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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电影新浪潮:后伯格曼时代的狂欢】瑞典导演伯格曼

    时间:2020-02-18 07:35: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将伯格曼这张覆盖了瑞典电影半个世纪的“湿透的毯子”掀开,才有可能释放这个国家电影人压抑已久的艺术激情      很多中国电影爱好者最后一次关注瑞典电影,或许还是在2007年英格玛・伯格曼去世之后,国际电影界对这位瑞典电影大师及其作品的悼念性回顾。此后的数年当中,瑞典电影似乎在中国的银幕和电影媒体上销声匿迹,这个曾经由葛丽泰・嘉宝、英格丽・褒曼和伯格曼构建起来的光影国度仿佛一瞬间堕入极夜,不再有往昔耀目的光辉。
      然而对于长年遮蔽在大师光环之下的众多瑞典电影人来说,伯格曼的辞世未尝不预示着一个新纪元的到来,正可重新发现漫天的星斗。甚至有人戏称,将伯格曼这张覆盖了瑞典电影半个世纪的“湿透的毯子”掀开,才有可能释放这个国家电影人压抑已久的艺术激情。2010年以来,从正在中国多个城市巡展的“瑞典电影周”到新近被好莱坞改编的《生人勿进》《不义之财》《龙纹身的女孩》等一系列当红影片,都在展示不同于以往的瑞典电影形象。
      
      商业影片走红
      
      “从世纪之初到现在,瑞典电影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我们正在见证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瑞典电影学会负责国际事务的安德丽雅・鲁特将这十年变迁称作瑞典的“新浪潮”:以风格多样、独立制片、新人涌现和国际合作为特征的电影潮流,一改伯格曼时代孤独、沉重的人文底色,让价值多元、雅俗共赏的艺术因子注入到瑞典电影的血脉之中。在《瑞典电影:激情跃动的银幕》一书中,瑞典影评人弗雷德里克・萨林认为:“‘瑞典电影’这个词涵盖的类型领域非常广泛,从描述瑞典圣殿骑士奥尔纳和他参加神圣十字军东征到耶路撒冷的中世纪史诗动作片,到关于当代瑞典年轻移民所要面对的融合问题,之后再到一部部雄心勃勃的小制作纪录片,描述瑞典人家后院里那些性格怪异的小人物。”如果说,伯格曼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不断探寻人类灵魂深度的电影思想者,那么当代的瑞典电影人却竞相摘掉这一沉重的王冠,更多地投入到社会和娱乐性的影像表达,让电影回归大众文化的价值本位。
      对于海外观众而言,伯格曼之后的瑞典电影不再是欧洲电影节上的夺标大热(北欧艺术电影的领军大旗扛在了丹麦导演拉斯・冯特尔等人的肩上),出人意料的是,瑞典出品的商业影片却在近几年走红国际,代表作品包括古装史诗电影《圣殿骑士》、吸血鬼题材电影《生人勿进》、怀旧传记电影《永恒时刻》、悬疑惊悚片《龙纹身的女孩》以及黑帮犯罪片《不义之财》等等。这些风格和题材各异的电影,却清晰地显示出瑞典电影人在开拓类型片领域所付出的极大努力。
      商业类型片的稳步发展,意味着电影产业逐渐成熟,既摆脱了传统意义上“作者电影”孤芳自赏的艺术洁癖,也在更广阔的视域中提升了瑞典电影的可见度。总体而言,瑞典电影人在商业价值与文艺气质之间维持了相当平衡的分寸感,既没有好莱坞电影的粗俗浅薄,又不像很多法国商业片那样矫揉造作。譬如与美国影片《暮光之城》同为吸血鬼题材电影的《生人勿进》,便不止于卖弄青春偶像的情爱游戏与“素食”吸血鬼的时尚噱头,而是更为深刻、绵密地编织剧中人物彼此的眷恋与无望的悲情。《欧洲电影》杂志甚至评价其“宁静、感动、诗意,这些几乎与吸血鬼绝缘的词汇,却是对本片最恰当的形容”。
      
      多元文化直面现实
      
      如果说英格玛・伯格曼将其电影建立于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上,那么当代瑞典电影的艺术趋势,却是对这种温文有礼的价值观念竖起中指。在2010年出品的影片《噪反城市》中,内向冷漠的北欧绅士被狂躁反叛的音乐狂徒所取代,庄严理性的交响乐遭到噪音之声的无情嘲弄,音乐演出成为恐怖活动,无法无天的艺术恶作剧击溃了警察布下的天罗地网……人们在早期瑞典电影中惯常体验到的优雅、深邃和沉闷,在六名鼓手即兴任性的狂野敲击之下轰然崩塌。然而正是这种反叛精神,迎合了后现代语境下普罗大众对精英文化的蔑视,《噪反城市》也因此让人经历过一场感官狂欢之后,彻底放弃了对本片剧情与人物的道德判断。
      曾经在欧洲赢得广泛反响的影片《黑暗笼罩之时》揭示了瑞典社会的家庭暴力与伦理危机,另一部在瑞典获得票房佳绩的商业片《龙纹身的女孩》也同样一反瑞典社会的和谐表象,将这个高福利国家隐藏的种种罪孽与丑恶,通过一名“朋克”造型女黑客的身世与行踪展现出来。与伯格曼电影“微言大义”的大师风范不同,当代瑞典电影从不惮于直刺社会与现实的黑暗角落,再以大众化、娱乐化的影像形式加以表达。即便是在较少涉足的动画片领域,瑞典电影人也在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的同时,不忘将针砭的锋芒指向话题沉重的政治领域,如上映于2009年的动画电影《地下理想国》,便预想出一个资源匮乏、极权统治的未来欧洲社会,主人公从无知到醒悟,从顺从到反抗,也延续着欧洲自由主义者一脉相承的警世精神。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移民的涌入,瑞典逐渐演变为一个种族、文化和宗教多元化的国度,这也是该国电影人必须面对和表达的社会现实。传统意义上以白人家庭文化和价值观为核心的影片越来越非主流,拥有移民或混血身份的导演或演员赋予了瑞典电影更为丰富的题材和样式。摄制于2007年的影片《一只红眼睛》讲述了一位摩洛哥裔瑞典少年对刻意融入主流社会的父亲进行文化反抗,将自己称作“思想的苏丹”;在电影《美女你好》中,一位波斯裔青年为了能获得与一个瑞典女孩约会的机会,只能谎称自己是意大利人;而《永远的莉莉娅》则描述了一个俄罗斯女孩遭母亲遗弃、被迫在瑞典卖春的悲剧人生;瑞典2010年的票房冠军之作《不义之财》更是将斯德哥尔摩当成了不同移民贩毒集团的罪恶生意场。当然,瑞典的多种族、跨文化主题电影并非只有犯罪与冲突,有一半华裔血统的瑞典导演刘汉威在其处女作《霓虹心》中,通过一对瑞典母子来到台湾找寻网友的曲折经历,在东西迥异的文化背景之下,却凸显出温暖的人性关怀。
      诚如刘汉威在接受采访时所言:“我所注重的是文化的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以这种角度来观看,《霓虹心》就是一个普世性的故事,文化差异便不再显得那么重要。”无论是强调文化的异或同,当代瑞典电影人呈现在银幕上的,是一道越来越复杂多义的社会文化景观,表达出他们对瑞典社会融合问题的强烈关注。
      在总结瑞典“新浪潮”的主要特质时,瑞典电影学会代表安德里娅・鲁特给出“小型、独立制片公司主打、新人不断涌现、改编自小说的影片当红以及国际积极翻拍”这四项指标,以表述瑞典电影朝气蓬勃的艺术生命力。2010年,这个人口仅900多万的北欧小国却上映了40部国产电影,拥有1580万人次的本土观众。在伯格曼之后,尽管新一代瑞典电影人仍缺乏堪与伯格曼比肩的艺术影响力,但他们却拥有根植于当代瑞典生活的创作视角,不断尝试新方法、探索新类型、开拓崭新的艺术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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