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在我们中间]贝多芬给我们的启示
时间：2019-05-08 03:17: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外国名音乐家的长长名单中，最早介绍到我国来的恐怕要算德国作曲家贝多芬了（全名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旧译裴德芬、悲多汶）。据我记忆所及，抗战期间看到过丰子恺论述的《近代二大乐圣的生涯与艺术》（20世纪30年代初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丰先生是早年致力于传播西洋音乐入门知识于我国的一人。书中介绍了贝多芬及其同时代作曲家舒伯特的生平与作品，他们在音乐史上的地位，以及两人关系的一段机缘，读后觉得颇能引人入胜，但内容如今却淡忘了。
抗战时期出了好几种有关贝多芬的译著：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著的《贝多芬传》是较流行的一种，先后有三种译本；此外有罗兰的《歌德与悲多汶》（梁宗岱译）和布尔克（J.N.Burk）的《贝多汶的一生和作品》（吕维梅编译）。胜利前夕，上海悲多汶学会又出版了夏弗莱（R.H.Schauffler）的《音乐的解放者悲多汶》（彭雅萝译）。
解放后，这方面的译著逐渐多了起来，如柏辽兹著《贝多芬九大交响曲的批判研究》有陈洪译本，巴恰雷契著《贝多芬及浪漫乐派》有丰陈宝译本，还翻译出版过苏、德一些音乐学家写的贝多芬小传、作品分析和有关的评论专集（如《贝多芬新论》等）。记得电台也编过《贝多芬交响乐讲座》，配合广播向听众介绍作品。通过音乐会演出、电台播放和院校教习，贝多芬的一些重要的交响曲、协奏曲、序曲、室乐曲和钢琴奏鸣曲为我国许多音乐工作者与爱好者所熟知，贝多芬对中国人民早已不是个陌生的名字。
去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了罗兰所著《贝多芬传》傅雷译本（1947年骆驼书店版）的新版，印行八万册，受到文艺界和青年读者的欢迎。这本感情真挚、文笔隽永、抒情韵味很浓的传记文学小册，1903年发表于法国诗人佩棋主编的一本巴黎杂志《双周丛刊》上，“从一家无名的店铺里出来，几天之内在大众手里传播开去，……走上它不曾希望的好运”。
《贝多芬传》是罗兰“献给受难者”的“名人传”（亦即“英雄传”，如《弥盖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等）这个宏大创作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名人传”自《贝多芬传》始。作者从古希腊史学家普鲁塔克有影响的“名人传”中得到启示，并仿照它的格式，要发表多种名人传记，“介绍现代英雄豪杰的事迹，强调他们的道德品格”。“这些传记中人的生涯，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而在这个“为了善而受苦”“靠心灵而伟大”“准备去完成一些大事业”的英雄队伍内，贝多芬占着一个很特殊的重要地位。作者自己说，他是“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观之他以后一系列的有关论著，可以信然。
我们知道，世界各国对贝多芬的研究卷帙浩繁，涉及到作曲家生平与创作的文献、传记和分析等多方面，这种研究甚至已成了音乐学上一种专门的学问——贝多芬学（Beethoveniana）。名作曲家柏辽兹、舒曼、瓦格纳、丹第等都研究贝多芬，不少音乐家曾从不同角度分析过他的交响乐、钢琴奏鸣曲等，作者包括专门指挥或演奏他作品的行家。但近代世界音乐史上难得有几位音乐家像罗兰那样长期对贝多芬进行研究，他的论点在各种音乐史论著中也经常被人引用。
深受启蒙思想影响、忠诚于法国大革命原则的雅各宾党信徒——贝多芬的形象，伴随着罗兰的整个创作历程。除开他的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该书最初数卷的事实和主人公性格以贝多芬为原模；而《贝多芬传》则是该小说的雏形或序曲）之外，还著有：（1）《从“爱罗依卡”到“阿帕逊纳塔”》。本书是贝多芬30岁时的画像，着重写了他的名著《英雄交响曲》《热情奏鸣曲》和《莱昂诺拉》序曲（20世纪40年代在香港有陈实译本，书名为《造物者悲多汶》，人间书屋出版）；（2）《歌德与悲多汶》。作者意图在此探讨这二大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并阐明他们注定要彼此误解的原因：一个同现实妥协以谋取“和平与协调”，另一个与当代先进思想密切联系；（3）《复活之歌》，写贝多芬50岁前后度过创作危机后所作的《庄严弥撒》（据称作者认为这是他的最大杰作。它是一部具有戏剧音乐表现的五乐章大型声乐—器乐作品）和他的最后几部奏鸣曲；（4）-（6）是《未建成的大殿堂》，共三部，分别写了第九交响曲（即带席勒作词的《欢乐颂》末乐章的《合唱交响曲》，这里把人声作为一组乐器与管弦乐队作交响化的大胆结合，酝酿了十几年才写成）、最后五首四重奏和作曲家“喜剧的终场”即他一生最后的斗争；还有末卷（7）《贝多芬爱过的女性》。这七卷书写于20世纪20至40年代，定名为“贝多芬——伟大的创作年代”，由法国两家出版社陆续出版，可谓洋洋大观。对罗曼·罗兰而言，贝多芬是“可以倾吐衷曲”的故人，是“曾经用强有力的手在人生的战场上屡次撑持”他的侣伴，是“向可怜的人类吹嘘勇气”的“胜利的普罗米修斯”，还是“率领着他的种族并在前面引路的斗牛”（taureau，这里是“勇士”之意）。正由于罗兰以“贝多芬的整个为人……代表着欧洲的一个时代”，因而在描绘贝多芬的同时也描绘了自己一代的梦想，他终其一生对贝多芬作了认真不懈的研究，并且这种研究随着他对社会革命的视野之扩大以及本人世界观在时代巨变中的深刻转化（虽然也有反复和迷误，有始终未彻底解决的矛盾，如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崇尚）而愈益深入，愈益接近这个形象的真实。
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用了不大的篇幅，以动人的笔触描写了这个不愿和不易妥协的受难者，这个反对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以自由与进步作为人生与艺术目标的大作曲家一生的各个重要时期，以及他在时代的激流中喷涌出的乐思达到了何等罕有的艺术成就。这里在读者面前展现的是一幅幅逼真如画的生活图景，对心理的刻画也细致入微（包括附录里选用的少量贝多芬书信和思想录）。贝多芬出身卑微，是歌手和女仆之子，在莱茵河畔的故乡接受了双重考验：作为钢琴演奏家的“神童”天才被发现得很早，作为长子的家庭重担更是压得过早。从艰苦的童年开始，到大雷雨声中由一只陌生的手替他最终阖上眼睛，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他桀骜不驯的雄狮般的性格，往往同庸俗的社会难求融合；他平素梦想着的幸福每在似将来临之际旋即幻灭，接着又是悲苦的煎熬（他与贵族少女的爱情也屡遭挫折），只有在理想的境界里寻找朋友，在艺术的蕴蓄和表露里探求幸福。 贝多芬一生大部分时间（20岁以后）住在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其时泛滥全欧的法国大革命占据了他的心，激起了他巨大的创作热情，《英雄》与《命运》交响曲、《科里奥兰》与《爱格蒙特》序曲以及《热情奏鸣曲》等壮烈有力的乐篇，就是这时的代表作。他希望刚建立起的共和制度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甚至准备把第三交响曲题献给拿破仑（他原来把平民出身的拿破仑视作希腊神话中甘自牺牲、为自由取火的神——普罗米修斯），但这位法国首席执政以加冕称帝和践踏各国人民权利而背叛了大革命的理想，使他深感厌恶并涂去献词。人们认为这部在情绪上完全与革命时代相协调的作品，实已对理想中的英雄之伟大作了不朽的表现。其后，贝多芬受独立战争与爱国情绪的鼓动，还写了些歌颂德意志民族争取自由反抗侵略胜利的音乐。一直到他盛年达到光荣顶点的时刻，他始终立志作“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用音乐“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
贝多芬也出入豪门（这个阶层里有他不少的崇拜者，个别“艺术恩主”还同他甚密），但始终保持独立精神，从来不向权贵折腰，并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比我们的大人物更渺小”。而就是这样一个傲世奇才，有时却“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感到“为挣饭吃而工作真难”，对出版商负着重债，作品卖不出钱。日常的窘况加上无穷尽的讼案（为争取对侄儿卡尔的监护权）使他耗尽精力。社交界一时还受到意大利风气的入侵（崇尚罗西尼），把莫扎特和他都比作老学究而予以冷待。尤为悲惨的是：他过早地两耳失聪——悠扬的笛声、飞鸟的啭鸣、牧人的歌唱，他都无福消受。残疾好似个幽灵缠住他，他被迫和人类分离，“只在音符中过生活”，“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在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中，作曲家自称曾意图自杀，但艺术把他挽救了）。对于像贝多芬这样的大音乐家，失去这“最高贵的一部分”，他认为远较他人优胜的一部分，痛感“不曾实现自己才具与力量所能胜任的事”，实在是莫大的不幸！书中写到第九交响曲演出时，贝多芬受到全场欢呼喝彩而无所知觉；他要指挥自己的歌剧《菲德利奥》预演，但无法使台上台下为之合拍。这个不治的顽疾，贝多芬与之整整搏斗了30年（他晚年用写札记与人笔谈通话），书中对此有比较突出的描写，为的是表现贝多芬“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命运不能使他完全屈服。
临终之前，贝多芬又在自己的音乐王冠上添了朵朵鲜花，从而结束他光芒四射的艺术顶峰之作。他贫病孤独如故，但意志与信仰给了他一种奋斗的欢乐，他胜利了。他存活于这样的思想中——“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更迫近它一些”，做到责任和天职所要求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音乐，是梅特涅那个专制制度复辟时代的强大的自由之声。除开贝多芬童年时被他酗酒的父亲整天地盯在羽管键琴（钢琴前身）前面或和一把提琴一起关在家里苦练不说，作曲家在书中也被写成一个异常勤奋的天才。贝多芬在临终之前说：“我的箴言始终是：无日不动笔。如果我有时让艺术之神瞌睡，也只为要使它醒后更兴奋。”他“一件作品才完工，另一件又已开始，往往同时写着三四件，不知还有什么休息”。贝多芬对待创作极端严肃，往往是反复思考，不断修改。著名的《莱昂诺拉》序曲写了不下三四稿；为歌剧《菲德利奥》二幕开始的一个引子，他改写了18次，直至自己满意为止。他以57岁之年，完成体裁种类繁多、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大小乐曲达256个，这是多么地惊人！（要注意：从他1796年耳聋开始到晚年全聋经历了多长一段时间！而他全部的作品可以说都是耳聋后写的。）
音乐史家罗兰无心去寻求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一本渊博的音乐学著作，他把《贝多芬传》称作“受伤而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要在20世纪初老大欧罗巴那重浊腐败的气氛中吹送英雄的气息。那就无怪小册子出版后开卷一段“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这样的名句迅即传诵一时，其清新气息大有一扫巴黎苍白文风之势，使该书甚至成了20世纪初抱有人道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了。
罗曼·罗兰笔下的贝多芬是理想化的艺术家典型，是作者意图以英雄的刚毅性格去唤醒同受苦难的人们和以道德力量改造社会的精心之作。贝多芬的形象在上述他的几本书中既有一致又有发展，反映了作者洞察的敏锐与认识的局限。罗兰写了以欢乐（音乐）赠给了人类的贝多芬的个性力量和他的“性格悲剧”，但忽略了从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巨大历史画幅的背景上去展现这个传奇人物，使艺术家的个人方面和社会方面多少受到分割，成了虽有伟大品格但孤独奋斗的人，因而未能深刻地揭示时代冲突，并削弱了主人翁与群众行动有血肉联系的英雄主义。
（原载《读书》1979年第7期）
推荐访问:贝多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