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而不同”思维透视_什么是辩证思维能力
时间：2020-03-02 07:19: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问题，邓小平是继毛泽东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典范。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思想、社会主义主体与非主体成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论述是邓小平"和而不同"思维的三次伟大运用，既解决了中国的现实问题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关键词：和而不同；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主体成分；计划与市场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4-0034-02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邓小平是除毛泽东以外另一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典范。无论在中国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如何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交融在一起，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又展现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是邓小平一直在思考和实践的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中国传统哲学“和而不同”思维一方面要求人们既不要“去和而取同”（《国语・郑语》），追求没有区别和矛盾的同一，又不要“反中庸”（《中庸》），使矛盾双方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纵观邓小平的系列论述，可发现“和而不同”是潜藏在其思维深处的重要传统文化基因。
一、对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思想的“和而不同”
“文化大革命”以后，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存在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认为凡是毛泽东作出的一切决策、指示，都必须坚决维护、始终遵循；另一种是借口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作用。如何评价毛泽东，成为中共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关于类似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有过深刻的教训：50年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全面的否定，无论对苏联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对赫鲁晓夫本人，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要对毛泽东进行严肃的历史评价，是一桩十分危险的政治事件”[1]565，邓小平再次恢复领导职务后，在领导全党拨乱反正中，用极大的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在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地位进行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提法起到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党的七大，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地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毛泽东思想界定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将毛泽东思想的定义，由历史决定的毛泽东思想修改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从根本上区分开来了。首先，毛泽东的思想包括他青年时代的思想和晚年的思想，实际上在这两个阶段中，毛泽东个人思想中有些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些思想观点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是有区别的；其次，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同时，毛泽东之外的党的其他许多卓越的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是既有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毛泽东思想是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的智慧结晶。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关于毛泽东的评价要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全面的观点，片面地肯定或否定毛泽东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贡献，不利于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对于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2]345
二、社会主义主体与非主体成分的“和而不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对外开放启动，经济特区兴办起来，沿海十四个城市获得了开放优势地位，三资企业如火如荼蓬勃发展；对内改革全面推行，在农村实行并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产品购销流通体制和财政补贴制度，在城市实行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后来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在内的上层建筑整体改革，公有制的新实现形式股份合作制也相继出现。在改革政策和措施出台后，有人怀疑中国要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运用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的思维提出并且精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主体与非主体成分关系问题。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客人时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当然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3]591984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实行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对外开放二十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3]103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说：“‘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3]219
从邓小平不同时期的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辩证地分析了社会主义主体与非主体成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非主体成分中有些资本主义的因素会对社会主义的主体成分产生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但从总的方面来看，非主体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主体的发展。这些分析论述，为我们正确对待社会主义主体和非主体成分确立了科学的态度，走出了一条同样重视非主体成分，使主体与非主体成分始终沿着一个方向互相协调、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道路。
三、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的“和而不同”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国民经济十分薄弱、现代工业很少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建设，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利于快速有效地集中全国的力量，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各种条件。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1978―1983年，在理论与政策上，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1984―1987年，在理论上，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1988―1991年，届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姓“资”姓“社”之争，1990年12月间，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道：“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3]364。1992年以后，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373确认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大以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与“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
邓小平的这种思维，显然是传统“和而不同”思维的直接体现，但不以牺牲原则为代价求取和谐，如1989年政治风波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各种制裁，他坚定地回应：“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3]367“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3]329不难看出，邓小平的“和而不同”思维是充满辩证智慧的，这种思维方式必将成为新的传统思维精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前行。
参考文献：
[1][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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