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尼斯的“偏向论”及其当代意义】英尼斯媒介偏向理论

　　【摘 要】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媒介种类的日益增多，媒介的研究成了研究热点。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哈罗德?英尼斯在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具有开辟创新的价值。他研究焦点是媒介与社会文化，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偏向论”，论证了传播技术、权力和制衡三者的关系。这种理论把媒介置与社会历史大背景中研究，强调传播技术的重要性，开创了媒介环境学派。本文以哈罗德·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为研究对象，着重从凡勃伦对英尼斯传播思想的影响、媒介偏向论的内容及其理论的当代意义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揭示英尼斯传播思想的独特价值及其对现代传播与传播实践产生的深刻意义，呼吁大家关注传播研究的宏观思辨视角，理解传播媒介与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哈罗德·英尼斯；传播思想；媒介偏向；传播技术
　　哈罗德·亚当斯·英尼斯（Innis, Harold Adams，1894~1952），加拿大经济学的开创者，媒介研究多伦多学派第一代的领头人。他的研究横跨经济学、历史学和传播学这三大领域。其中，他在经济学研究中发现传播技术的重大意义，进而转向了传播学研究，提出了“帝国论”与“传播偏向论”，论证了权力、传播技术和制衡三者的关系，提出政治经济学的雏形，开创了媒介环境学派。英尼斯的传播研究主要是以媒介偏向论为基石，建立在研究传播技术与社会环境变迁的大环境上。
　　一、前辈凡勃伦的经济学思想影响
　　索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同时，他是芝加哥大学受热捧的经济学思想大师，也是英尼斯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的同门师兄。英尼斯受到凡勃伦的经济学观点的影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所言：“伊尼斯的媒介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的经济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背景留下的深深的印记。”　[1]P57
　　第一，英尼斯认为，经济学不能囿于经济谈经济，必须更多地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把经济学重建成一门‘进化科学’，努力追溯漫长岁月中人类的制度和习惯的复杂演变”。[2]P161这为后来英尼斯研究传播领域中使用了以历史作为试验场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思辨研究。“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伊尼斯的讨论不再仅将传播作为推动市场的动力，而是进而将传播作为一切历史运转的轴心来探索。”　[2]P166他以动态的态度看待过去，把历史当作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他揭示了帝国要务的宏大模式。在这一点上，他就是扭转剧情，揭开演员面具之神灵[3]。第二，将经济学中的“知识垄断”与“偏向”概念引入传播学。伴随着传播技术发展的时代而成长的英尼斯，是技术民族主义派别。他一边警惕美国媒介的力量，一边要保持加国的传统文化的独立性。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背景，使得英尼斯的余生研究转向了传播学领域。另外，他把“知识垄断”与“偏向”概念引入传播学，也是深受凡勃伦的经济思想。如“偏向”这一重要概念，凡勃伦在其制度经济学中已经提出，人的本能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偏向的思想意识、习俗惯例，进而形成不同偏向的社会制度，影响制度环境中的经济活动。[4]P92英尼斯在研究传播的偏向时，将“偏向”放在一个媒介与权力制衡的背景中讨论，提出了以时空偏向为基础的“媒介的偏向论”，证明了社会与权力结构的不同导致了媒介环境的变革。
　　二、媒介偏向论的传播思想
　　英尼斯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中指出，文明的兴起、衰落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一切文明都是靠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而存在的，而任何媒介都具有时间或空间的偏倚性，可以分为以时间为为重点的媒介和以空间为重点的媒介。这两大媒介分别是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前者是质地较重、耐久性较强的媒介，例如：粘土、石头、羊皮纸等，较适于克服时间的障碍得到较长时间的保存；后者是质地较轻、容易运送的媒介，如纸草纸、白报纸等，较适于克服空间的障碍。不同的技术各有其传播取向，这些取向决定了社会组织的形式。由这些技术决定的知识垄断控制了各种社会团体间政治权力的分配。这里面的社会组织也即权力组织、政治组织。 [5]PVII这就是著名的“媒介偏向论”。伊尼斯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就是传播与帝国、组织的关系。也就是说传播的政治倾向已经带有政治经济学的萌芽。[6]
　　图1 英尼斯的 “媒介偏向论”
　　“媒介偏向论”与“帝国论”紧密相连，互相影响。一个伟大的帝国的崛起，离不开宗教因素和政治因素。要维护国家的稳定，从而建立起强大的帝国，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实现其传播时空的平衡性，即在权力、资本、技术三者中制衡。英尼斯理想的帝国就是古希腊。古希腊城邦的口头的信息传播有利于时间上的延续传播，神权政治的发展使得古希腊土地有了扩展，有利于空间上传播。这样，它实现了其传播时空的平衡性，做到了英尼斯所阐述理论中的事物发展的多面性与可持续性。
　　“媒介偏向论”主要有三个要素组成：传播技术——作为偏向的物质基础、权力——偏向的实质、制衡——实现传播时空的平衡性。传播技术是一种传播的工具，决定知识的垄断与信息的流通，促进某种文明文化形态的形成，可能会造成信息贫富的分化。当今传播媒介可以划分为旧媒体与新媒体：旧媒体是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新媒体主要是以网络为代表的电子媒体。媒体代表着政治的话语权，引领着某段时间的舆论导向的发展，对文化的形态导向形成一定的影响；权力与政治社会制度紧密相连，影响着社会体制的变迁，甚至社会生活经济条件的变化。权力是核心，需要摆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探索；制衡则表现为文明社会生态的和谐。当两个极端分化时，会导致帝国的文明传播的单一性，可能导致文明危机。兰州大学刘艳则认为英尼斯为传播学做出了：英尼斯的“大媒介”观念、媒介的偏向论、知识垄断、西方文明危机。[7]P106
　　三、媒介偏向论的当代意义
　　1. 研究的新视角
　　加拿大是一个“因为传播而存在”的，有着技术民族主义和技术大陆主义两种学派的国家。[8]P55作为技术民族主义派别的英尼斯，持着批判态度看待大众媒介，一方面警惕美国媒介的支配力量，一方面又要保持加国的传统文化的独立性。在这样特别的边缘环境的国家成长，英尼斯修读了经济学，深入分析加国经济、政治和历史，从大众物品研究中寻找因素。在美国读了经济学博士，他深入了解美国的商业传媒。有了对两国的传媒充分的研究，英尼斯希望通过研究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来发扬加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加拿大人的精神。其实，在《鳕鱼业：国际经济史》中，英尼斯在很多方面都预示了传播研究的方向，注重开发、运输技术间的关系。1946年的《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一书就是英尼斯从经济史研究到传播研究的连接基石之作。他在书中对19世纪欧美新闻出版业和政治经济生活有了深入的分析，强调媒介与它承载的知识信息对社会形态的变迁作用。后期的《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和《传播的历史》都明显地体现出传播对社会影响，甚至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路子扩展到传播技术的研究上。英尼斯把媒介放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去研究，阐述媒介对经济、政治、社会组织和生产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再分析媒介在时空的影响人们思维模式和组织的关系，寻找维持社会体系的稳定和平衡的规律。其实，这就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不过他并没有真正上提出，只是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奠下基石。英尼斯扩展出新的研究主题，拓宽传播学的研究领域，用另外一个新视角来看待传播学，具有创新意义。 　　【摘 要】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媒介种类的日益增多，媒介的研究成了研究热点。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哈罗德?英尼斯在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具有开辟创新的价值。他研究焦点是媒介与社会文化，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偏向论”，论证了传播技术、权力和制衡三者的关系。这种理论把媒介置与社会历史大背景中研究，强调传播技术的重要性，开创了媒介环境学派。本文以哈罗德·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为研究对象，着重从凡勃伦对英尼斯传播思想的影响、媒介偏向论的内容及其理论的当代意义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揭示英尼斯传播思想的独特价值及其对现代传播与传播实践产生的深刻意义，呼吁大家关注传播研究的宏观思辨视角，理解传播媒介与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哈罗德·英尼斯；传播思想；媒介偏向；传播技术
　　哈罗德·亚当斯·英尼斯（Innis, Harold Adams，1894~1952），加拿大经济学的开创者，媒介研究多伦多学派第一代的领头人。他的研究横跨经济学、历史学和传播学这三大领域。其中，他在经济学研究中发现传播技术的重大意义，进而转向了传播学研究，提出了“帝国论”与“传播偏向论”，论证了权力、传播技术和制衡三者的关系，提出政治经济学的雏形，开创了媒介环境学派。英尼斯的传播研究主要是以媒介偏向论为基石，建立在研究传播技术与社会环境变迁的大环境上。
　　一、前辈凡勃伦的经济学思想影响
　　索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同时，他是芝加哥大学受热捧的经济学思想大师，也是英尼斯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的同门师兄。英尼斯受到凡勃伦的经济学观点的影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所言：“伊尼斯的媒介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的经济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背景留下的深深的印记。”　[1]P57
　　第一，英尼斯认为，经济学不能囿于经济谈经济，必须更多地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把经济学重建成一门‘进化科学’，努力追溯漫长岁月中人类的制度和习惯的复杂演变”。[2]P161这为后来英尼斯研究传播领域中使用了以历史作为试验场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思辨研究。“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伊尼斯的讨论不再仅将传播作为推动市场的动力，而是进而将传播作为一切历史运转的轴心来探索。”　[2]P166他以动态的态度看待过去，把历史当作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他揭示了帝国要务的宏大模式。在这一点上，他就是扭转剧情，揭开演员面具之神灵[3]。第二，将经济学中的“知识垄断”与“偏向”概念引入传播学。伴随着传播技术发展的时代而成长的英尼斯，是技术民族主义派别。他一边警惕美国媒介的力量，一边要保持加国的传统文化的独立性。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背景，使得英尼斯的余生研究转向了传播学领域。另外，他把“知识垄断”与“偏向”概念引入传播学，也是深受凡勃伦的经济思想。如“偏向”这一重要概念，凡勃伦在其制度经济学中已经提出，人的本能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偏向的思想意识、习俗惯例，进而形成不同偏向的社会制度，影响制度环境中的经济活动。[4]P92英尼斯在研究传播的偏向时，将“偏向”放在一个媒介与权力制衡的背景中讨论，提出了以时空偏向为基础的“媒介的偏向论”，证明了社会与权力结构的不同导致了媒介环境的变革。
　　二、媒介偏向论的传播思想
　　英尼斯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中指出，文明的兴起、衰落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一切文明都是靠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而存在的，而任何媒介都具有时间或空间的偏倚性，可以分为以时间为为重点的媒介和以空间为重点的媒介。这两大媒介分别是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前者是质地较重、耐久性较强的媒介，例如：粘土、石头、羊皮纸等，较适于克服时间的障碍得到较长时间的保存；后者是质地较轻、容易运送的媒介，如纸草纸、白报纸等，较适于克服空间的障碍。不同的技术各有其传播取向，这些取向决定了社会组织的形式。由这些技术决定的知识垄断控制了各种社会团体间政治权力的分配。这里面的社会组织也即权力组织、政治组织。 [5]PVII这就是著名的“媒介偏向论”。伊尼斯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就是传播与帝国、组织的关系。也就是说传播的政治倾向已经带有政治经济学的萌芽。[6]
　　图1 英尼斯的 “媒介偏向论”
　　“媒介偏向论”与“帝国论”紧密相连，互相影响。一个伟大的帝国的崛起，离不开宗教因素和政治因素。要维护国家的稳定，从而建立起强大的帝国，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实现其传播时空的平衡性，即在权力、资本、技术三者中制衡。英尼斯理想的帝国就是古希腊。古希腊城邦的口头的信息传播有利于时间上的延续传播，神权政治的发展使得古希腊土地有了扩展，有利于空间上传播。这样，它实现了其传播时空的平衡性，做到了英尼斯所阐述理论中的事物发展的多面性与可持续性。
　　“媒介偏向论”主要有三个要素组成：传播技术——作为偏向的物质基础、权力——偏向的实质、制衡——实现传播时空的平衡性。传播技术是一种传播的工具，决定知识的垄断与信息的流通，促进某种文明文化形态的形成，可能会造成信息贫富的分化。当今传播媒介可以划分为旧媒体与新媒体：旧媒体是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新媒体主要是以网络为代表的电子媒体。媒体代表着政治的话语权，引领着某段时间的舆论导向的发展，对文化的形态导向形成一定的影响；权力与政治社会制度紧密相连，影响着社会体制的变迁，甚至社会生活经济条件的变化。权力是核心，需要摆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探索；制衡则表现为文明社会生态的和谐。当两个极端分化时，会导致帝国的文明传播的单一性，可能导致文明危机。兰州大学刘艳则认为英尼斯为传播学做出了：英尼斯的“大媒介”观念、媒介的偏向论、知识垄断、西方文明危机。[7]P106
　　三、媒介偏向论的当代意义
　　1. 研究的新视角
　　加拿大是一个“因为传播而存在”的，有着技术民族主义和技术大陆主义两种学派的国家。[8]P55作为技术民族主义派别的英尼斯，持着批判态度看待大众媒介，一方面警惕美国媒介的支配力量，一方面又要保持加国的传统文化的独立性。在这样特别的边缘环境的国家成长，英尼斯修读了经济学，深入分析加国经济、政治和历史，从大众物品研究中寻找因素。在美国读了经济学博士，他深入了解美国的商业传媒。有了对两国的传媒充分的研究，英尼斯希望通过研究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来发扬加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加拿大人的精神。其实，在《鳕鱼业：国际经济史》中，英尼斯在很多方面都预示了传播研究的方向，注重开发、运输技术间的关系。1946年的《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一书就是英尼斯从经济史研究到传播研究的连接基石之作。他在书中对19世纪欧美新闻出版业和政治经济生活有了深入的分析，强调媒介与它承载的知识信息对社会形态的变迁作用。后期的《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和《传播的历史》都明显地体现出传播对社会影响，甚至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路子扩展到传播技术的研究上。英尼斯把媒介放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去研究，阐述媒介对经济、政治、社会组织和生产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再分析媒介在时空的影响人们思维模式和组织的关系，寻找维持社会体系的稳定和平衡的规律。其实，这就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不过他并没有真正上提出，只是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奠下基石。英尼斯扩展出新的研究主题，拓宽传播学的研究领域，用另外一个新视角来看待传播学，具有创新意义。 存入我的阅览室 　　2. 媒介偏向与话语权
　　在历史舞台上，媒介是无冕之王，掌控着公众的话语权。在“媒介偏向论”中，媒介与权力紧密相连。英尼斯认为从电报的诞生之日起，传播媒介的初级产品或说原材料就由实体转向了虚拟的电波与频谱资源。这一转向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电报不仅催生了大都会的廉价报纸，还促使报纸联手搜集和传递新闻，从而改变了新闻供应的方式。（就美国而言）这就削弱了通过邮局和报纸交换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控制体系[2]P142。几乎在同时，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广播这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崛起，并通过二战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媒介形式。也正是因为广播在二战中的运用，英尼斯将其概括为集中化的媒介。“广播倚重连续性和时间……它需要关注的是官僚主义、计划安排和集体主义。但是它缺乏满足这些关注的经验，所以它不得不诉求于有组织的力量，将有组织力量作为确保连续性的工具[5]P156。英尼斯指出，在任何的社会中，传播媒介都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组织的形态和人们交往的形式；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会改变社会组织的形态，开创人们交往的新形式，促进新的知识结构的形成，并常常促使权力中心的转移。根据他的理论，控制传播媒介是行使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而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则可以打破旧的垄断权。这样，新媒体会引导着新一轮的话语权的导向。
　　这种媒介的偏向使得话语权的分配出现不均等的状况。特别在当今的电子信息时代，传媒的传播偏向导致传播信息的流通失衡，进而会引起社会上的知识沟的分化更加严重。这样，知识沟的进一步扩大，使得富者更加富，穷者更加穷。[9]P34　1970年，蒂奇纳、多诺霍和奥里恩提出知识沟理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一书中指出:信息不仅在国家间流动失衡，在国家内的流动也很不平衡，信息水平总是随着与城市距离的增加而迅速下降，大城市比农村地区更容易得到信息，这种差距在发达国家要小一些，在不发达国家则非常明显。信息流通失衡，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是话语权的分配不均。在信息化电子时代，信息流通失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接受者的教育素质、技术等掌握的信息的条件有限，另一方面是传播者的有意识地分配资源。
　　媒介偏向也会导致传媒间的竞争。在当今的商业化与快速消化的时代，利益追逐和市场定位细化也造成媒体间的竞争出现白热化，形成不良发展。为了争取快速报道的话语权或迎合趣味化市场，大量雷同的信息冲击着大众市场，出现审美疲劳等问题。媒介传播的信息是否真实？传媒的素养教育问题应该值得我们重视。
　　3. 媒介传播与文明传播
　　英尼斯以媒介作为文明划分的标准，一共分为 9 个时期：( 1) 埃及文明( 莎草纸和圣书文字) ； ( 2) 希腊—罗马文明( 拼音字母) ；( 3) 中世纪时期( 羊皮纸和抄本) ；( 4) 中国纸笔时期；( 5) 印刷术初期；( 6) 启蒙时期( 报纸的诞生) ；( 7) 机器印刷时期( 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等)； ( 8) 电影时期；( 9) 广播时期。
　　他认为，西方文明的稳定需要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恰当平衡，对于空间的控制能力和时间的控制能力都要重视。媒介成为观照历史进程与走向的有效途径，是人们解读、甚至引导文明发展的内在机制。而承载着精神的媒介决定了文化或文明的兴衰，传播的过程充斥着人们为追求意义与秩序而展开的斗争，通过传播媒介，人们把信息记录并转化为一定的知识体系，而这一知识体系又与特定的政治权力结构相配合。知识和权力的接力也即媒介和社会的互动，造成了传播的偏向，　[10]P11也导致了人类知识体系的星辰和文化根基的积淀。英尼斯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传播危机，发现媒介的变革与传播的进步并不必然带来文明的进展与兴盛。无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都是与金钱、权力这些抽象的“系统媒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二元对立的产生是人自我异化的表征,被囚禁于工具理性的牢笼中的人要实现自己的解放就必须重建人与人之间话语交往的基本伦理关系。在这一点上,伊氏的文明危机论与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不谋而合。[11]P146
　　4. 历史试验场
　　英尼斯在政治经济学、历史和传播学诸领域都取得非凡的成就，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级学者。他的确是一名跨学科的天才，同时也是多伦多学派的先驱。麦克卢汉把英尼斯叫做“最好的老师”，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包含一个参考文献库。”　[5]PV
　　英尼斯把历史当做实验场，解释传播技术对文化的影响。他用历史性宏大的模式来阐释传播技术，从多方位来告诉读者传播技术与社会间的关系。作为技术民族主义学派的英尼斯，带着一种批判的精神来研究技术的理性的问题，重视人文和文化的层面，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的意识。
　　5.对媒介技术持矛盾态度
　　英尼斯夸大了传播技术的强大力量。他认为，印刷业所导致的知识垄断使帝国能够形成与巩固，而帝国是具有空间偏向性，报纸媒介也具有偏向性，所以报业能够利于帝国的扩张与强大。因此，报业的掌控者是具有强大的权力的。他过于强调媒介技术的优势力量，从哲学角度看，人是具有主动性的，并不是被动而存在。正由于他这样强调传播技术，故有学者认为他和麦克卢汉都属于媒介决定论学派。但是笔者认为他不属于媒介决定论学派。英尼斯把历史当做实验场，解释传播技术对文化的影响。他用历史性宏大的模式来阐释传播技术，从多方位来告诉读者传播技术与社会间的关系。作为技术民族主义学派的英尼斯，带着一种批判的精神来研究技术的理性的问题，重视人文和文化的层面，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的意识。他不是用唯一的角度来阐释媒介，而是放在一个宏观的历史性视野来看待传播技术，不过用了相对较多的笔墨来解释技术影响社会的关系。
　　同样，英尼斯也过于担心技术的失控。他与麦克卢汉一样，是一名泛媒介论者。他曾在宏观上把西方历史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他对电子媒介产生怀疑精神，担心技术最终会失去理性的控制。他在《传播的偏向》“序言”中说，“口头文化在电子时代复活了，它与尚存的书面形态和视觉形态建立了一种非常多产的联系……希腊人从口头走向书面，我们从书面走向口头。”　[5]他认为电子媒介可以穿越时空，已经不再具有时空的偏向性了，所以又会回到口头时代。作为媒介环境论的开创者，他主张人性的关怀与恢复人性。但是他用了悲观的态度去看待电子媒介，异于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的乐观态度。
　　真正的掌控者还是在人的手中。而媒介技术只是一个传播的工具，只是承担沟通的桥梁作用。技术会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和传播的结构与秩序，但是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力量，不会有决定的作用。
　　英尼斯开拓了传播学的视野，提出话语权和西方文明危机的思考，强调人性的关怀。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因素与技术民族主义学派的背景，使得英尼斯夸大了传播技术的力量，对技术有了悲观的态度。综上所述，英尼斯对于传播学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媒介偏向论”为后来的媒介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引出了麦克卢汉的“感官偏向论”、梅罗维茨的场景偏向论，提供了研究的方向。同时，他开创了媒介环境学派，对现代传播与传播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 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M].曹静生，黄艾禾，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3] 伊尼斯.帝国与传播(麦克卢汉序言)[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 李明伟.凡勃伦对伊尼斯传播理论的影响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5] 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 胡林艳.试论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J].新闻世界，2008.
　　[7] 刘艳，徐健.试论英尼斯的传播思想[J].新闻世界，2010.
　　[8] 李洁.传播技术建构共同体——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9] 尹亚辉，陈燕.论媒介竞争下的传播偏向[J].探讨与交流，2004年，（5）.
　　[10] 张广生. 媒介与文明：伊尼斯传播理论的政治视野[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3）.
　　[11] 尤根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 M ]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2. 媒介偏向与话语权
　　在历史舞台上，媒介是无冕之王，掌控着公众的话语权。在“媒介偏向论”中，媒介与权力紧密相连。英尼斯认为从电报的诞生之日起，传播媒介的初级产品或说原材料就由实体转向了虚拟的电波与频谱资源。这一转向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电报不仅催生了大都会的廉价报纸，还促使报纸联手搜集和传递新闻，从而改变了新闻供应的方式。（就美国而言）这就削弱了通过邮局和报纸交换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控制体系[2]P142。几乎在同时，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广播这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崛起，并通过二战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媒介形式。也正是因为广播在二战中的运用，英尼斯将其概括为集中化的媒介。“广播倚重连续性和时间……它需要关注的是官僚主义、计划安排和集体主义。但是它缺乏满足这些关注的经验，所以它不得不诉求于有组织的力量，将有组织力量作为确保连续性的工具[5]P156。英尼斯指出，在任何的社会中，传播媒介都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组织的形态和人们交往的形式；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会改变社会组织的形态，开创人们交往的新形式，促进新的知识结构的形成，并常常促使权力中心的转移。根据他的理论，控制传播媒介是行使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而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则可以打破旧的垄断权。这样，新媒体会引导着新一轮的话语权的导向。
　　这种媒介的偏向使得话语权的分配出现不均等的状况。特别在当今的电子信息时代，传媒的传播偏向导致传播信息的流通失衡，进而会引起社会上的知识沟的分化更加严重。这样，知识沟的进一步扩大，使得富者更加富，穷者更加穷。[9]P34　1970年，蒂奇纳、多诺霍和奥里恩提出知识沟理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一书中指出:信息不仅在国家间流动失衡，在国家内的流动也很不平衡，信息水平总是随着与城市距离的增加而迅速下降，大城市比农村地区更容易得到信息，这种差距在发达国家要小一些，在不发达国家则非常明显。信息流通失衡，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是话语权的分配不均。在信息化电子时代，信息流通失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接受者的教育素质、技术等掌握的信息的条件有限，另一方面是传播者的有意识地分配资源。
　　媒介偏向也会导致传媒间的竞争。在当今的商业化与快速消化的时代，利益追逐和市场定位细化也造成媒体间的竞争出现白热化，形成不良发展。为了争取快速报道的话语权或迎合趣味化市场，大量雷同的信息冲击着大众市场，出现审美疲劳等问题。媒介传播的信息是否真实？传媒的素养教育问题应该值得我们重视。
　　3. 媒介传播与文明传播
　　英尼斯以媒介作为文明划分的标准，一共分为 9 个时期：( 1) 埃及文明( 莎草纸和圣书文字) ； ( 2) 希腊—罗马文明( 拼音字母) ；( 3) 中世纪时期( 羊皮纸和抄本) ；( 4) 中国纸笔时期；( 5) 印刷术初期；( 6) 启蒙时期( 报纸的诞生) ；( 7) 机器印刷时期( 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等)； ( 8) 电影时期；( 9) 广播时期。
　　他认为，西方文明的稳定需要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恰当平衡，对于空间的控制能力和时间的控制能力都要重视。媒介成为观照历史进程与走向的有效途径，是人们解读、甚至引导文明发展的内在机制。而承载着精神的媒介决定了文化或文明的兴衰，传播的过程充斥着人们为追求意义与秩序而展开的斗争，通过传播媒介，人们把信息记录并转化为一定的知识体系，而这一知识体系又与特定的政治权力结构相配合。知识和权力的接力也即媒介和社会的互动，造成了传播的偏向，　[10]P11也导致了人类知识体系的星辰和文化根基的积淀。英尼斯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传播危机，发现媒介的变革与传播的进步并不必然带来文明的进展与兴盛。无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都是与金钱、权力这些抽象的“系统媒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二元对立的产生是人自我异化的表征,被囚禁于工具理性的牢笼中的人要实现自己的解放就必须重建人与人之间话语交往的基本伦理关系。在这一点上,伊氏的文明危机论与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不谋而合。[11]P146
　　4. 历史试验场
　　英尼斯在政治经济学、历史和传播学诸领域都取得非凡的成就，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级学者。他的确是一名跨学科的天才，同时也是多伦多学派的先驱。麦克卢汉把英尼斯叫做“最好的老师”，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包含一个参考文献库。”　[5]PV
　　英尼斯把历史当做实验场，解释传播技术对文化的影响。他用历史性宏大的模式来阐释传播技术，从多方位来告诉读者传播技术与社会间的关系。作为技术民族主义学派的英尼斯，带着一种批判的精神来研究技术的理性的问题，重视人文和文化的层面，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的意识。
　　5.对媒介技术持矛盾态度
　　英尼斯夸大了传播技术的强大力量。他认为，印刷业所导致的知识垄断使帝国能够形成与巩固，而帝国是具有空间偏向性，报纸媒介也具有偏向性，所以报业能够利于帝国的扩张与强大。因此，报业的掌控者是具有强大的权力的。他过于强调媒介技术的优势力量，从哲学角度看，人是具有主动性的，并不是被动而存在。正由于他这样强调传播技术，故有学者认为他和麦克卢汉都属于媒介决定论学派。但是笔者认为他不属于媒介决定论学派。英尼斯把历史当做实验场，解释传播技术对文化的影响。他用历史性宏大的模式来阐释传播技术，从多方位来告诉读者传播技术与社会间的关系。作为技术民族主义学派的英尼斯，带着一种批判的精神来研究技术的理性的问题，重视人文和文化的层面，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的意识。他不是用唯一的角度来阐释媒介，而是放在一个宏观的历史性视野来看待传播技术，不过用了相对较多的笔墨来解释技术影响社会的关系。
　　同样，英尼斯也过于担心技术的失控。他与麦克卢汉一样，是一名泛媒介论者。他曾在宏观上把西方历史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他对电子媒介产生怀疑精神，担心技术最终会失去理性的控制。他在《传播的偏向》“序言”中说，“口头文化在电子时代复活了，它与尚存的书面形态和视觉形态建立了一种非常多产的联系……希腊人从口头走向书面，我们从书面走向口头。”　[5]他认为电子媒介可以穿越时空，已经不再具有时空的偏向性了，所以又会回到口头时代。作为媒介环境论的开创者，他主张人性的关怀与恢复人性。但是他用了悲观的态度去看待电子媒介，异于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的乐观态度。
　　真正的掌控者还是在人的手中。而媒介技术只是一个传播的工具，只是承担沟通的桥梁作用。技术会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和传播的结构与秩序，但是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力量，不会有决定的作用。
　　英尼斯开拓了传播学的视野，提出话语权和西方文明危机的思考，强调人性的关怀。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因素与技术民族主义学派的背景，使得英尼斯夸大了传播技术的力量，对技术有了悲观的态度。综上所述，英尼斯对于传播学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媒介偏向论”为后来的媒介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引出了麦克卢汉的“感官偏向论”、梅罗维茨的场景偏向论，提供了研究的方向。同时，他开创了媒介环境学派，对现代传播与传播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 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M].曹静生，黄艾禾，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3] 伊尼斯.帝国与传播(麦克卢汉序言)[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 李明伟.凡勃伦对伊尼斯传播理论的影响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5] 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 胡林艳.试论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J].新闻世界，2008.
　　[7] 刘艳，徐健.试论英尼斯的传播思想[J].新闻世界，2010.
　　[8] 李洁.传播技术建构共同体——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9] 尹亚辉，陈燕.论媒介竞争下的传播偏向[J].探讨与交流，2004年，（5）.
　　[10] 张广生. 媒介与文明：伊尼斯传播理论的政治视野[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3）.
　　[11] 尤根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 M ]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存入我的阅览室 　　2. 媒介偏向与话语权
　　在历史舞台上，媒介是无冕之王，掌控着公众的话语权。在“媒介偏向论”中，媒介与权力紧密相连。英尼斯认为从电报的诞生之日起，传播媒介的初级产品或说原材料就由实体转向了虚拟的电波与频谱资源。这一转向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电报不仅催生了大都会的廉价报纸，还促使报纸联手搜集和传递新闻，从而改变了新闻供应的方式。（就美国而言）这就削弱了通过邮局和报纸交换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控制体系[2]P142。几乎在同时，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广播这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崛起，并通过二战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媒介形式。也正是因为广播在二战中的运用，英尼斯将其概括为集中化的媒介。“广播倚重连续性和时间……它需要关注的是官僚主义、计划安排和集体主义。但是它缺乏满足这些关注的经验，所以它不得不诉求于有组织的力量，将有组织力量作为确保连续性的工具[5]P156。英尼斯指出，在任何的社会中，传播媒介都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组织的形态和人们交往的形式；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会改变社会组织的形态，开创人们交往的新形式，促进新的知识结构的形成，并常常促使权力中心的转移。根据他的理论，控制传播媒介是行使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而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则可以打破旧的垄断权。这样，新媒体会引导着新一轮的话语权的导向。
　　这种媒介的偏向使得话语权的分配出现不均等的状况。特别在当今的电子信息时代，传媒的传播偏向导致传播信息的流通失衡，进而会引起社会上的知识沟的分化更加严重。这样，知识沟的进一步扩大，使得富者更加富，穷者更加穷。[9]P34　1970年，蒂奇纳、多诺霍和奥里恩提出知识沟理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一书中指出:信息不仅在国家间流动失衡，在国家内的流动也很不平衡，信息水平总是随着与城市距离的增加而迅速下降，大城市比农村地区更容易得到信息，这种差距在发达国家要小一些，在不发达国家则非常明显。信息流通失衡，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是话语权的分配不均。在信息化电子时代，信息流通失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接受者的教育素质、技术等掌握的信息的条件有限，另一方面是传播者的有意识地分配资源。
　　媒介偏向也会导致传媒间的竞争。在当今的商业化与快速消化的时代，利益追逐和市场定位细化也造成媒体间的竞争出现白热化，形成不良发展。为了争取快速报道的话语权或迎合趣味化市场，大量雷同的信息冲击着大众市场，出现审美疲劳等问题。媒介传播的信息是否真实？传媒的素养教育问题应该值得我们重视。
　　3. 媒介传播与文明传播
　　英尼斯以媒介作为文明划分的标准，一共分为 9 个时期：( 1) 埃及文明( 莎草纸和圣书文字) ； ( 2) 希腊—罗马文明( 拼音字母) ；( 3) 中世纪时期( 羊皮纸和抄本) ；( 4) 中国纸笔时期；( 5) 印刷术初期；( 6) 启蒙时期( 报纸的诞生) ；( 7) 机器印刷时期( 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等)； ( 8) 电影时期；( 9) 广播时期。
　　他认为，西方文明的稳定需要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恰当平衡，对于空间的控制能力和时间的控制能力都要重视。媒介成为观照历史进程与走向的有效途径，是人们解读、甚至引导文明发展的内在机制。而承载着精神的媒介决定了文化或文明的兴衰，传播的过程充斥着人们为追求意义与秩序而展开的斗争，通过传播媒介，人们把信息记录并转化为一定的知识体系，而这一知识体系又与特定的政治权力结构相配合。知识和权力的接力也即媒介和社会的互动，造成了传播的偏向，　[10]P11也导致了人类知识体系的星辰和文化根基的积淀。英尼斯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传播危机，发现媒介的变革与传播的进步并不必然带来文明的进展与兴盛。无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都是与金钱、权力这些抽象的“系统媒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二元对立的产生是人自我异化的表征,被囚禁于工具理性的牢笼中的人要实现自己的解放就必须重建人与人之间话语交往的基本伦理关系。在这一点上,伊氏的文明危机论与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不谋而合。[11]P146
　　4. 历史试验场
　　英尼斯在政治经济学、历史和传播学诸领域都取得非凡的成就，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级学者。他的确是一名跨学科的天才，同时也是多伦多学派的先驱。麦克卢汉把英尼斯叫做“最好的老师”，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包含一个参考文献库。”　[5]PV
　　英尼斯把历史当做实验场，解释传播技术对文化的影响。他用历史性宏大的模式来阐释传播技术，从多方位来告诉读者传播技术与社会间的关系。作为技术民族主义学派的英尼斯，带着一种批判的精神来研究技术的理性的问题，重视人文和文化的层面，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的意识。
　　5.对媒介技术持矛盾态度
　　英尼斯夸大了传播技术的强大力量。他认为，印刷业所导致的知识垄断使帝国能够形成与巩固，而帝国是具有空间偏向性，报纸媒介也具有偏向性，所以报业能够利于帝国的扩张与强大。因此，报业的掌控者是具有强大的权力的。他过于强调媒介技术的优势力量，从哲学角度看，人是具有主动性的，并不是被动而存在。正由于他这样强调传播技术，故有学者认为他和麦克卢汉都属于媒介决定论学派。但是笔者认为他不属于媒介决定论学派。英尼斯把历史当做实验场，解释传播技术对文化的影响。他用历史性宏大的模式来阐释传播技术，从多方位来告诉读者传播技术与社会间的关系。作为技术民族主义学派的英尼斯，带着一种批判的精神来研究技术的理性的问题，重视人文和文化的层面，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的意识。他不是用唯一的角度来阐释媒介，而是放在一个宏观的历史性视野来看待传播技术，不过用了相对较多的笔墨来解释技术影响社会的关系。
　　同样，英尼斯也过于担心技术的失控。他与麦克卢汉一样，是一名泛媒介论者。他曾在宏观上把西方历史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他对电子媒介产生怀疑精神，担心技术最终会失去理性的控制。他在《传播的偏向》“序言”中说，“口头文化在电子时代复活了，它与尚存的书面形态和视觉形态建立了一种非常多产的联系……希腊人从口头走向书面，我们从书面走向口头。”　[5]他认为电子媒介可以穿越时空，已经不再具有时空的偏向性了，所以又会回到口头时代。作为媒介环境论的开创者，他主张人性的关怀与恢复人性。但是他用了悲观的态度去看待电子媒介，异于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的乐观态度。
　　真正的掌控者还是在人的手中。而媒介技术只是一个传播的工具，只是承担沟通的桥梁作用。技术会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和传播的结构与秩序，但是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力量，不会有决定的作用。
　　英尼斯开拓了传播学的视野，提出话语权和西方文明危机的思考，强调人性的关怀。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因素与技术民族主义学派的背景，使得英尼斯夸大了传播技术的力量，对技术有了悲观的态度。综上所述，英尼斯对于传播学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媒介偏向论”为后来的媒介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引出了麦克卢汉的“感官偏向论”、梅罗维茨的场景偏向论，提供了研究的方向。同时，他开创了媒介环境学派，对现代传播与传播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 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M].曹静生，黄艾禾，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3] 伊尼斯.帝国与传播(麦克卢汉序言)[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 李明伟.凡勃伦对伊尼斯传播理论的影响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5] 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 胡林艳.试论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J].新闻世界，2008.
　　[7] 刘艳，徐健.试论英尼斯的传播思想[J].新闻世界，2010.
　　[8] 李洁.传播技术建构共同体——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9] 尹亚辉，陈燕.论媒介竞争下的传播偏向[J].探讨与交流，2004年，（5）.
　　[10] 张广生. 媒介与文明：伊尼斯传播理论的政治视野[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3）.
　　[11] 尤根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 M ]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想[J].新闻世界，2008.
　　[7] 刘艳，徐健.试论英尼斯的传播思想[J].新闻世界，2010.
　　[8] 李洁.传播技术建构共同体——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9] 尹亚辉，陈燕.论媒介竞争下的传播偏向[J].探讨与交流，2004年，（5）.
　　[10] 张广生. 媒介与文明：伊尼斯传播理论的政治视野[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3）.
　　[11] 尤根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 M ]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存入我的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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