陪着她。那女生说：“童童，给我们唱首歌吧。”大家很安静。她说：“一，二，三，唱!”孩子沉默着，如此多次，她的歌声才突然响了起来。她唱的是“黑压压的黄沙岗，挺起个钻天杨”。
　　周云蓬说，经她的口唱出，这首歌经加工后的浮华、庸俗之气沉淀净尽，只剩下那种来自民间的愁苦和苍凉。“这样小、这样封闭的一颗心灵对忧伤的理解，它事实上承载着何等重量的负担。”
　　他稍有名声的时候，有一个红色推土机的公益计划，把专辑销售的全部收入将作为启动资金，购买mp3、乐器，让盲童有接触音乐和书的机会。
　　他前阵子到上海演出，说：“有个小男孩，问我有没有使命感，我说没有。可他偏让我有。他说我觉得你有，我说我真的没有。他说你那有救赎感!这就做作了，我尽量淡化这种东西”。
　　他说尤其不喜欢“使命感”这个词，“好多事就是被太有使命感的人耽误了”。
　　他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残损的零件，在社会精密的大流水线中派不上什么用场，那就做一个玩具，有朝一日交到一个穷孩子手中。”
　　我们的文化里，最有名的盲人应该是拉《二泉映月》的阿炳，周云蓬曾经去过无锡，想写一本阿炳的传记，他有一个疑问是“阿炳的音乐几乎家喻户晓，可是他是怎样生活的?以怎样的方式去爱一个女人的?最专业的历史学家也知之甚少。”
　　他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什么资料，他说：“如果阿炳在天有灵，他会想‘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干吗去了?”’
　　他说这事唯一给他的启示是，去理解、去爱你身边活着的人。
　　
　　什么叫气质?
　　柴静散文特辑
　　
　　1
　　
　　小时候，我想过一个问题“什么叫气质?”
　　有个同学很严肃地回答我，听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有气质，我找了个磁带，听了半天，没听见什么叫气质。
　　当时《读者》上有个台湾的“傻大姐信箱”，经常回答各种人生困惑，有一次有人也问“什么叫气质?”
　　大姐回答得很抒情，“气质就是春雨的沛润，夏风的迤逦，秋日的甜美，冬云的飘逸”。
　　我盯着这几个排比句琢磨了一会儿，就放弃了这事。
　　
　　2
　　
　　前阵子吃饭的时候，有位男同志中途来了，一见刘瑜，握手寒暄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您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了?”
　　刘老师刚从剑桥回清华教政治学，这位同志可能认为总算找着了一个能用术语对话的人。
　　整个一晚上，他都雄踞一角，说着各种洋气的哲学和政治派别，说到外国人名就上英文，弄得本来八卦的饭局气氛全无。
　　我想起刘瑜前不久一篇文章，意思是爱说教的人不爱直视人生经验，特别爱翻山越岭，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但不说“董仲舒说”或者“张春桥说”，非要说“施密特说”。
　　她写，“你可能会问，施密特是谁?――这就对了，如果你也知道了施密特是谁，好些人还怎么用它装神弄鬼?”
　　
　　3
　　
　　伯林是个有名的哲学家，有人敬畏地问他：“您认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老头子说：“根本没这玩意儿，什么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都是任意武断的概念。”
　　那人又问：“哲学到底有什么用?”
　　他说了个故事，有个教哲学的老师给学生上第一课，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当律师，有人当官员，有人当士兵，我说的东西，对于你们要训练的技能，不管在哪方面都没有丝毫用处。但有一点可以向你们保证，上完这个课，你们总能看清人们什么时候在胡说八道。”
　　
　　这世界其实挺美好的，能让我心碎
　　
　　1
　　
　　第一次看这个视频，一个赤膊的精壮汉子，夹烟的手定在空中，说不出脸上是狂喜还是痛苦，唱到：“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一仰头狠狠把下牙床一绷，嗯，这人身上有股能豁出去的劲儿。
　　见他的时候，他俩已经成名了，很多媒体围着采访。他正给别人签名，签得龙飞凤舞的，我才知道他叫王旭，有人说：“您这字儿是练过啊?”
　　他面无表情，“天天一大车一大车的货都得签字，不签名字要扣钱的”。
　　他职业是个仓库保管员。
　　我俩握手，边上有人对他介绍我“这是谁谁”，说完停顿一下，等他反应。
　　他像没听见一样，没假装说哦你好你好，也没问“谁?”就两大眼珠子看着我，严肃地说：“你手挺凉的，找个暖和地儿吧。”
　　他俩上春晚前，彩排的时候我看他一身平常的旧绿裤子，一件洗得看不太出来色的毛衣，满脸萧条，问他在春晚上换不换衣服，他说：“不换，我没钱。有钱也只会买这样的。”
　　他拿个装胖大海的铁杯子，嗓子感冒，哑的。也不担心直播的时候唱破了，“破了就破了”，春晚只让唱一首歌，他觉得这一点不如在地下通道里唱，“痛快”。
　　我问：“那什么感觉，来劲吗?”
　　“嗯，非常来劲，非常过瘾。有的时候过道里人特别多，来回过，人的声音嗡嗡嗡嗡，我烦那个声音，我就要唱崔健的歌，吼老崔的“一，二，三，四……”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对，唱完一段之后，再看，消停了，没有一个人吭声。”
　　
　　2
　　
　　农民工很多，唱歌的也不少，但这种劲儿的人少，他四十四了，这个年纪的人，有的都在家里踏实当爷爷了，他还在地下唱摇滚。
　　他十六岁的时候，从收音机里听成方圆唱《游子吟》，对那个“六弦琴”感兴趣，坐火车去开封花四十五块钱买了一把金龙牌吉他。这是民权县第一把琴，买回去之后，县里没人会这个，他对着吉它看来看去。“我就想，这7个音，1，2，3，4，5，6，7，i，这六根琴弦，怎么能发出七个音?挺纳闷的当时，然后就来回抠，抠了很多天，左手手指不经意间按到弦了，一拨，还有音，这就知道，哦，按着也能出声。然后就开始找，1，2，3，4，5，6，7，i。”
　　他愣是自己把和弦都找出来了。
　　我问：“不知道你在农村里面拿把吉他唱歌，是受人羡慕呢还是?”
　　他说：“二流子，比我长一辈的人都说我二流子。”
　　我以为这话听了让他有点难受。
　　他说：“没有，管他干吗啊，我弹我的，那个时候我门口那条公路上车少，是民权通往菏泽的省级国道，我们就在马路边上走着，抱着吉他走着唱，‘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不然就是‘阿里，阿里巴巴’，瞎吼。”
　　这样的小男生，不分时代地域，哪儿都有一小撮，但一般稍长大一点儿就被制服了，人都得活着。
　　
　　3
　　
　　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农村联产承包制开始，“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他就承包了一个苹果园，一百多棵苹果树，种的不怎么好，但日子过得痛快。
　　投两年苹果树就都死了，刨了种庄稼。小麦、大豆、花生、棉花、玉米、西瓜、甜瓜，到冬天还撒了两亩地的菠菜，小菠菜，拿着种子一撒，也不用管它，到后来就拎个小篮子、小铲子，想吃几棵挖几棵。
　　他年青，力气大，不觉得苦。
　　说起春天播完种之后犁地，他是真兴奋。“那个麦子，播完种之后都是一条一条的沟，得拿一个很沉实的木板，你要力量大的时候，你想绑多宽绑多宽。就那样，绑上根绳，从地这头往那头走。弄过去之后，看着可好看了那个地，平展展的。然后一溜一溜一溜，整整齐齐的麦苗都长出来了，看着好看。”
　　有生命力的那个壮阔劲儿他喜欢。
　　但农民种地没什么效益，八十年代末，农业负担开始加重，再怎么下力，一年到头种的东西只够自己吃的，挣不着什么钱，只能图个痛快。盖个看苹果的小庵子，晚上几个人坐着，“抱着把吉他，边上四五个人，有烟，但是不喝水，就那样，想起一出唱一出。苹果地离马路非常近，马路上也有人，在那儿站着听，我就唱。有的就骑着自行车直接从马路上就下地了，‘我离可远都听见你唱歌了’，就坐在那歇会儿，抽支烟，聊会天，继续唱，那样。”
　　但一两年后，跟他一样大的都结婚生子了，就他一个人，吊儿郎当每天在那晃悠。后来不结婚也不行了，老被人打听：“一打听你，什么都行，就两样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他找媳妇，一见面拉着人家的手，哭诉了一回身世，媳妇“可怜”他，就嫁了。很快也生了儿子。
　　如果没有选择，也就这么在生活的框里过下去了，一笔一笔，填满就算。
　　
　　4
　　
　　1989年，县里来了歌舞团，要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巡演。他想去，老婆死活跟他闹，他说那我怎么也得走。“喜欢啊，就想着，那个东西勾着魂，那时候感觉是什么东西都拉不回来的。”
　　“什么东西勾着你了?”
　　“就想去唱歌，还有他们那个氛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能唱歌了，能唱给好多人听了，谁也拉不住我，就这样想，就一股劲的想往外走，出去了，老婆特伤心，抱着个小孩子，那么长一点”。
　　那时候歌舞团一共十三个人，搭台，绳子，吊灯，拉幕，独唱，伴唱，他都干，他烫个大头发，穿个皮裤，穿个高跟皮鞋，穿个红色的衣服当演出服了。
　　团长安排他在民权的一个乡里演，他往台上一站，刚准备起范儿，底下有人认出来了，“哟，那个是卖苹果的!”
　　我问：“还唱得下去吗?”
　　他说，唱了一首《一无所有》，唱到“你这就跟我走”，底下就有人接话“你早就该走了。”
　　一年到头到了春节，农民歌舞团一天五块钱，他回家带回去20块钱，里头还有跟别人借的10块钱，“手冻得红肿，手冻得这么高，都裂着大口子。回家了，那时候感觉老婆的被窝特别暖和，往里一钻，再不想出来了”。
　　
　　5
　　
　　他跟老婆一起卖馄饨，九十年代初是就近进城打工，选择也不多，民权有个葡萄酒厂，上完班有吃夜宵的，就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他们得准备一百个碗，“卡卡一排，碗是干净的，我这调好的料，配好的料，放在桶里，卡卡，放在桌上就摆了一大片，一看，那些人呜呜地就出来了，冲这边就过来了，赶紧的，汤卡卡一盛，馄饨往里头一扔，霹雳啪啦，管它多少，反正5毛钱一碗，就开始端，端完之后又一轮，端完之后又一轮，挺紧张的，紧张完了，忙了一身汗，然后等他们走了，收摊，回家，睡觉。”
　　后来又卖小百货，卖年糕，卖菜，给人加工鸡蛋糕，收花生。王旭说起鸡蛋糕来格外有股子香甜劲儿，“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实在，加工的都是足料，料是足的，有的在里头面粉多，鸡蛋少，或者说蜂蜜、白糖，糖精什么的，我就是纯砂糖，纯蜂蜜。”
　　他说：“我是主张那种一分利的人，我不是主张两分利的人。”
　　他就这么忙忙叨叨的，只有去县城里头去买东西，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带着老婆，才想起唱歌的事，刚唱一句“春去春会来……”，“我老婆说‘唱什么唱啊，哭了似的’。特伤我，不唱了。然后就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这个行，特逗，挺好玩。”
　　但小买卖做不成气候，还常被抄摊。90年代末，河南的出外打工大潮开始了，他去了新疆乌鲁木齐市。一天十块钱，没别的就业，就靠便宜出大力，“上面拆了房子，我就在底下哗哗就弄，一头一脸的都是土，到最后就露个小眼睛，一张开嘴，牙是白的。”
　　春节在黄河小浪底，他为了拿一百多块钱的加班费不回家。
　　大年三十值班，“那时没人，一个大山里面，感觉回音特别好，就吼呗，唱呗。”
　　在山里头，黄河小浪底，就唱那个，“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不凄凉，也不自怜，唱累了，算一会儿一百多块钱怎么花，再唱一阵子。
　　
　　6
　　
　　2000年，有亲戚打电话说你不是会唱歌吗?他说还会点儿，人家说那你就过来北京吧，他扛着给人家的一包花生就上了车。
　　“快到西站的时候，心里直跳，首都啊这是。做梦，就突然间就来了，就到北京来了，看着那火车外头那灯光，灯火辉煌的，真好看，我说一晚上得浪费多少电啊，八毛钱一个字在我们老家，然后就来了。下了车直接就拉清河去了。”
　　我纳闷：“叫你来不是来唱歌的吗?”
　　他说：“其实是给KTV包房烧锅炉去了，烧锅炉一个月给五百块钱，五百块钱也不少，我在家 一年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那你那时候能上KTV唱去吗?”
　　他说：“唱啊，也上去过，趁老板不在，几个人噌噌爬上去了，唱唱，还没唱两首，底下一个人上来，闷声喊，老板回来了，就放下。也能洗澡，也能唱歌，也能挣钱，多好。”
　　他看KTV门口别人开排档，向妹妹借了三四千块，就跟经理申请把门口的摊承包了，什么都弄好，干了一晚上，经理一看生意好了，半夜就找他谈话，“老王，这个东西你确实不适合，你还得烧锅炉，锅炉这个东西，一会儿离开人了就不行了，所以说我还是给你收回来吧。”
　　收回去，经理自己就干去了。
　　我说：“你当时也不跟他急啊?”
　　他说：“我哪敢急啊，我敢急吗?一急，走啊，没地儿去了，烧锅炉就烧锅炉吧，我说那我要来喝酒免费啊，他说行行行，免免免。”
　　烧完锅炉，夏天，王旭穿着大裤衩，往小摊上一坐，“喝酒，吃小菜，往狠了吃，气得我。”
　　到最后锅炉的活欠他半年工资没给。他待不下去，回家了。
　　
　　7
　　
　　2003年北京有地方要仓库保管员，他说那不得记账吗?我只初中毕业。电话里那人说1+1=2你知道不?他说知道，人家说那你就来吧。
　　来了没几天就闹非典了，人都不让出去，几个同事坐那山南海北就那么聊天，说，哎，你唱得真不错，你怎么不去酒吧啊，他说去哪个酒吧，同事说你打电话找吧。
　　老板办公室里有电话，他四下一看没人就进去了，打，拨114，“喂”，他还得看着两边，低声说，“麻烦您给我找一下全北京市酒吧的电话。”
　　114倒没崩溃，很镇定地说：“就三个”。
　　打了两个，都不要人，又打最后一个，在三里屯，说正好缺一个歌手，他真被看上了。但从他打工下班到演出相隔两个小时，“我算着倒两次车蛮可以赶到，结果一到国贸就堵，一到国贸就堵，堵得我要命，迟到了三天”，他说，老板，明天我还来不，老板说，那你说呢?他说那我就不来了呗，老板说对，我就这个意思。
　　再没别的路子了，就下了地下通道。
　　第一次去公主坟地下通道，他就顺着那个边上溜溜达达，溜溜达达，终于走不动了，结果贴着边一坐，不敢唱，把琴放在那儿，又背着琴又出去了，买啤酒去了。买完一瓶回去，还是不对劲，还不够，还没壮起来。又回去，又买一瓶喝，还不对劲，又买一瓶喝，三瓶，才往那儿一坐，才敢弹。
　　一开口唱了，雄心就起来了，“我有一套自己的方案，我都想好了。我这两天在公主坟唱，我会顺着再往东唱。唱南礼士路，唱复兴门，唱西单，唱王府井。”
　　我明白了：“哦，要直逼北京核心。”
　　终于有一天唱到天安门去了，他背着琴在前门的通道里一溜达，后面有个保安就来了，他心里通通跳，心说这个地方肯定不让唱，躁眉搭眼回去了。以后还是公主坟通道吧，“冬暖夏凉”。
　　
　　8
　　
　　后来他就守着公主坟通道唱，有一年里头施工，就那么呛着，嗓子里，像小针扎的，不停地扎，咳嗽都是黑色的痰。
　　他不能停，也不想停，声音小点也不愿意，“不能不唱摇滚”。他也害怕不能再唱，就锻炼自己的肺，练憋气，“我能憋两分多钟，最长的，憋两分四十几秒好像”。加上跑步，倒立。
　　他说，“给你来一个”，直接脑袋点地就折墙上了。我端详了一会儿，说哦，你那腹肌是这么来的。
　　我说：“但你这个治病的办法，让人听着挺辛酸的吧反正。”
　　他说：“这有什么辛酸，不挺好吗?锻炼身体，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我也去不了医院。”
　　这么彪悍的人，只怕城管。
　　“你被赶过吗?”
　　“那能不赶啊，谁都赶，他赶，前头赶，后头走，他走了我们再来，打游击呗。”
　　我问：“他会觉得被人瞧不起吗?”
　　王旭说：“有过，但是那个东西一闪就过了。最重要的，我觉得我还得去生活，你瞧不起我，我是拿我自己真正的东西来换回我需要的，我觉得没有什么瞧得起瞧不起的，我们都在上班。”
　　
　　9
　　
　　他也想过要出名，在草桥住地下室的时候，有天有人拿张单子给他，说：“《梦想中国》海选，你拿着去吧。”他不知道海选是怎么回事，那上头写着要个艺术照，“又花几十块钱，戴着个帽子，然后穿了个短袖，侧着个身，脸上还涂点粉，照了个所谓的艺术照，有点朦朦胧胧的，把脸上的褶盖上了。”
　　六月份，多热的天，在望京那个大院子里头，早晨六七点钟去，一直排到下午三四点，最热的时候，那些人挤满了那个大院子里，一圈一圈的，随着那个漩涡一直在转，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最后想出都出不去，“我说我不报了，走吧，走，出都出不去，就那样，好不容易排到跟前了。刚开口唱‘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好了，下一个。”
　　“两秒钟啊?”
　　“就这样，一两秒钟，下一个，就这样，晒得晕晕乎乎的就走了，饭都没来得及吃，所以说第二次《星光大道》2007年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说我们在五棵松这有一个海选，你过来吧。我说知道了，好，谢谢你，电话一挂，还他妈海选，吓死我了。”
　　他从此就死心塌地在通道唱了，有一天唱《安妮》，边上那个摆地摊的大姐，扭头卷东西走了。
　　他纳闷，后来才知道是把人家唱哭了给。
　　还有一天他正唱《英雄》，有个姑娘路过，听完说，你再给我唱一遍，他那个时候一高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状态就来了，给她升高了半个音唱了一遍。“唱完了，她说，大哥，我能抱你一下吗?我说来吧，还拥抱了一下，然后觉得特温馨，第二天跑单位里还跟同事贫。”
　　他挺自得其乐的，干自己喜欢干的，能挣点钱，还能得到人心的奖赏。
　　
　　10
　　
　　他在通道里认识了另一个唱歌的人叫刘刚。
　　刘刚是东北人，当狱警的时候，天天端枪对着树林里的坟堆站着，“晚上有点害怕”，对着林子唱歌壮胆，后来买了把吉他，钻到大鸽子笼里头练。退伍后失了恋，什么也不要了，带着吉他来了北京。跟亲戚一家三口挤一张床，有次饿得不行把锅卖了，换了两块钱。
　　后来卖盗版DVD，小百货，出租碟……娶了媳妇，媳妇把家里的工作辞了跟他来北京，给别人做那种在饭馆常见的塑料套的一次性筷子，一袋子是5000双，串满一袋子是10块钱。他说：“要是可劲串，串一天一宿串两袋子，一整就干到后半夜。”一家三口一年下来，根本攒不下钱，有的时候还得跟朋友再借点。
　　我说：“你算是为了你的音乐来的，她为了什么?”
　　“她就为了跟我在一起。”
　　“可是来了之后是很真实的生活，吃苦受累，那么小的房子，天寒地冻。”
　　“都跟我受了。”
　　“你不心疼?
　　他眼睛红了一会儿，说：“心疼，她说我不图你什么，只要你对我好，快乐就行，那种。”
　　“人在心里头总需要有一个归属，你在那个生活里头，你觉得你自己有吗?”
　　他说：“其实每天唱完歌背着琴从通道出来，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有下班的，挤公交的，那种心情让我感觉，这世界其实挺美好的，能让我心碎。” 　　
　　11
　　
　　8月的一天，他俩和另一个朋友在刘刚家“开演唱会”，喝了一点儿，几个人开始唱，第一首唱的就是《春天里》，啤酒喝得挺酣的，说脱了唱吧，刘刚说：“我可有六块腹肌，你敢脱么?”王旭挺狂“嘿，我怕脱了伤着你们。”就这么赤着膊，唱到十一点要散了，朋友拿手机，说录一段吧，王旭说，再唱一遍“春天里”。就这个视频，被朋友用手机拍下来传到网上，点击过了千万。
　　我跟王旭说：“很多人是被你那句，‘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打动。”
　　他说2010年上半年，当时喜欢这首歌，“喜欢得发狂，发痴发狂”，一天要唱很多遍，QQ签名上写，“如果等我老去那一天，等我死了的时候，不要在我的坟前放哀乐，就给我放这首《春天里》。”
　　“你是觉得这唱的是你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是，它在写我的历程，它在说我的历程。”
　　
　　12
　　
　　他们也有了歌友会，拿支一次性筷子粘只钢笔当标志，朴素得很。当中有一个电焊工，从东北来看他们，我问这小伙子：“你为什么要来?”他说：“这歌里有一句‘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每次听我都要哭一场。”
　　我说：“是为你自己还是为他俩?”
　　他说：“为他俩。我至少还有个房子。”
　　在星光大道总决赛的时候，每个选手都要请一个往年的冠军一起唱，王旭和刘刚去找老毕，说他们不想请冠军，想请另一个人――一个被淘汰的选手。
　　刘刚说：“那个孩子特别不容易，才二十一岁，他视力非常有问题，头发是白的，但是他也会弹吉他，吹萨克斯，歌也唱得特别好，我认为自己跟人家比，比不了。在我心里，我认为他已经是冠军了。”
　　他说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出于敬重。
　　在歌友会上，他们仨站在台上，唱《北京，北京》，那个孩子唱第一句，但话筒忽然没声了，他没停下来，也没东张西望，就是把话筒拿开，大声唱了下去：“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我似乎听到了他触骨般的心跳……”
　　他们三个的声音一起加进来合唱“……人们在这里挣扎着相互告慰和拥抱……北京，北京……”
　　
　　13
　　
　　采访的时候，我问王旭：“有一种声音说，他们担心旭日阳刚只是昙花一现。”
　　他说：“要说我们是昙花，我觉得我们要开得非常灿烂，这一瞬间也开得非常好，是吧?”
　　他们这二十多天被媒体包围着，“对广大农民工说些什么吧”“对河南人说些什么吧”“对民权的父老乡亲说些什么吧…对湖南的省委书记说些什么吧”……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他用“可怕”来形容这个成名的过程，“等于两个人没有拿到执照，没有拿着驾照，开着火箭就上天了，多危险，然后很容易迷失方向，等你迷失了方向，你再想回来，就麻烦了。”
　　他在歌迷会上说他现在挺“害怕”，这是他少见的软弱时候，“那个歌词就在写我们，‘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还是那么悲伤。’就这样。”
　　我问：“应该是喜悦才对，为什么有更深的迷惘?”
　　“走不好，就会掉进去，把自己给丢掉了。我很不想丢掉自己，要实在不行，我宁愿回到我的以前。”
　　“你没辞职吗?”
　　“没有，他们让我辞，我没辞，我说我就不辞，就跟你们签合同，还要签，今年就签了。”
　　“但你现在也不可能回去上班，那他干吗给你留着这个位置?”
　　“老板说你尽管走，以后走不动了再回来，我说我就记着这句话”。
　　
　　14
　　
　　我问过他：“要没有这个视频，没有这个网络，也许就这么一辈子就这么……”
　　他接过去说：“那也很好，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很普通的普通人。”
　　他原来是打算就这么一边看仓库一边在地下唱歌，唱到六十五岁。“唱不动，回家做个小买卖，得了，没有别的想法。”
　　他让我想起老罗说的那种人，“看一个人不是看他最终成为了什么人，而是他本来就是一个什么人。比如说韩寒当时没有成名，后来没有赚到很多钱，也没有那么多的女朋友等等。但又怎么样呢?如果有一天路过上海郊区的那个小镇，碰到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叫韩寒，如果你有幸跟他坐下聊聊天，你仍然会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人。”
　　能跟这样的人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
　　看了春晚他俩的演出，我想起前阵子采访完，我们去了地下通道，王旭戴个黑绒线帽，一脸黑扎扎的胡子，抱了吉他说，唱一个吧。
　　我说：“唱什么?”他说：“《笑着哭》。”我没听过。他轻捻弦索，唱这歌“生命就像一场云游，坎坷也是一种收获……伤痛就像一次放声歌唱，唱什么，有谁能够明了……突然间我感到如此狂喜的悲哀，拥有一切只不过笑着哭……”
　　唱得太野蛮了，通道里荒草丛生，人来人往突然都消失不见。
　　唱完他啧了一声，说“不好，还是得夏天，喝点，咱们再来唱”。
　　嗯，春晚会过去的，但夏天有的是。
　　
　　娃娃
　　
　　(一)
　　
　　走到公园门口，我已经渴坏了，买了瓶冰橙水。
　　一进公园，简直要昏过去了，几天没来，都是人，到处是摆摊设铺的点儿，大声叫卖，草地全踩秃了。
　　走到湖边，有二胡的声音，是《走进新时代》，我扫了一眼，是个盲人带个小孩子，坐在路沿儿上，面前放着只有两张毛票的空盒子。唉，现在连乞讨的也有了。
　　实在没地儿，在路的另一边有树遮头的石头上坐下了。
　　没一会儿，听见有人很急地走过，咚一声，一个空塑料瓶子扔在地上的声音。
　　我下意识回头一看，是路过的人把刚喝完的饮料瓶子顺手扔在盲人乞讨的纸盒子里，脚不沾地，头也没转一下就走过去了。
　　那个盲人自顾自拉着。
　　我正要回过头继续看书，那个小孩子伸手把瓶子捡了起来，他手太小，只能用两只手搂在胸前。
　　我以为他想丢出盒子去，或是拿着玩，要不就攒到什么布袋里去。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了。
　　我也站起来了，想看看他到底干什么。
　　这个娃娃大概两三岁，短头发，穿个脏得看不出模样的灰绿背带裤，分不清是男是女，就搂着那个瓶子，摇摇摆摆往南走，走了大概二十多米，在大人们的腿中间，一会儿能看见，一会儿看不见。
　　然后，他站在一个垃圾桶前面，打量了一下，把这个空瓶子扔进去了。
　　我看着他走回来的样子，向他笑。问：“你多大了?”
　　他显着对生人还是挺警惕的样儿，没回答。
　　他坐回到地上，盲人自顾自拉着，我蹲下，把买的水打开，递给这娃娃。
　　他用两只手搂在胸前。
　　我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下意识去掏裤兜。
　　“一百。”小孩子说，河南口音，是个男孩。
　　我笨拙地说：“你知道阿姨为什么给你钱吗?阿姨刚才看见你扔瓶子到垃圾筒啦，你真棒!”
　　他肯定是听不懂。我就冲他顶了个大拇指，他笑了。
　　然后我说：“跟阿姨说白白。”
　　他摇摇小手。
　　走了很远我回头看，他把那水给那盲人喝。
　　
　　(二)
　　
　　王军的儿子五岁。
　　在幼儿园洗手，被另一个男生挤到一边。
　　小娃娃没作声，等在边上。
　　老师看见了，批评那男生：“你怎么回事?”
　　那男生说“不是我挤他，是他挤我。”
　　小娃娃还是没作声。
　　老师怕小孩儿心里不舒服，把这事儿给王军说了。
　　回来的路上，他对儿子说：“别人要挤你你别当回事儿。”
　　娃娃说：“我没觉得他要挤我，他只是特别想在那个龙头那儿洗手。”
　　
　　(选自新浪柴静博客)

推荐访问:特辑 散文 柴静 柴静散文特辑 柴静散文 柴静散文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